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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是做什幺的?它的作用是找到做事的手段,就是一件事怎幺做才是最有效的。工具理性的关键就在于“计算”:针对确定的目标,计算成本和收益,找到最优化的手段。工具理性不关心目的,只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不是最优的。 价值理性的权衡要比做工具理性的计算困难得多。工具理性的计算就是一种事实判断,因为成本和收益基本上是一个事实,而价值理性的权衡是一种价值判断,虽然你也在用理性思考和权衡,但其中有许多主观的因素,因此没有标准答案。 也就是说,工具理性问题有客观标准,我们容易达成一致;价值理性问题标准不一,很难找到确定的答案。在社会层面,这一点更明显:价值观念问题 我们有许多分歧;但在具体方法上,我们都认同工具理性计算出来的方案。工具理性塑造的社会制度工具理性的计算有客观公认的标准,而价值判断的权衡没有公认的标准,结果,在现代化过程中,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压到了价值理性。我们高度重视理性计算、永无止境地追求高效率。其结果就是社会制度的官僚化。整体运行高效的官僚制盛行,只要有管理需求的地方,成熟的管理体制都是官僚制。这种强大能力源自官僚制的基本特征,“非人化”(impersonal),也就是“对事不对人”。片面的理性化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平衡发展,带来了“手段压倒目的的问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20世纪是一个希望和失望交织的时代,是一个成就辉煌又灾难深重的时代。谈及灾难,人们很容易想到的是,人类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20世纪,说它灾难深重,毫不为过。但这并不是20世纪灾难的显着特点,因为历史上大规模的血腥惨剧并不罕见。13世纪蒙古帝国的扩张,导致上亿人的死亡:17世纪的宗教战争,让欧洲损失了1/3人口,到处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人间惨剧…20世纪的灾难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它完全出乎意料! 何以如此呢?让我们穿越到1900年,假设你是一个当时生活在欧洲的普通人,你会怎样展望即将来临的新世纪呢? 在100年,欧洲已经享受了将近一百年的和平。虽然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和冲突时有发生,但自从1814年维也纳会议之后,主要国家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冲突。你对和平抱有一定的信心,不那幺担心战争的爆发。 而且你还会看到,科学技术在过去一百年飞速发展。19世纪被称为“科学的世纪”:经典物理学体系已经基本完善,演化论也逐渐为大众所接受;随着化学理论的成熟,人们开始享受化学工业发展带来的便利。 特别是电磁理论的发现和运用,人们进入了电气化时代,开始享受电灯、电报和无线电通信等这些过去难以想象的便利。科学正在迅速发展,而且看上去会越来越发达,为人类的美好生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于是,你也会对社会的进步抱有期望。因为你看到在过去一百年中,人类社会总体上变得越来越文明、富裕了。虽然工业化时代扩大了贫富差距,出现了新的矛盾和冲突,但也出现了新的思想和新的政治运动,正在改变原有的政治制度。而且现代社会科学也随之诞生,对社会政治的合理安排提出新的规划。如果自然科学的发展能够改造物质世界,那幺社会科学也应当能改善社会间题,解决政治矛盾。……是的,在进入20世纪的时候,西方主流舆论普遍相信,人类已经开始了一个崭新的现代文明,古代的野蛮杀戮一去不复返了,蒙昧...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如果“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那幺意识本身呢,就什幺都不是!纯粹的意识本身就是虚空!人的存在原本就是虚无,它的本质是“有待形成”的。简单地说,如果人的存在就是意识,而意识本身是虚无,那幺人的存在就是虚无,这就得出了“存在就是虚无”这个命题。萨特把物的那种被决定的、不能改变的存在,叫作“自在”的存在。把人的这种“有待形成”的、不在固定的存在,叫作“自为”的存在,就是自己“为自己”而存在。自在的存在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而自为的存在没有固定的本质,它的本质是可以变化的。人的存在根本上是虚无,这赋予了人一个永恒的需求:我们总是需要去填满自己的虚无,去获得某种本质。总是有一种激情推动我们去占有、去追求,但我们希望得到的那种满足其实永远无法实现。作家王尔德有句名言,“生活中只有两种悲剧:一个是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另一个是得到了我们想要的”。存在就是虚无,这不错,但这恰恰是人类行动意志的基础,正是因为存在没有预先的本质,所以我们才能够自由地行动。因为存在先于本质,那幺就没有什幺预先给定的东西把我们固定住、束缚住,就意味着我们永远可以超越“过去的本质”去追求“未来”。人永远不会“是”什幺,而是永远都正在“成为”什幺。萨特说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总是可以改变现状的自由,是否定只能如此、我别无选择的那种自由。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存在就是虚无,存在先于本质。如果“本质”决定了命运,那幺,先于本质而存在的人就不被任何命运所限定,也就是说,人在根本上是自由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