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名句 ▼

书籍名句

除了经济功能，茶馆还作为各种社会组织及社会团体的总部或聚会地，扮演着更重要的社会角色。

——王笛《茶馆》

茶馆也是一个劳动力市场，许多劳工在那里待雇。一般来说，同一行业的工人聚在同一个茶馆里，雇主知道哪里最容易找到自己需要的工人。

——王笛《茶馆》

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各种人在这里以个人或集体的身份进行活动，反映了城市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地方文化的力量。

——王笛《茶馆》

茶馆戏园的改良和控制揭示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与国家文化的同一性之间的斗争。在国家权力及其文化霸权之下，大众娱乐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了，但传统的娱乐形式和许多旧的节目仍然被保留下来。虽然国家强化新的规章，但要达到其目的并非轻而易举。从晚清改革到国民政府崩渍，成都地方文化和习惯堡垒顽固地坚守着它们的防线。不过，在抗日战争中，利用民族危机和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国家最后还是把它的权力深入到茶馆并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大众娱乐。

——王笛《茶馆》

那些支持戏曲改良者在改良现存曲目和创作新戏方面双管齐下，同时，改良者认为优伶之行为会影响到观众，因而力图“文明化”梨园中人。

——王笛《茶馆》

看戏花费不少金钱和时间，但为什么人们仍然喜欢去戏园呢？作者指出三个原因：摆脱烦恼、寻求灵感、陶治情操。

——王笛《茶馆》

当政府把重点放在对娱乐的控制时，精英则把注意力集中到地方戏的改良上

——王笛《茶馆》

那些过去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因为使用同一个而被联系在一起，而那些有关系的人在茶馆里进行个人、社会、经济的各种活动，更加强了他们间的纽带关系。

——王笛《茶馆》

角色随时转换，这反映了普通人与公共空间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公共角色的转化显示茶馆可以为各种人服务，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扮演不同的角色，或者同时扮演双重角色。

——王笛《茶馆》

茶馆是一个人们追求休闲活动的场所，人们在那里具有平等使用公共空间、追求公共生活的权利。

——王笛《茶馆》

成都人和爱尔兰人习俗的这种相似性告诉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能够创造一种类似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基础是相互责任和建立一种社会契约。无论种族、文化、国别，人们有时具有很多共同点，虽然表现的形式会有所不同，成都的“喊茶钱”与美国城市的“我招待”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王笛《茶馆》

这反映了其对新的物质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复杂态度。一方面，这些新东西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但另一方面，它们又造成了人们骄傲和珍视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改变。其实还有一个结果是这篇文章所没有提到的：温水瓶的使用可能使一些人在家中喝茶。过去茶馆是唯一为普通居民提供鲜开水的地方，温水瓶的使用，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难题。那些对开水要求不是很高的茶客，要喝茶也不是非去茶馆不可了。

——王笛《茶馆》

茶馆是最便宜的休息和社交场所。

——王笛《茶馆》

有的茶馆颇像社会俱乐部，共同的爱好把人们聚集在一起。

——王笛《茶馆》

茶馆议论实际上起着一个“舆论监督”的作用。

——王笛《茶馆》

在相当程度上茶馆即意味着“公共论坛”，茶馆聊天经常反映了“公论”。

——王笛《茶馆》

也即是说，茶馆既是得到信息之地，也是小道消息、流言飞语传播的地方。这恐怕也就是国家总是力图对这个空间严加控制的原因之一。

——王笛《茶馆》

还有人写道，人们喜欢去茶馆会客有三个原因，一是成都是个大城市，两人会面选两人住家中间地带的一家茶馆，这样大家都不用跑很远的路；二是在家里接待客人要准备饭菜，耗时费力；三是成都为省会，吸引许多外地人，但在旅店谈生意既不方使也不舒服，因此茶馆是个好地方。

——王笛《茶馆》

1942年，一个地方文人归纳，成都有四类茶客。首先便是“吃闲茶”的人。（他们一般是在春熙路、商业场、少城公园、复兴门外等区域的大茶馆。春熙路和商业场店铺众多，许多中产及以上家庭的妇女到这里购物。许多来这里茶馆喝茶的顾客并非真的喝茶，无非是来打望女人，一饱眼福）

——王笛《茶馆》

“有闲阶级”可能包括文人儒生、城居地主、退休官员、财主寓公等各类中产以上阶级。而“有忙阶级”涉及更广，可能包括四种人：一是以茶馆为舞台者，像讲评书、演地方戏和曲艺的艺人；二是以茶馆作为生意场所的人，如商人、江湖郎中等；三是以茶馆为工场和市场者，如工匠和小贩等；四是在茶馆里会客、议事的官员和文人等。当然，“闲人”“忙人”并非社会阶层的划分，角色可以相互转化。例如，“有闲”的人并非都是富人，一个苦力找不到工作无所事事，也可以是一个“闲人”；一个富商在茶馆里做交易，也可以是一个“忙人”。

——王笛《茶馆》

我认为，当讨论新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间题时，年代便十分关键，但讨论那些相对稳定、变化很小的文化现象时，时间不再特别重要

——王笛《茶馆》

总而言之，最基本的三个问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以什么方式使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茶馆在城市经济中的角色？茶馆在何种程度上成为政治斗争的舞台？

——王笛《茶馆》

批评一般集中在关于茶馆生活的几个方面：赌博、看“淫荡”和“暴力”的戏、浪费（金钱和时间）、妇女进人有伤风化等。改良精英对妇女出入公共场所甚为不满。这种态度与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他们对妇女的态度应该比守旧者更为开化和宽容大相径庭。这些改良者推动了许多以西方和日本为范本的经济、教育、社会方面的改革，但他们在妇女问题上比其在西方的同侪保守得多，认为妇女在公共场所的抛头露面是“不文明”的。

——王笛《茶馆》

整个20世纪上半叶，关于成都人坐茶馆的争论都十分激烈，大概以1937年为界，前后有明显不同。第一个阶段从晚清到1930年代初，对茶馆的批评基本来自成都内部，是当时地方精英推行城市改良、反大众文化之一部分，他们认为坐茶馆是“落后”生活方式的代表，而外来者却多对茶馆持欣赏态度。第二个阶段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对茶馆及其文化的批评主要来自外省人（特别是从东部沿海来的，在四川经常被称为“下江人”），但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弹，显示了内地和沿海地区文化的冲突。

——王笛《茶馆》

在这个时期城市的改良和现代化过程中有两条线并进：一是国家角色加强的同时，现代化持续消弭地方文化的特点，导致地方文化独特性的削弱；二是在此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既显示了其坚韧性，亦展现了其灵活性，以对抗国家权力和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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