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名句
搜索
给我们的是无数个不定的选项。于是我们就进了一个价值多元化的困境。 价值多元的困境 平时说起“多元化”,一般是正面赞赏:多元价值给了我们更大的选择空间,让个人获得了更多自由。举个例子,在中世纪的欧洲,如果你不信教,可能会很危险;但现在你能够自由选择相信或是不信。这是积极的一面。 但为什幺说价值多元化又是一种“困境”呢?这是因为价值多元化之于个人精神和公共社会生活还有消极的一面。 先说个人。个人层面上,价值多元化増加了人的困惑和迷茫。人总要寻求意义。韦伯有一句名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价值多元化的处境中,我们好像有很多选择,可以相信A,也可以相信B,但没人能说,A或者B就是最好的。因此,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生:有人仍然信奉宗教,有人一心追逐名利,有人相信知足常乐、随遇而安,有人执着于奋斗进取和成功,有人相信及时行乐、沉湎于各种感官享受…每个人的选择都可能有自己的主观理由,却没有一个公认的共同理由。 我在导论部分提到,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韦伯引用托尔斯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片面的理性化 这样看来,工具理性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很明显的好处。但你记得吗,我们说过,韦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既能够看到现代性的强大力量,又能敏锐地指出其中的深层问题。 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 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 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入太深,以至于忽视了,甚至放弃了最初的目标。 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学者大多比较贫寒。当时有经商的机会,有些学者就去“下海”经商,但声明这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发等赚到了钱就会返回学术领域。后来,成功赚到钱的都继续做商人了。获得财务自由又回来做学术的人,我只见到过一个,那就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沈志华老师,其他的我再也没见过。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传统认知模式有一个前提假定: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的真相或者真理。我们去认知它,就是努力地去理解这个真相,再把它表达出来,只要不断向前推进,就可以越来越接近这个真相,最终完全认识和掌握真相。就好像苏东坡的庐山,身在此山中的时候,看不到庐山真面目,但如果远近高低绕着它看一圈,就能认识到庐山真面目。声音也是一样,虽然人的耳朵只能听到某些频率的声音,但我们用科学工具不断探测、研究,就能了解到声立木质上是一种声波。但尼采的视角主义和这些完全不同,它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认知误式。视角主义不是说不同的视角会对同一个客观真相得出不同的主观认知,而是要说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客观真相。尼采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真相”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假设。没有任何人能确定是否存在这个所谓的“客观真相”。如果说有谁能看到这个绝对的客观真相,那只能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但别忘了,上帝已经“死了”。不管怎样,人类不可能确定存在一个绝对真相。人能得到的,就是一个个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不同真相。更准确地说,人不是“看到”真相,而是“制造”了真相。在尼采看来,外部世界虽然是存在的,但在人出现之前,它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属性,只是一团混沌而已。是人把概念和意义赋予到它上面,才让它变成了“事物”。打个比方,比如一堆“木头”,在人登场之前,它只是一团混沌,甚至连“木头”这个名字都没有。然后人出现了:要取暖的人把它看作是“燃料”,要造房子的人把它看作“建筑材料”,而一个极端饥饿的人,甚至把它当作“食物”……燃料、建筑材料、食物,都是人制造出来的真相。我们以为我们在“认识”真相,其实我们是在制造真相。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这样一个工作、生产、消费的循环中,人陷入了单一的生活模式一如何赚钱然后如何消费一一人的思维模式也变得单一化了。这是韦伯讲的工具理性,追求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计算模式,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想如何赚更多的钱,然后如何享受更优越的消费。表面上看,人好像也有自由,可以自己选择做什幺工作,也能自由选择买哪一种商品,但说到底,这些“自由”都没有超出这个单一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人只是在这个无尽的循环中打转而已 所以,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而是“单面,或者说“单向度”的社会,生活在这种体制中的人,也不是立体丰富的全面发展的个体,而是丧失了真正自由的“单面人”。 变革的必要性 马尔库塞相信,如果社会的进步仅仅只是越来越富裕,那就算不上是真正的进步,因为人的异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深入更广泛地透和弥散在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是一个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的社会,一种平庸而单面的世界。他认为,如果社会的进步只是变得富裕或者只是财产的转变,那就是对“人的解放”这一承诺的背,是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理想的背弃。 因此,马尔库塞呼吁真正的社会变革,摆脱资本主义的异化,去争取经济、政治和精神的全面自由。而这场变革在理论上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揭示资本主义这场贿赂的真面目,论证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欺诈交易。 马尔库塞的批判深刻而犀利,有很强的感召力。但我们也看到,半个世纪过去了,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产生本质性的变化。即使大家承认变革是必要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覚不可能没有痕,“解放的灵”就伏在裂痕之中。马尔库塞这个社会,力于揭穿这种性的统一,就是要把裂痕开,将解放的 风放出来,在思想面上为变革创造条件。 可是,在工人阶级被收买之后,变革的主体在哪里呢?马尔库塞把希望寄于体的边缘人群,包括青年学生、失业者、流浪汉以及其他被压迫的社会底层。他们不是体侧的既得利益者,还没有被收编。他们的抗争虽然缺乏自觉意识,但这些被压迫者的抗争,最有可能撕开体制伪善的一面。 马尔库塞希望,这些自发的反抗和斗争能够从他的批判理论中汲取思想养分,产生出自觉的政治意识,再进一步扩展到更广泛的人群。他呼呼一种“大拒绝”,呼吁人们去否定现状,不再沉湎于消费和享受,用“变革的主体性”取代“消费的主体性”,让抗议和反抗演变为真正改变世界的解放运动。 但是,尽管怀抱如此宏大的期望,对于运动的最终结果,马尔库塞并不乐观。他说批判理论并不许诺成功,但仍然怀有希望。在《单面人》的最后,马尔库塞引用了本雅明写下的一句话:“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 到这里,你可能也发现了,马尔库塞一直说要变革,但却没有指明变革之后该怎幺办。他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却没有给出具体的建设性目标。还记得前面的例子中,那个要求变革足球运动的守门员吗?马尔库塞可能会说,守门员变成前锋,这不是实质性的变革。那怎样才算实质性的变革呢?大概在足球场上游泳才算吧?但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实际上,马尔库塞也没有提出任何可实现的制度性方案。 纪60、70年代的青年抗议运动有很大的影响,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篇文章对谷歌收录的3000万本以上的图书做了词频分析,发现自由主义的最初死亡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在进入20世纪时又多死了几次,到了1920年之后,几乎就在连续不断地死亡。相比之下,威权主义似乎从来不死,而保守主义只是偶尔死亡。 一种思想,怎样才算是死了呢?我认为就是它不再能够成为社会生活实践的指南,只能进入博物馆成为考古研究的对象。 自由主义不断被宣告死亡,恰恰表明它还活着,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但同时也表明,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心存许多深刻的不满。这是为什幺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主要的原因是自由主义在现代的发展中遭遇了越来越强的平等主义的压力。也就是说,自由面对着来自“平等”的挑战。 从“特权”到普遍的自由 过去的自由和我们今天理解的不太一样,在古代社会,自由本来是一种特权”。现在说到“特权”,通常是指“一般人没有的权利"”。但其实“特权最初的含义恰恰是“个人特有的权利”。英文中的特权叫作 privilege,在词源学上说,它来源于两个词:一个是“ private"(私人的),一个是"lx(法律),特权就是这两个词合成的。它指的是“私人享有的法律权利”。那自由和特权又有什幺关系呢?在古代,特权与等级制联系在一起。等级结构中,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特权:领主有领主的特权,商人有商人的特权,农民也有农民的特权。比如,领主有权向佃农收税收粮,而佃衣有权要求领主保护他们。这里的“特权”,实际上是指“你能够如何自主行动”的意思。换句话说,根据等级位置,你有特定的不受侵犯的自主空间,这就是你的自由。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等级制被打破了,“自由”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是的,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的居民,无论在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相互依赖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加深。这个“地球城”是我们唯一的世界。分离的渴望,恰是由于我们正在彼此靠近。因此,分离并不是汇聚的根本反转,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是因为靠得太近而产生的阵痛与焦虑。 在我们通常的感知中,人们是因为冲突オ会出现分裂,是因为有共通之处オ会走到一起。但如果把视角拉得更远,你会看到,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冲突、达到共通、最终汇聚到一起。比如美国从建国到南北战争,再到战后的重建;比如欧洲经过了世界大战、战后的和平进程,再走向欧盟。而且,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有时并不是彼此喜欢,而是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气候和环境的危机,极端主义对安全的威胁,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全球疫情传播的冲击,还有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国家在内部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所以、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各个国家需要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人类的未来究竟会怎样?中国古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这种看法,就好像在一场旅途中只是关注眼下的路面。如果我们擡起头,观察更多长远而缓慢发生作用的变量,你就会明白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的句话:“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オ是不变的大趋势。”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萨特认为,人总是要维护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每个人在和他人相处的时候,都想把他人变成客体,以此来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 萨特举了一个例子,说你走在街上,迎面过来一个陌生人,用眼光上下打量你,你会觉得很不服。这是为什幺?萨特解释道,别人注视你时,他下意识地就把你变成了他观察的客体。在这个注视中,他是主导者,你只是被他观看的物品。他要实现自己的主体性,代价就是把你的主体性给否定掉,把你物化。所以,你会下意识地回避对方的注视。但你也可以反抗,他看你一眼,你就回看他一眼,用你的注视把他变成客体,从而获得了你的主体性。 在萨特看来,人和人的交往就是这样,总是在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即使是在爱情当中也不例外。 特说。我们想象中的浪漫爱情是一个骗局,那种不分彼此、合二为一的爱情体验,只不过是刚刚开始时候的幻觉罢了。爱情同样充满了为争夺主体性而展开的冲突和斗争。到最后要幺是受虐,在羞耻中享受快乐;要幺是施虐,在内疚中感到愉悦。爱情的常见情节就是如此,一个人去追求另一个人去讨好、迎合对方对方的样子失去自己的主体性。而被追求的一方呢,则要努力表出自己迷人的魅力,通过追求者的奉献去获得自己的主体性。在这样的关系中,爱情越热烈,双方就越接近受虐狂和施虐狂 萨特还有一个很奇妙的说法。他说憎恨其实就是你承认了别人的自由。想想看,你会恨一个杯子或者一把椅子吗?憎恨只能指向人。因为人有自由,只有人能出于自主意识对你做些什幺。在他人作为主体的行动中,你就沦为了客体,沦为了物,你的主体性就被否定了。所以你会憎恨,因为你不甘于被当成物品。在这个意义上,憎恨就意味着你承认了对方的主体性,承认了对方的自由。 萨特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他人存在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但我们不可能实现那种理想中的共同自由,因为每个人都要实现自己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而是匪夷所思地、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 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 这オ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 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 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 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体两面。纳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 但这种极端的恶,是经由一些“平”的罪犯犯下的。这些罪犯身上的这 种“恶的平庸性",其实质是不去思考,是丧失了思考能力。这从另一个角度 解释了大屠杀研究中的难题:为什幺寻常之人会犯下非同寻常的罪行。 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克服“极端之”的方法 就是无论在什幺情况下,我们都应当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