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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把抵抗的政治也带入到茶馆之中，各社会集团和政府官员以茶馆作为宣传爱国和抗日之地，在那里贴标语、海报、告示，并监督演出和公众集会。茶馆实际成了一个 “救国”的舞台。茶馆中谈论的话题也多与战争有关，关于前线的消息更引人注目。顾客就英勇的抵抗、日军的残暴、战争的严酷等发表意见。虽然人们仍然到茶馆里去度时光，并为此遭到精英和政府的批评，但是他们已很难逃出战争的阴影，不可避免地被推到政治舞台上。

——王笛《茶馆》

从这个谈话中我们还可以得到更为重要的信息，即人们在政治斗争和权势转移中，失去文化认同的焦虑感。过去籍贯对人们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它实际上涉及社会、经济、政治的各个方面，与人们的文化之根紧密联系。这个共同的根基可以帮助人们在陌生的环境中求生存，并与其他文化进行对抗。在清廷覆没之后，政客和精英发现籍贯可以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不过，籍贯问题虽依然重要，但观念已开始发生变化，人们不再珍视和忠诚于籍贯，而无非将其用作争权夺利之工具。这段在茶馆的关于籍贯的谈话，揭示了人们对民国初年动乱和政治不确定性的困惑和失望。

——王笛《茶馆》

茶馆总是人们谈论政治的地方，各种社会集团试图利用它们为其服务。在那里，国家竭力实施社会控制，精英传播改良思想，普通民众谈论政府政策，发泄对现实的不满等。

——王笛《茶馆》

从晚期帝国时期以来，社会的许多领域中政府权威的缺失，为地方精英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其活动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

——王笛《茶馆》

茶馆讲理这个实践显示了市民的相对自治状态，他们试图在没有官方介人的情况下解决冲突，说明一种国家之外社会力量的存在，这种力量是基于调解人的社会声望。

——王笛《茶馆》

“吃讲茶”的活动显示了人们对官方权力的不信任，而愿意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人手中。这个活动实际上是无视官方的司法权威，当然不会得到政府的支持。

——王笛《茶馆》

通过研究袍哥的秘密语言，我们可以把其大概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反映了强烈的政治倾向，在使用中总是潜藏着诸如“明”、“清”等这样的字和词。第二种则多与这个集团的仪武有关，诸如“龙”、“木杨城”、“桃园”等。第三种为最多，即袍哥平时在合法和非法活动时所使用的词汇，许多涉及抢、杀、绑架等。这些词的运用，不仅反映这个组织有着政治的雄心，也暴露其种种非法行为。这些违法行为的存在并不奇怪，在世界上分布各地的类似组织，都存在政治上的宏大目标与实际生存中“痞子”、“流氓”或“黑社会”行为间的矛盾。

——王笛《茶馆》

为什么袍哥喜欢以茶馆为基地呢？首先，政府从来就没有能力对茶馆进行全面控制，即使制定了不少禁止袍哥的规则，也未能认真执行。第二，茶馆是袍哥聚会和社会交往最方便的地方。第三，只要袍哥不给当局惹麻烦，政府和警察实际上对袍哥活动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第四，虽然茶馆是公共场所，但热闹的气氛、三教九流的混杂可能更有利于秘密活动，在一个拥挤的茶馆里，袍哥的接头反而不大引人注意，他们更觉得安全。第五，在公共空闻进行与同党的联系，策划各种秘密行动，如果事情暴露，也不容易使家人受到牵连。

——王笛《茶馆》

这种秘密语言（“摆茶碗阵”）是一种非常有效地把本组织成员与他人区别开来的工具，与此同时也促进了袍哥成员的身份认同。当一个袍哥进入另一公口势力范围时，必须拜码头，那么“摆茶防阵便是拜码头的必要仪式。

——王笛《茶馆》

在经济、社会和政府的三重打击下，一方面，茶馆生意的下降导致大批女招待被解雇，1941年便有200多个女招待失业；另一方面，许多人把女茶房视同妓女，她们面临极大的社会歧视，使许多妇女不敢涉足这个行业，有的女招待也迫于压力而辞工。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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