这跟要求人们牢记某桩弥天大罪是不太一样的。（“永世不忘。”）也许，记忆被赋予太多价值，思考则未受足够重视。怀念是一种道德行为，本身自有其道德价值。令人痛苦的是，记忆是我们与死者可能有的惟一关系。因此，怀念是一种道德行为的想法，深植于我们的人类天性；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我们追思在自然情况下早于我们死去的人——祖父母、父母、老师和年纪较大的朋友。冷酷与记忆缺失似乎形影不离。但是在一段较长的集体历史的时间范围内，历史却对怀念的价值发出矛盾的信号。世界上的不公正现象实在太多了。而太多的怀念（古老的冤屈：塞尔维亚人、爱尔兰人）令人怨气难平。和平就是为了忘却。为了和解，记忆就有必要缺失和受局限。如果目标是为了有一个空间来安度人生，那就必须让某些不公正的事体溶入更广阔更普遍的谅解，也即无论哪里，人们都对彼此干下了伤天害理的事。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指出有一个地狱，当然并不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性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怵、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在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谁也没有权利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享受这种程度的无知或记忆缺失。如今存在着的大量影像，使人更难维持这种道德发育不全。就让暴行影像令我们寝食难安吧。即便它们只是符号，且不可能涵括它们所指涉的大部分现实，但它们仍然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影像说：这就是人类有能力做的——也许是主动地、热情地、自以为是地做的。请勿忘记。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即使有姓名，也不大可能被“我们”所知。当伍尔夫指出她看到的一张照片中一具男人或女人的尸体如此血肉模糊以致完全可以是一只死猪时，她的意思是说，战争的残暴性已毁去了个人的身份，甚至人类的身份。这当然是从远方观看时战争的样子——它只是一个影像。受害者、悲伤的家属、新闻的消费者——全都有自身与战争的接近性或远离性。被最坦率地表现出来的战争，被最坦率地暴露的灾难受害者尸体，都是那些看似最外国的，因此最不大可能被了解的。一旦对象接近本土，摄影师往往会较为谨慎。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战争受害者的照片本身，就是一种辞令。它们反复强调。它们简化。它们煽动。它们制造共识的们觉。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指出有一个地狱，当然并不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性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些人施加令人发悚、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谁也没有权利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享受这种程度的无知或记忆缺失。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现代性的大口已嚼掉现实并把全部杂物变成影像吐了出来。据一种影响深远的分析，我们生活在一个“奇观社会”。每种情况都必须变成奇观，否则对我们来说就不是真的一一即是说，弓不起我们的兴趣。人们也纷纷要变成影像：名人。现实已退位。只剩下对现实的描绘；媒体。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一个民族的苦难和殉难的照片，不只是死亡、失败、受害的提醒物。它们还使人想起幸存的奇迹。要使记忆永久化，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执行不断更新、创造、回忆一一尤其是在偶像式照片的烙印的协助下一一的任务。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所有记忆都是个人的，不可再生产的。它随着每个人死去。所谓的集体记忆，并非纪念，而是规定：这是重要的，而这是讲述事情经过的故事，还配合照片把故事嵌入我们脑中。意识形态制造了庞大的图像档案，这是一些代表性的图像，概括人们对重要性的普遍看法，并催生可预期的思想和感情。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震撼会变成熟视无睹。震撼会逐渐消失。即使不会消失，我们也可以不看。人们有办法保护自己，消除令他们困扰的东西。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把苦难放大，把苦难全球化，也许能刺激人们感到有必要多“关心”，但也会使他们觉得苦难和不幸实在太无边无际，太难以消除，太庞大，根本无法以任何地方性的政治干预来改变。一个在这样的尺度上构思的题材，只会使同情心不知所措，而且也会变得空泛。但是切的政治，就像一切的历史，都是具体的。（确切地说，任何认真思考历史的人，都不可能也认真地对待政治。）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在战争摄影中发现美，未免太冷酷了。但那毁灭的风景依然是一种风景。废墟中也有一种美。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摄影师的意图并不能决定照片的意义照片将有自己的命运，这命运将由利用它的各种群体的千奇百怪的念头和效忠思想来决定。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被拍摄下来的东西，对那些在别处把它当成“新闻”的人来说，就变成真实。但是，一场正被经历的灾难，反而往往怪异地变得仿佛是被表现出来的。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世界贸易中心所遭到的攻击，在那些逃出世贸大楼或就近观者的人士的最初描述中，常被说成“不真实”、“超现实”、“像电影”。（以前，灾难生还者往往用“感觉就像一场梦”来描述他们刚经历过的事情，描述那种短期内难以形容的感觉，但是，经过好莱坞四十年来一部部耗资庞大的灾难片的洗礼，这种描述方式似乎已被“感觉就像电影”取代了。）不间断的影像（电视、流式视频、电影）已变成我们的环境，但是若说到记忆，照片却有着更深刻的感染力。记忆能定格，其基本单位是单个影像。在资讯超负荷的年代，照片提供了一个快捷理解某东西的途径和用来记忆这东西的压缩形式。照片像一句引语，一句格言或箴言。我们每个人都在大脑里储存数以百计的照片，随时供我们回想。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和平就是为了忘却。为了和解记忆就有必要缺失和受局限。如果目标是为了有一个空间来安度人生，那就必须让某些不公正的事体溶入更广阔更普遍的谅解，也即无论哪里，人们都对彼此千下了伤天害理的事。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问题是如何对待已被激起的感情，对待已知悉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我们”束手无策——但“我们”是谁？——而“他们”也束手无策——“他们”又是谁？——那幺你就会开始感到沉闷、犬儒和冷漠。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这批评还有一种更激进——更犬儒——的倾向，认为根本没有什幺可捍卫的：现代性的大口已嚼掉现实，并把全部杂物变成影像吐了出来。据一种影响深远的分析，我们生活在一个“奇观社会”。每种情况都必须变成奇观，否则对我们来说就不是真的——即是说，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人们也纷纷要变成影像：名人。现实已退位。只剩下对现实的描绘：媒体。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也许，惟一有权利看这种极端痛苦的影像的人，是那些有能力去为减轻这痛苦做点事的人——譬如上述照片的拍摄地点军队医院的外科医生——或可以从中吸取教训的人。我们其他人都是窥视狂，不管我们自己是否想窥视。伍尔夫宣称，照片“不是争论；它们就是事实直接对眼睛所说的未经加工的声明”。真相是，它们并非“就是”任何东西，也绝非仅仅被视作事实，无论是伍尔夫或别人。因为，诚如她紧接着补充的：“眼睛与大脑连结，大脑与神经系统连结。那系统通过每个过去的记忆和现在的感觉瞬间就把信息传递出来。”这种敏捷使照片既是客观记录又是个人见证，既是对现实某个实际时刻的忠实复制或转录，又是对该现实的解释——这是文学长期以来致力要达到但实际上从未达到的技艺。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也许，记忆被赋予太多价值，思考则未受足够重视。把他们的苦难拿来跟另一个民族的苦难并列，等于是互相比较（谁的地狱更糟糕？），从而把萨拉热窝的殉难贬为一个例子而已。对现代性的批判（它几乎像现代性本身一样古老）有一个基本理念，认为现代生活充斥着大量恐怖，它们腐蚀我们，也使我们逐渐习惯它们。这是波德莱尔写于十九世纪六〇年代初的日记：浏览任何报纸，不管是哪天、哪月或哪年，根本不可能不在每一行里看到人类反常的可怕踪迹……每一份报纸，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除了一系列恐怖，什幺也没有。战争、犯罪、盗窃、纵欲、酷刑，王子、国家和个人的邪恶行为，全都是世界性的暴行的狂欢。文明人每天正是以这种可憎的开胃菜来帮助消化他的早餐。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记忆愈来愈变成不是回想一个故事，而是有能力回想一张照片。照片留下了参考路线，成为追求各种目标的图腾：情绪围绕一张照片要比围绕着一个文字口号更容易清晰化。照片还有助于建构——以及修改——我们对较遥远的过去的感知，尤其是迄今不为人知的照片的流传带来的事后震撼。大家都认得的照片，如今已构成一个社会选择思考什幺或宣称它已选择思考什幺时不可或缺的参照。社会把这些理念称为“记忆”，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种虚构。严格地讲，根本不存在集体记忆这回事——它就像集体悔罪这种假概念一样无稽。但却存在集体指示。有关暴行的照片，既是展示，也是合谋。照片把人物和事物客观化：它们把一件事或一个人变成可被拥有的东西。照片是一种炼金术，尽管它们是作为一种对现实一目了然的描述而被珍视。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而在我们这个无限自我复制和自我传播的数码时代，文字更容易被掩盖，也更容易被忘记。某些针对暴行影像的斥责，与对视觉本身的界定并无分别。视觉是无须费力的；视觉需要空间上的距离；视觉可以关闭（我们眼睛上有眼睑，我们耳朵上没有可关闭的门）。古希腊哲学家认为眼睛是五官中最卓越、最高贵的；如今，同样这些特质却变成缺陷。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所有记忆都是个人的，不可再生产的一一它随着每个人死去。所谓的集体记忆，并非纪念，而是规定：这是重要的，而这是讲述事情经过的故事，还配合照片把故事嵌入我们脑中。意识形态制造了庞大的图像档案，这是一些代表性的图像，概括人们对重要性的普遍看法，并催生可预期的思想和感情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土地再分配会议》中，一位正给怀中婴儿授乳的憔悴的妇女站着仰望（紧张地？畏惧地？）。这张照片常常使人想起某个人正担忧地扫视天空，看是否有空袭飞机。她的面部表情和她周围人们的面部表情，似乎充满疑惧。记忆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更改这个影像，给予齐姆的照片一个象征性的地位，不是为了它实际上表现的事情（一次户外政治会议，发生在战争爆发前四个月），而是为了即将发生在西班牙的、会带来巨大反响的事情：飞机空袭城市和农村，其惟一目的就是彻底摧毁它们。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指出有一个地狱，当然并不是就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性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怵、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在到达一定的年龄之后，谁也没有权利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享受这种程度的无知或记忆缺失。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现代性的公民，这些把暴力当成奇观的消费者，精于既接近又不必冒险的状态，又懂得以犬儒主义来看待可能的真诚。有些人会不惜一切来使自己免受感动。坐在躺椅里，远离危险，然后宣称拥有高人一等的位置，这是何等洒脱。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强调相机拍照的证据功能的人，把拍照者的主观意欲这问题偷偷抽走。因为面对有关暴行的摄影时，人们期待的是见证的重量，而非艺术的玷污——艺术在此等同于虚伪或矫饰。记录人间地狱的照片，若看来不像是在「恰当的」灯光或构图下拍成的，其可信度便会增加，因为拍照者若非业余人士，就是——同样吻合观者期望的——采用了某种常见的反艺术惯技。一般认为，艺术手段愈粗糙，造假性就愈低——现时所有广泛流传的灾痛照片都得承受造假之疑——也较能避免轻率的怜悯或认同。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死伤平民及炸毁房屋的影像可以加深对敌人的仇恨，例如2002年4月，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位于卡达（Qatar）的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每小时重复播放的以色列摧毁叶宁难（p.22）民营的录影片段。对全世界许许多多收看半岛电视台的观众来说，这个片段无疑充满了煽动性，其中所诉说的以色列军队行径，没有一样不是观众早已深信不疑的。反之，任何与己方的素有信念相违的图片证据，都会遭到斥逐，视为在镜头前刻意乔张的假象。见到己方暴行的佐证图片时，最典型的反应是说：图片时捏造的，根本并无其事，那些尸首是对方用货车从停尸间运来放到街上的；或是说：是的，确实有这些暴行，但那是对方做的，是他们自己人杀自己人。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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