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邪恶》名句（第9页）▼

《平凡的邪恶》名言名句

平凡的邪恶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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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邪恶简介：
《平凡的邪恶》是汉娜·鄂兰所著、施奕如翻译的纪实类图书，2013年由玉山社出版，副标题为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该书基于作者1961年作为《纽约客》特约记者对纳粹战犯艾希曼审判的现场观察，剖析其在执行最终解决方案中...

共354个句子：（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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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对所有被迫害者迅速提供政治避难，有时甚至提供瑞典国籍。当德国人把佩戴黄色大卫星的是慎之又慎的传达给他们时，得到的回答只是，第一个佩戴黄色星标地将会是国王。丹麦政府官员也严正指出，任何形式的反犹措施都会导致他们马上辞职。犹太人恰好有充足的时间离开他们的公寓，去往藏身之所。这在丹麦非常容易办到，因为，用判决书里的话说“所有丹麦人民，从国王到平民”，都做好了迎接他们的准备。丹麦的反应乃政治嗅觉敏锐的结果，即是说，丹麦人对保障公民权与独立权的条件和义务有着与生俱来的领悟力——“对丹麦人而言......犹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人道问题”（莱尼·亚希勒）；而意大利的情况，则可追溯到一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所持有的总体人文精神上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那个“冷酷”的理想（也许除了少数几个濒临精神错乱的暴徒之外）纯粹是一场自欺数人的神话，背后掩盖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唯命是从的残忍欲望。这些在纽伦堡法庭上就已暴露无遗。被告互相指控、彼此出卖，向全世界保证他们“一直都反对”，或者像艾希曼一样声称他们最好的素质都己被他们的上级“滥用”了。（在耶路撒冷，他指控“那些当权者”滥用他的“服从”。“臣服于一个好的政府是幸运，臣服于一个坏的政府是不幸。我运气不好。”）时代变了，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知道自己早已在劫难逃，却也没一个人有勇气为纳粹思想辩护。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她又说了一句惊人的话：‘元首不会让我们落到苏联人手里。他会提前把我们毒死的。'我偷偷地瞄了一眼周围，似乎没人对这番话感到大惊小怪。”跟大多数真实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给人的感觉是残缺不全的。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声音，最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伴随沉重的叹息应答道：那么好、那么贵的毒气，居然浪费在了犹太人身上！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对于一个犹大人而言，在毁灭本民族的过程中担任犹太领袖，无疑是整个黑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种行为人们早有耳闻。不过，还是在劳尔·希尔伯格的教科书式著作《欧洲犹太人的毁灭》里，其中可悲又可鄙的细节才首次被曝光。论及合作，高度同化的中西欧犹太中央社团与大量以意第绪语为母语的东欧犹太人并不存在什么区别。无论在阿姆斯特丹还是在华沙，在柏林还是在布达佩斯，犹太官员被委托拟定人员及其财产名单，从被遣送者手中收取钱财用作其乘车费和灭绝费，监督清空公寓，提供警力协助抓捕犹太人，再把他们带到火车上，直到最后，把犹太社团的财产有序上交充公。他们分发黄色星标，有时候，比如在华沙，“出售臂章成为一项常见业务。当时有普通的布质臂章和可清洗的高级塑料臂章”。在他们受纳粹启发（而非胁迫）所作的宣言中，我们仍能感觉到他们多么享受于这份新近获得的权力。如布达佩斯委员会第一次声明所示，“犹太中央委员会被赋予全权处理切犹太精神和物质财富以及全部犹太人力资源”。我们知道犹太官员成为杀人汇其时的感受，他们就像“在船将倾置之际，为安全接达港口放弃大部分珍贵货物”的船长们，就像“牺牲一百人换取干人的性命，牺牲一千人换取一万人的性命”的营救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人类真正的本性是：任何行为一旦发生并且被人类历史记载下来，它就会一直潜伏下来，哪怕时过境迁。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的科研成果和教育背景不足以令他明白，但至少可以让他模糊地认识到，把他们变成罪犯的并非命令，而是法律。命令不同于元首的话，后者的竞争力不受时空制约，而前者最为显着的特征就是存在制约。这也真正解释了为什么元首一下达最终解决令，接着就是洪水般的规定和命令，而且制定者全部为专业律师和法律顾问，没有一个行政官员。这个命令不同于一般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一项法律。无需赘言，所有这些法律层面上的繁文缛节绝不仅仅体现了德国人谨小慎微和全面彻底的性格，更为这个事业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件最漂亮的外衣。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今天的德国，”卓越的“犹太人这一概念仍然没有消失。人们不再拿那些老兵和其他优先群体说事，但仍然哀叹”著名“犹太人的命运，对其他受害者却视而不见。有不少人，尤其在文化精英当中，仍然对德国曾驱逐爱因斯坦而公开表示惋惜。可是他们并未意识到，与之相比，杀害身边某个普通的小汉斯科恩却是一宗更大的罪。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有一位著名的”内心流亡者“，认为自己刚正不阿。有一次他对我说，为了保守他们的秘密，他露面时不得不”在外表上“比普通纳粹更像纳粹（这碰巧解释了，为什么组织那几次著名反抗灭绝杀人计划的不是军队将领，而是老党员）。于是，在第三帝国，不像纳粹一样行事却仍能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根本不露面，正如奥托基希海默尔在《政治公正》中所言：”不参与重要公众生活事件“事实上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有罪的唯一标准。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母庸置疑在是，如果没有受害者一方的合作，很难单靠几千个人，而且大部分还是坐办公室的，就把十几万人消灭掉……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波兰犹太人全程只看见过几个德国人。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至于他的良心，他清楚记得，只有当他没有履行命令时，即没能怀着极大的热忱一丝不苟地把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孩子送进坟墓时，他才会感到良心不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楚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见。对于这个问题，艾希曼案件提供了一个再准确不过的答案。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纳粹统治集团中，希姆莱最擅长解决良知问题。他创造了大量口号，比如著名的党卫军口号，摘自希特勒1931年对党卫军所作的演说：“我的荣誉叫作忠诚。”而就是这句话，被艾希曼当作“熟习引语”，被法官们视作“空没事的废话”。……于是，问题来了。所有正常人在目睹生理折磨时，都会产生本能的同情，这些人将如何说服自己的良心呢？显然希姆莱的想不通反应更加强烈，他设计的计策很简单，而且应该也十分奏效：让这些想不通转向，不再对他人，而是对自己产生同情。于是，人们不再说：我对这些人做了多么可怕的事！而是说：我得承受多大的痛苦才能完成这可怕的任务！这任务给我造成了多么沉重的负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再者，除特别行动队的报告外，所有同此事相关的书面材料都必须遵守严格的“语言规则”，很难在这些资料中找到诸如“灭绝”、“清除”、“屠杀”这类明目张胆的词汇。杀戮被替换成“最终解决”、“外迁”、“特殊处理”；遣送至特莱西恩施塔特，也就是为优等犹太人准备的“老年营”，称作“更换居住地”，而其他的遣送被冠名为“迁居”；“东部劳动力”之所以叫“劳动力”，是因为犹太人通常被暂时安置在隔都，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人被用作临时劳动力。……无论这些语言规则因何而起，事实证明，这套语言极大地促进了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遵守秩序、有条不紊；而他们彼此间的通力合作，乃是这项事业成败之关键。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一年后，马达加斯加计划宣告作废，每个人从心理上，或者说，从逻辑上，都已做好了下一步准备：既然根本就不存在可供“遣送”之地，那么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灭绝。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官僚制度的天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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