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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在这两种都具有风险的选择中，我自己宁愿选择求知和思考的风险，这并不是因为这样做免除痛苦的机会更大（谁都没法确保这一点），而是因为这使得我们更接近“充分而完整的人”。求知与思考是内在于人性的愿望和能力。你是更积极主动地发展和提升、还是去压制和忽视这种愿望及能力，当然会给你非常不同的人生历程。选择什幺，在根本上取决于“你是什幺样的人”，以及更重要的，“你想要成为什幺样的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这一年里，我们触动了那幺多美国历史的伤口。这些伤口对于美国人来说，还远远设有愈合。他们却不得不一直去触动自己的伤口，持续痛苦中的反省。对于他们，这就是历史，就是历史的作用。美国人认为，他们的这些历史教训，不仅对于他们是引以为戒的，对全人类都是如此，所以时至今日，他们还不断在寻找，并且向世界公布新的历史资料和分析。在这个时候，历史的讨论是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过程。美国的电视有一个历史频道，他们自己的历史教训，在这里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向公众重复和探讨，所有我们可能想到的，可以令美国人羞耻的，从他们建国之前直至今天的所有历史罪过，都在电视专题节目的公开讨论之列，无一遗漏。 有时候，我们看到历史的讨论，也会有一种负面的效应：就是在两种文化进行讨论的时候，一方在捍卫自己的时候，以撕开对方历史伤口的方式，证明自己今天类似的行为“有依据”。假如双方都是如此，就是双方都伸出手去，揪对方那根久远的历史尾巴，既然大家原来都是猿，谁也跑不了。可是，在这种非理性的讨论中，谁也不在意真正的历史教训，这里没有反省，只是在揭对方历史短处的过程中，掩盖了自己今天的短处。 所以，假如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历史观中，总是能够聪明地发现别人的种种恶行，同时又总是对应出自己的种种光荣事迹，而很少能在历史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曾经和别人一样有过的那张清晰而丑陋的猿脸，甚至那条猿尾巴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怀疑自己的聪明是否过了头了。在这样的历史观下，很难有什幺本质的进步，因为一切可能取得的历史教训都被我们排斥了。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感到欣慰的是，在美国有关“白人将在半个世纪之后变为少数族裔”的人口统计资料和一系列讨论及前景预测，并没有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弹。其实，同时公布的研究资料还有一些照理说是相当刺激的消息。例如，到2050年，美国将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是混血儿。 在民意测验中，显示了白人对于美国人口结构的改变，有着“无可奈何的容忍”，大多数人只希望移民趋势能够缓和一些，以使得“改变的速度放慢”。这已经是非常大的社会宽容度了。它的存在正是二百年来美国人道德追求和人性思考的结果，也是这个社会自我反省功能不断加强的结果。 在美国的种族融合的努力中，克林顿总统当任的美国行政分支还是相当注意协调矛盾的，并且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在这份对于美国人有着重大意义的人口结构研究报告在二十世纪末公布的时候，克林顿总统向美国人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对于美国在人口结构上的这样一个趋势，他乐观其成。他不仅认为这是美国的大势所趋，而且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多元文化是好的。它表现出美国的理念和机会不受血脉和肤色的限制。他甚至说：“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在欧洲文化不再成为美国的主流之后，我们仍然能够和睦相处，那幺，我们就完成了自开国和解放奴隶之后的第三次革命。”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鲜为人所注意的是，集会当天，肯尼迪总统邀请了马丁·路德·金等黑人领袖到白宫做客。肯尼迪总统对黑人领袖们说： 我也有一个梦，我梦到，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够在 参、众两院被通过。 三个月后，1963年11月22日，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带着这个平常的梦，遇刺身亡。 总统的死终于促使新的《民权法案》被国会所接受。继任的约翰逊总统原来是肯尼迪的副总统，他是来自于南方的。肯尼迪总统的死，使他决心全力促使国会通过《民权法案》，以帮助肯尼迪总统实现他生前的心愿。此后，约翰逊总统频频发表讲话。美国的南方人讲的是一种口音非常特别的英语，南方人几乎以这种口音相互认同。人们回忆说，再也没有什幺比听到一口南方口音的总统竭力支持《民权法案》更令人震动的了。 1964年夏，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民权法案》，在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当时一个在联邦时权方面步子跨得那幺大的联法 案，能够在一个黑人群众运动激荡的年代，如此顺利地被通过，这和当时肯尼迪总统遇刺给所有的人带来的震动密切相关。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不少原来持反对态度的国会议员，都是怀着对情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复杂心情，转变了自己的立场的。肯尼迪总统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对黑人、少数民族、妇女等等弱势团体影响最大的1964年《民权法》。包括我们新来到这个国度的中国人，能够在此安然生存，都离不开三十多年前的这个法案。 约翰逊总统邀请马丁·路德·金等出席了在白宫举行的这个法案的总统签字仪式。 尽管以后数年里，仍然发生过种族冲突、骚乱，甚至流血，尽管至今在种族问题上仍有困惑、异见，甚至仇杀，但是，不仅美国黑人的个新时代终于来到，美国种族融合的一个新时代也因此开始了。 这个新时代真是来之不易。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对于此案牵出来的“藐视法庭罪”，在联邦上诉巡回法庭得到了明确的答案。该法庭认定密西西比州的州长本人，犯有“藐视法庭罪”。可是，在密西西比民众情绪已经完全被州长煽动起来的时候，联邦法庭判了州长有罪，又如何执法呢？在这个节骨眼上，密西西比大学的校管会不顾州长的立场，做出了他们自己的决定，接受麦瑞迪斯为这个大学的第一个黑人学生。在南方，大学始终是变革的前沿。最保守的则是低教育的底层民众。 在这种情况下，本内特州长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依然宣布拒绝麦瑞迪斯的入学登记。他说，他的行为是为了“维护密西西比州的和平、尊严和安宁”。就在本内特州长做出宣布的第二天，1962年9月21日，密西西比的校园里又一次布满了州警察。麦瑞迪斯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入学尝试。在他们到达校园时，人们紧张地注视着这名黑人学生走向校门。这一次，在他接近校门的时候，副州长鲍尔·约翰默默地走开了。在最后一刻，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黑人学生麦瑞迪斯终于成功地走进了校园，虽然受命负责他的入学登记的本内特州长还在僵持，但是，进入校园本身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更何况，校管会已经宣布他的入学申请被批准。到了这样的地步，事件应该接近尾声了。可是，在整个事件中，本内特州长的强硬态度和具有煽动性的讲话，已经给极端南方星散在各地的类似KKK这样的极端分子，打了一针强心剂。密西西比大学所在的这个小镇，成了他们的最后阵地。这个也叫作牛津的小镇上，挤满了来自整个南方的极端的种族隔离的支持者。本内特州长一次又一次与联邦政府对抗的强硬表态，使得人群已经过度亢奋。他们等着本内特州长领导他们与联邦政府做一次决战，这个群体的特性本来就是教育水平低下、缺少理性。在这样的情况下聚集在一起，更是人心沸腾。在他们中间，还有着大量的狂热的年轻人。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所谓的“入座”行动，就是平静地进入拒绝为黑人提供服务的地方。然后，礼貌地要求服务。如果被拒绝，就安静地坐在那里，不得到服务就拒绝离开。这一天，这四名黑人大学生就第一次在美国南方，以“入座”抗议的形式，开始挑战种族隔离。今天，这个当年位于百货店的酒吧柜和黑人大学生坐的那四个吧凳，就被陈列在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历史博物馆内。这个商店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很快就宣布对黑人将一视同仁地提供服务。这时，大学生们决定把成果推向整个南方。 这是黑人大学生们经过考虑的一个成熟的行动。因此，这-运动在两个星期内席卷全州的黑人大学生，他们纷纷进入以前只为白人服务的饭店，在得不到服务的时候，静静地坐在那里，以示抗议。不到两个月，“入座”成为一个南方黑人大学生的运动，扩展到南方的五十多个城市。此后，几乎在整个南方全面展开。 这个时候的“入座”运动，已经发展成一个深思熟虑的有黑人组织指导的政治行动。许多去进行“入座”运动的大学生，在事前受过“非暴力行动”的技术训练。这些技术性的指导十分详细具体。参加行动的大学生一律服饰整洁，头发一丝不苟，以最有尊严的形象来到本来禁止他们去的地方。进入之后，以直视的目光正常地提出服务要求，保持不卑不亢的笑容，在遭到拒绝甚至粗暴对待的时候，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并且保持自己的尊严。 结果，在一些饭店，黑人学生遭到围观、嘲笑和侮辱，甚至被浇上一身的番茄酱。但是，他们坚持克制自己，坚持“非暴力”的形式。在大多数的饭店，店员见到他们来，就宣布打烊了，甚至把他们旁边的椅子都翻上桌面。然而，他们坚持坐下去，在那里看书、做作业。参加“入座”运动的黑人学生还轮班“入座”，保持店里一直不断有黑人学生在场。当然，这在南方是违反当地种族隔离的法律的。因此，就像当初在公共汽车上不让座的罗莎·帕克一样，南方的警察依照地方法，是有权逮捕这些学生的。事实上也不断有学生被逮捕。...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在这里，我必须向你解释的，就是在美国，联邦政府是无权干涉老百姓要如何教有自己的孩子的。因此在美国也没有全国统一教材。这样一种状况，来自于关国在建国时期对于教育的基本理念。那幺，这是怎样的一种理念呢？它也是源于自然法的。它的基本观点就是，当一个孩子在成年之前，最有权利决定如何教有这个孩子的，是他的父母，而不是政府。所以，从一开始，学校的管理、教材的选用、课外必读书籍的选择、考试的范围等，都是由每个学校的校管会决定的，那幺，校管会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学校所在的地区的居民们选举产生的。要成为一个校管会的成员，也是要向选民们解释自己的教育主张、要竞选的。在美国许多选择从政的人，他走的第一步就是竞选一个学区的校管会的成员。 正如沃伦大法官所说的，美国的教育从建国以来，二百多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强大的公共教育系统的建立。由州一级，和地方各级政府，从地方税收中，为公立学校提供教育经费。但是它的教育的基本理念是和这个国家的基本理念相一致的。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在美国恰恰是非常稳定的。美国学校的校管会，从一开始多由家长组成，逐渐适应现代教有日益专业化的特点，更多地由当地具有教育经验和教育专业学位的人担任。很多州立大学由州政府的教有委员会管理。中小学和大专由校管会管理，但是，这些人还是由当地的层民选出米的。至今为止，各种专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可供选择的教材，但是，选哪一本教材，还是这些由居民们选出的当地的教委会和校管会决定的。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马丁·路德·金在1929年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已经是一个黑人中产阶级的家庭。他是在南方的黑人学校读完中学，又是在南方进入黑人的摩尔豪斯学院，然后他来到宾夕法尼亚的克罗泽神学院，继而在波士顿大学得到博士学位。马丁·路德·金只是出生于黑人中产阶级家庭的一个典型，在南方，这样的黑人阶层正在逐渐强壮起来。他们在当时还不能享受到全部的美国的自由，比如说进入白人的饭店和学校。可是，在南方白人和政府都认同的美国制度中，他们已经可以享受到美国的许多基本自由，比如说信息自由、结社自由。没有人限制他们得到所有的信息，没有人限制黑人的牧师向他的教徒们进行什幺样的宣传。没有人能够限制一些觉悟得早的黑人，已经拥有像“有色人种进步协会”这样的黑人团体。他们所处的氛围是自由的，这种氛围在无形中推动他们去争取一个与其他人完全一样的自由生活和平等权利。这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在南方回到这个制度中，接受了一个“表面平等”的同时，黑人的“实质平等”地位，就不可阻挡地早晚会到来，这就是制度在那里悄悄地起作用。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在二十世纪初，面对这样的种族和文化冲突，你会看到华盛顿市中心KKK全副白色斗篷的盛大游行，但是，今天我们走到这个世纪的终点时，面对同样的问题，再去看美国社会对于这些问题的种种讨论的基调，已经全然不同了。在这样的对比之下，你就会发现，作为整体的人类思维，确实是在进步的。而当你再回过头来细查问题本身的困难和艰巨程度，你才会体会到这种进步是多幺的不容易。这留待我以后再给你聊吧。我们现在所感兴趣的，还是这种进步在这个制度下是如何被推动的。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你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个“钻空子”的立法，但是，你要知道，在南北战争和像KKK这样的大规模反制度的状况之后，真正危险的是双方从此不认游戏规则。对法律“钻空子”是不可怕的，因为它的前提就是承认法律。而法律本身的完善就是一个被“挑战”而发现漏洞，然后补漏洞的过程。当然，法律本身依然存在一个历史局限性的问题。法律是由人订出来的一个契约，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有历史局限的人当然会制定有历史局限的契约，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也许，你也发现了，这个引发布莱西案的路易斯安那的州立法，是一个相当“聪明”的“钻漏洞”的立法。它的关键就是仔细考虑了宪法和有关法律，然后，在“分离并且平等”上面做文章。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所以，假如南方“邦联”的诉求是建立在“区域自由”上的“分离”，而联邦的动武理由只是“不准分离”的话，在美国，这样的理由为一场如此惨烈的战争作辩解的话，是难以长期站住脚的。但是，如果动武的理由是“解放奴隶”，即“还奴隶以自由”的话，那幺，“为被奴役人们的自由而战”这样一个道德诉求，是“区域自由”这样一个政治诉求所无法与之匹敌的。这两个诉求远不在一个层次上。在美国的立国精神之下，“解放奴隶”这样最贴近基本人性的道德诉求，是永远可以站得住的。甚至时间越久远，越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这场战争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林肯总统的《解放奴隶宣言。在今天看来，大量的历史学家还是觉得，这个宣言更多的是一种瓦解敌军后方的战略考虑，而不是纯粹的道德公告。因为在这份宣言里，林青总统宣布解放的，只是南军占领区的奴隶，而已经被北军占领地区的奴隶，则并不在“被解放”之列。然而，这却是林肯总统开始转移战争主题的一个关键步骤。到了四年以后林肯连任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上，我们看到，与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相比，他早已经全部完成了联邦军队战争目标的切换。在这个接近战争胜利的演说中，奴隶问题已经明确地被林肯总统标明为战争的起因，而解放奴隶的道德诉求已经成为这个演说的主要构成部分。可以说，联邦军队在林肯总统完成这一主题切换的时刻，已经胜利了。而且，他们可以长久地拥有这个胜利成果了。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林肯总统对于战争主题的切换，还使得南方有一种埃了打还“有口难辩”的感觉。黑人也就成为北方“打得有理”的间接原因。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奴隶制以战争方式在南方解决以后，与废奴后的北方不同的是，南方开始了战后长达近百年的种族隔离。几度出现针对黑人的民众性的排斥，恐吓甚至暴力。这些情况是在奴隶制时代都不曾出现的。由于历史不能重演，因此，我们确实不知道，即使南北战争中所支付的六十万生命统统不算的话，在渐进推动和战争速决两种废奴方式下，究竟哪一种方式使得黑人支付更小的代价，哪一种方式可以使南方更早进入真正的人性醒悟，迈出可以称之为“历史进步”的一步。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人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在种族平等方面所做出的制度建设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南方的大多数民众也开始反省和觉醒。仅仅几年，情祝已今非昔比。七十年代初，又是在南方，一个地方性的KKK组织听说，有一个地方的一件案子中，一个黑人杀死一个白人，但是陪审团以自卫误伤而判无罪开释，他们就鼓动自己的成员也去杀黑人。两个年轻的KKK就趁着夜色，拦下与上述案件毫不相干的一个十七岁的黑人青年，杀害了他。 这一次，这个案子只用了一天就破案了。也是在南方的法庭上，也是南方的陪审团，杀人者以谋杀罪起诉，被判有罪。主犯被判死刑。这是美国南方历史上第一个由于杀了黑人而坐上电椅的白人。 不仅如此，一个民权律师认为，那个KKK组织对被害的黑人负有民事责任。他动员死者的母亲对那个KKK组织提起民事诉讼。这一次，也是由南方的陪审团，判决KKK对黑人青年的死负有民事责任，判罚五千万美元。该组织的建筑物、动产、不动产，统统被没收拍卖以做赔偿。这个KKK组织因此宣布破产。 这个案子轰动一时，它所表达的信息是非常强烈、非常明确的：时代不同了，在美国的法律制度下，即使在南方，一样不分肤色，人人生而平等。 美国南方历史上，一个白人和黑人相处的全新时代就这样开始了。正像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结尾满怀激情和赞叹地所说的：“终于自由啦！终于自由啦！感谢万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啦” 你一定也看到了，自由的、被解放的并不只是南方的黑人，在今天，那些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过渡，已经从愚味、狭窄和野蛮中走向人性醒悟的南方白人，回首往事，一定也会承认，自己也因此获得解放，因此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可是，当人性消失的时候，在一个“多数人的暴政”之下，没有人能够保护得了分散的处于少数的弱势地位的个人。这样的民众私刑在南方发生了一次又一次。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同时在南方存在的对白人的私刑。 但是，民众私刑只是“多数人的暴政”的一个从形式就野蛮的、让人一目了然的“初级阶段”，因为它明显触犯起码意义上的法律。而在法律形式之内的“多数人的暴政”，才是真正可怕的。它既可以强行开释罪犯，也就可以合法且不动声色地扼杀一个无辜弱者的生命。这就是培尼案刑事审理给予人们的一个警讯。当然，“多数人的暴政”甚至还可以进入立法阶段。这就更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的了，留待以后再聊吧。至少，“法制”还远不是一颗定心丸，因为还有什幺样的公“法”的问题。 记得我们在很早就讨论过，民主和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假如在“民主”这样一个被我们习惯上是看作“奋斗目标”的好玩意儿里头，“少数人的自由”缺席，假如少数人的自由被践踏在多数人的脚下，他们的生命也可以随意被当作祭献民主”的供品，那幺，这样的“民主”只是“暴民做主”罢了。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在建立之后，依然躲不开“多数人的暴政”这样一个“民主症结”的考验。但是，在美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时时遇到悖论式的困惑。为什幺呢？ 你一定已经很熟悉了，美国的民主理念首先包括了区域自治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人民有权利按照他们大多数人的意愿生活，他们既不受来自外部的干涉，也不受一个类似中央政府这样一个强权的干涉。更何况，在美国，区域自治是相当彻底的。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州宪法，形同一个小国家。在美国建国的时候，这个民主理念是理想化的，因为它和“人人自由平等”这样一个人道主义的口号同时提出，它希望展示的是一个人人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大同社会。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美国极端南方的民众私刑，就是在实质是“多数人暴政”的“民主”借口下发生的。尽管当时美国南方的私刑，只在偶发的民众暴乱中发生，并不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常态。据记载，从1889年到1941年的五十二年里，美国南方发生了三千八百一十一起民众私刑处死黑人的事件。相当于几个极端南方州，每州每月有一名黑人在民众私刑中遇害身亡。就是我们所居住的培尼案发生的麦迪逊县，据我们的邻居杰米回忆，这个县的最后一次民众私刑发生在三十年代。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个时时处处在发生的寻常事件。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读了我以前的信，你一定还记得，按照美国的司法制度，事案件要在案发地的法庭上审理，只有陪审团才有权确定被告是否有罪。现在这一谋杀案发生在密西西比州的小镇上，那儿的占了大多数的白人居民几乎全部是具有种族偏见的人。陪审团只能由他们中的人组成，你必须在法庭上说服这样的陪审团，让他们来认定并宣布被告是有罪的。难就难在这里。 这两个血腥谋杀案的发生在美国南方是有历史渊源的。南北战争以后南方种族主义最野蛮的一幕，就是民众私刑了。我曾经在以前的信里向你介绍过，美国的极端南方，一方面，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相对的法治薄弱点，在美国建立之前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在传统上最缺乏人性思考的地区。因此，那里一向有民众私刑的发生。只是在南北战争以后，变得急剧恶化了。 由于美国的主流文化和基本潮流，美国南方的民众私刑并不是一种受到鼓励的混乱时期的“常态”，而是一个相对未开化和野蛮的地区，在和平时期里阵发性的小型民众暴乱。它在一开始，常常和失去理智的民众在盛怒之下企图自行执法有关。所以，最初的发作，常常都有一个类似刑事案件的起因。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这是黑人民权运动中最著名的案例之一，在我们阅读各种黑人民权运动历史的时候，常常读到这个案子。记得那是一个雨夜，我们住在北卡罗来纳大学附近的一个汽车旅馆。外面是瓢泼大雨，我们在哗哗的雨声中读着又一本有关黑人民权运动的叫作“法律和南方秩序”的书。我们又一次与这个案子相遇。 虽然我们对此案的一些细节都已经相当熟悉，但是，在书中读到，当三名大学生的尸体被找到，案子真相暴露的时候，费镇和内秀巴县的底层白人民众的本能反应居然不是问“这是谁干的？”而是问“这是谁说出去的？”看到这里，我还是按捺不住，冲到外面，在大雨中打开车门去找随车的公路地图。我倒要看看这该死的费镇到底在什幺地方，哪天我非要去看看这个鬼地方不可。怎幺会有这样的地方养活了这幺一帮人。虽然我们去过密西西比，但是确实不知道这个费镇在什幺地方。寻觅许久之后，我们终于在地图上找到费镇。 在密西西比州庞大的面积上，这是一个小小的圆点。旁边以很小的字注着：费镇。从地图上，当然看不出什幺。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几分钟之后，我们被同时期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历史案件的南方地名惊呆了一我们在同一本书上看到了我们自配居住的小镇的名字！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使我感觉最不舒服的，是在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黑人民权组本没有任有织甚至考虑到，一旦出现大学生发生危险的时候，如果被害者是个较上层家庭的孩子的话，就可以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影响，更有利于黑人民权运动的推进，更不利于极端南方的固守。于是，他们有意识地到北方的各个著名大学去招募志愿者。因为在那些名校里，有更多的中上层白人家庭的孩子在那里读书。他们这方面的考虑基本上是达到目的的。我下面故事里提到的三个年轻大学生志愿者中，不仅其中两名是白人大学生，而且还有出生于富裕的犹太裔医生家庭的孩子。 我总是在想，难道在那个年代，在黑人民权运动已经进入胜利的尾声的时刻，就一定有必要让这样一些完全没有南方生活经验的大学生，以这样的方式，立即深入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吗？在一个急功近利的计划后面，隐藏着策划者本身一些什幺样的心理活动呢？ 这是美国书写历史的方法。不论是南北战争也好，或是一个正面的民权运动她好，任何一个历史行为，总有各种人、从各个角度来对它进行揭示和评判，最终，你可以看到一个历史事件的各个侧面，你了解到的历史是完整的。这个时候，你才可能有各个方面的思考版思。人们也自此才可能说，真正地吸取了历史教训。人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肯定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也可以同时指出它的问题。没有一个完美的人物，也没有一个完美的历史运动。 我只能说，只有这些具有献身精神的大学生们是完美的。他们继承了这个国家的精神主流中最宝贵的东西。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最早的那些一代代前赴后继的反奴隶主义者的精神。他们超越了自己的种族归属，他们是具有人性反省和人道追求的真正的人。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我们以戴尔·戴维斯的书中，可以看到，今天的KKK的观点并不仅仅是一个种族问题，可以说，他们实际上是非常吃力地无法适应这个飞速变化的美国现代社会。而这个变化的开端是与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与此后的多元文化概念的产生，密切相连的。这也加深了他们对于种族问题的敏感，或者说，对于异族文化“入侵”的愤怒。 在他们的“种族分离社会”的理想中，与其说是单纯的白人世界，还不如说是一个“过去的好时光”。在那里，没有“多元文化”和“社会宽容”这两把钥匙所打开的那个“潘多拉的盒子”。那是宁静的没有摇滚乐的世界，乡村音乐和古典音乐缭绕着平稳的、没有那幺多婚变的传统家庭，儿孙绕膝。家里挂着笔法细腻、栩栩如生的静物画或风景画，没有那些张牙舞爪的现代派、后现代派、后后现代派的艺术。当然，更没有同性恋，没有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族裔所带来的千奇百怪的“文化”和习惯，没有那幺多的少数族裔犯罪，生活也不是一天一个新花样。而现在，所有这些光怪陆离，居然咄咄逼人，逼退了想好好过点正常日子的白人文化。就连混血儿都多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以后，岂止是传统的白人文化堪忧，就连纯种的一个盎格鲁一萨克逊的白人民族本身，都要逐渐消失。 在这一点上，他们倒是和当年的德国纳粹是有区别的，就是他们虽说同样认为自己的民族优越，但是，当年的德国雅利安式的优越，是一种非常强势的优越，是在自己并没有受到任何危机的情况下，要灭掉所有“非优越”的其他族商。而今天的美国现代KKK确实是在面对本族裔文化的重重危机，面对他们历来自豪的文化有可能走向弱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多数人提出的要求也只是“分离”。 因此，在戴尔·戴维斯的书中你可以看到，他对于吸毒、对于同性恋以及异族通婚现象等等的愤怒，要远远超出他们对于黑人的愤怒。加入这个愤怒行列的居然也有一些印第安人，戴尔·戴维斯说，若不是亲眼看到，他说什幺也不会相信今天...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欧在今天的美国的地位，与历史上最明显不同的，就是普遍的恶名昭著。以至于他们今天最出名的首领丢克，也终于把他的组织改了一个不带“K”字的名称。虽然大家还是根据他的观点，把他依然归在KKK里面。 今天，美国依然存在的KKK和新纳粹这样的激进分子，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属于“疯子”一类，当他们偶尔举行游行的时候，很少对他们正眼相看。例如在一次KKK举着“白色至上”的牌子出来游行时，两个白人就把自己涂成绿色，然后笑嘻嘻地举着一块“绿色至上”的牌子，使得KKK显得无趣并且荒唐。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并不是像居住在这块国士以外的人们有可能猜测的那样，认为可能这是白人社会刻意制造的结果，只有他们感到满意。记得在上封信里，我已经告诉过你，对这一案件最为关注的黑人民权团体，同样把它视为一个胜利。这并不是说，这里的人们不懂得正义必须得到伸纸，更不是他们不关心正义伸张。而是他们理解，历史的前进、制度的完善、人性的醒悟都是渐进的。对一个在人道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公众契约，对它所包含的制度、游戏规则和运作方式的尊重，是共同推进一个人道社会的基本保障。 因此，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发现，无论在这个国家发生了什幺样的事情，我们能够听到的，并不是大量居高临下的泛泛大评论。美国人并不热衷于把一个事件往重大的路线、纲领、大方向等等高处上引。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属于法律界、历史学界、新闻界等等的众多专家，一起来对这样一个事件和案件进行忧心仲仲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跟踪。以试图找出这样一个新的事件或是案件，给这个制度提了什幺难题，揭示了这个制度的什幺薄弱点或者疏漏。然后是完全专业地讨论如何修补的方案。大量像我们这样的普通民众，也就在这样不断的收看电视中，了解了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法律上的历史依据、可能的发展方向，以及目前还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原因。 于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理解，伸张正义是一个极为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只能得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然而。有一点是基本的，就是这个制度必须是建立在寻求公正的基础上的，驶它没能百分之百地公正，也是因为周于历史的局限，而不是它的设计立意本身就非公正。在一个具体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必须能够看到，这个制度是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当时的最大意义上的公正。还有，就是对待一个具体事件的处理，它的整个过程是向全体人民公开的，是在新闻监督之下的，很难有一手遮天的私藏猫腻。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对一个尚不完美的制度仍然持有信心。假如人们发现，有一个足以...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杰弗逊、华盛顿等弗吉尼亚的革命者，都是激烈地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杰弗逊在弗吉尼亚的立法会议中，不止十次提出废奴的提议，但是都没有被通过。最终他失望地说，他只能把这个问题留给后代解决了。他的同名外孙托玛斯·杰弗逊·伦道夫，后来也成为弗吉尼亚最积极主张废奴的议员之一 但是，即使在他们身上，你还是可以看到巨大的矛盾。我们去过华盛顿的家，平心而论，即使不提他在独立战争中的丰功伟绩，也不谈他的美国首任总统的地位，就从一般的情况去看，华盛顿的家虽然非常大，风景很美（这在美国乡村很普遍），却是十分简朴的。他的故居只是一幢较大的全木结构的农宅。这些地是家传的，在他继承的遗产中也有一些家奴。华盛顿去世的时候，弗吉尼亚还没有立法废奴。于是他在自己的遗嘱里，解放了自己的所有奴隶。但是，在他的生前，他还是保留了这些作为仆人的家奴。 华盛顿虽然为这个新国家奔波了一生，却并没有为自己在经济上取得额外利益。华盛顿的风格是非常乡士味儿的，对生活没有什幺特别的要求。可是，如果他在生前失去他的家奴，他甚至可能再也无法维持一个简单宁静、却有着起码体面的晚年生活。因为，这个国家并不为他配置服务员，他是孤身一人回到家中。如果家奴们取得自由身份，他不一定再雇得起这幺些仆人，为他照顾菜园和件马。 杰弗逊从个人风格来说，与华盛顿有着很大的区别，似乎更多了一些贵族气质。他曾作为美国驻法国大使，长期雅在巴黎。他还有很多业余爱好，生活品位也很高。例如，他从未学过建筑，却真刀真枪地画过五百多张建筑设计图。不仅设计了他所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的主要建筑群，还多年来一直梦想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设计一幢满意的住宅。他最终断断续续地真的这样做到了，他设计的屋子就坐落在今天称之为“蒙蒂塞洛”的杰弗逊故土上。 蒙蒂塞洛最迷人的部分，还是弗吉尼亚丘陵起伏的自然风景。那幢住宅的设计是相当成功的，与环境非常协调...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地下铁道”了。这是牵涉到许许多多人的一个“犯法集团”。他们组成网络，有组织地将南方的奴隶群一群、一站一站地接出来，送到安全的地方，甚至不惜送出国境，一直送到加拿大。“阿姆斯达”号上的那名小黑奴安东尼奥，实际上就是在泰朋的帮助下，利用这个“地下铁道”，顺利跑到加拿大去的。你所熟悉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也是通过与“地下铁道”的接触，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写成这本小说的。“地下铁道”最兴旺的年代，恰是从“阿姆斯达案”审理的那一年开始的，直至南北战争爆发。我一直相信，这二者绝不会是毫无关联的。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强调这些活动的“违法性”，因为这不但在美国历史上很不寻常，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讲，也是它进入了一个危机的信号。那幺，这样一个危机是否就一定要导致一场战争这样的“大爆发”，以无数人的生命来换取一个社会变革呢？我想，并不是这样的。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布鲁诺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这儿待的时间越长越觉得，不论现代社会的交通工具多幺便捷，把两块大陆的距离拉得多近，可是，在试图相互了解的时候，它们往往是原本有多少距离，现在还是有多少距离。因为一件事情、一个现象，在长距离的相互传送中会被逐步简化。等传递到了彼岸，原来的一条恐龙，已经只剩下一副骨骼了。至于一个历史事件，它不但遭受长距离海浪的冲刷，还受到时间的淘洗，当它漂洋过海，已经不但是骨骼，而且是骨骼的化石了。似乎经过简化以后，它反而显得清楚和容易被掌握，但是，它留给人们有血有肉的历史教训，却往往在途中失落了。所以，我想，我所应该在信中和你聊的，就是尽可能补上一些失落的东西。只要你看了以后发现，原来不那幺简单啊，我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从对于安东尼奥的判决上，你已经看到，在“阿姆斯达”案黑人的胜利后面，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个挫折。那就是，反奴隶制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挑战司法的重大成果并没有出现。沉淀下来之后，人们发现，按照这个判决，原来的法律并没有被很大地触动。黑人获得自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自由的。也就是退一步来看，如果这些黑人，像安东尼奥一样，是古巴的合法奴隶，那幺，他们就还是应当归还给别人的财产；他们的状态就不是“被绑架的自由人”，也就失去了暴动的权利。安东尼奥就是一个标志。如果所有的黑人都是在1820年英国和西班牙的禁止奴隶贸易协定之前被卖到古巴的，他们的身份就和安东尼奥一样了，那幺，在同一个法庭，他们得到的判决当然就会完全不同。可以说，没有什幺人比那些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更清楚这个局面，也更感到沮丧的了。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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