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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知道，目击者往往不能察觉事件的直接因素，后人就更无从了解了。这些因素包括特殊的、难以预见的历史“偶然性”。如果说最精密的工具也无法辦别那些微不足道的证据，我们或许会因此感到自慰。即使能更好地了解那些证据，人所设想的它们与历史演变因果长链之间的联系免有些谬误，历史科学永远不会彻底消除这些误，也无权自称能消除这些谬误。社会思潮的波动、技术的更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决定人类命运的潜在因素，考察这些因素时，不会犯观察突发事件所难免的错误。历史上最深沉的东西往往就是最确凿无疑的，这真是幸运的巧合，伏尔泰已多少领悟到这一点。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对历史学来说，将整理史料与编纂史书完全割裂开来，也会带来双重的危害。轻视考证使人们阐释历史的尝试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缺陷。它不仅使人们忘却求实这一史学基本职能，而且使历史学难以不断更新，无法取得惊人的发现，结果，必然使它在陈旧的模式中徘徊不前，因为，唯有通过艰苦的资料整理工作，才能有所更新和发现。另一方面，也使资料整理工作受害不浅。由于没有明确的目的，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又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作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同样，也不能过分依赖以常识为标准的考证方法，这种方法是人们长期应用的唯一方法，至今对某些人仍颇有吸引。实质上，所谓的常识往往不过是一些荒唐的假设和仓促归纳出的经验之混合物。在物理学界，这种所谓的常识否认对立的同时存在，至今仍反对爱因斯坦的宇宙论。它只能处理希罗多德记载的那类传闻。希罗多德曾写道：当船在非洲海岸转向时，海员们发现，在某个方位太阳是西升东落的在处理人类事务方面，常识最糟糕的地方就是把一时的观察所得拔高为永恒的真理。这也是伏尔泰批判方法的主要缺陷，虽然它在其他方面颇具洞察力。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性，有些思想意识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在今天看来却感到很特殊，这是因为我们已不再有类似的思想。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当今的知识、现实的生活往往以一定的方式更直接地帮助人们了解历史。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在一系列最为关键的方法问题上，历史学尚未超出初步的尝试性摸索阶段”，尽管如此，历史学没有必要舍弃自身的特色，更不必因其特色而自惭形秽，历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历史学存在的理由，它将展示不断更新的历史研究的前景，只要不懈地努力实现自身的价值，历史学的不完善性与完美无瑕的成功都同样是富有魅力的。对真正的历史学家来说，耕耘时的喜悦未必亚于收获时的欢欣。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为此，布洛赫提醒人们，要防止近代以来习以为常的学问和经验主义的滥用，即使一门学科不具备欧几里得式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也无损其科学的尊严，一成不变的思想模式原是从自然科学那里引进的，没有必要再把它强加给每一门学科，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界，这种模式也不再通行无阻了。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现实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无能为力，他们就会感到愤慨，就会斥历史为“无用”。但是，“历史的‘用途’（指严格的实用意义上的‘用途’一词），不应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的理智合法性混为一谈”。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总之，脱离特定的时间，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正如古老的阿拉伯寓言所言：“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然而，把原因分成各种等级只是为了便于思考，而不能将分类绝对化，现实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各种因素往往汇集在一起作用于同一事物，我们会发现某些因素很有特性，实际上它们也值得人们注意，一但这总是一种选择，在所谓与“条件”对立的“重要的原因”这一概念中，显然含有非常任意的成分。西米昂相当讲究概念的精确性，他曾试图给概念加上十分严格的定义（在我看来他的尝试没有成功），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区分具有极大的相对性。他写道：“在医生看来，时疫的原因在于细菌的繁殖和由贫困导致的肮脏及体质虚弱。在社会学家看来，贫困才是‘原因’，生物因素只不过是‘条件’。”这就坦率地承认，观察的重点取决于特定的研究角度。请注意，在进行历史研究时，人们往往迷恋于寻找单一的原因，便错误地将原因归结于某一个，这样，就成为一种价值判断。法官常说“谁对谁错呢？”学者则满足于提问：“为什么？”他承认答案不会那么简单。无论是一般的偏见，或逻辑学家的假设，还是律师起诉的习惯，原因一元论对历史研究都是有害无益的，历史学就是要探索错综复杂的原因，它并不害怕发现原因的多元性，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多元的。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过去的事件已成事实。不存在任何可能的余地。骰子掷下之前，存在着1点到6点的可能性，而掷出之后，就无所谓可能性的问题了。以后我们回忆起那一天，可能吃不准当时的点数是3还是5，但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在于记忆或证词，而不在于事情本身。”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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