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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除去这类无需解释的事实，历史就没有任何确定性，那么，历史著作将沦为断烂朝报，而毫无思想价值可言。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一部严肃的史书总会附有参考资料的目录和引文出处，这很好，但又不够，每一本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都应包括一章自白，或在适当的地方插入几段，小标题可写成“写作缘起”。我相信，即使是外行在阅读这类“自白”时，也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乐趣。了解一下研究工作的酸甜苦辣是绝不会味同嚼蜡的，只有平庸的文章才是枯燥无味的。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使学者多才多艺，他们仍然会很快发现自己能力的局限性。看来，只有以合作的方法取代个人掌握多种技能的做法，舍此别无他途。可以由各种专家共同研究某个专题。合作精神是先决条件，还需要对一些主要问题取得共识，并事先作出界定。要达到这些目的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最终会成为未来历史学的主流。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如果认为研究每个历史问题都具备专门的资料，那简直是幻想。相反，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从不同来源的资料中发现证据。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还是耐心点吧，历史学并未达到其应有的成就，但不能因此而把历史学当作替罪羊，错误应归咎于那些劣等的史著。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换句话说，着手研究历史时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开始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纯粹消极的观察（假设有这种情况），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总之，求助于密芝勒所喜爱的形象，历史学将不再是旧时代的大胆探索者，而成为旧编年史家亦步亦趋的门生。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如果认为研究每个历史间题都具备专门的资料，那简直是幻想。相反，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从不同来源的资料中发现证据。宗教史家怎么会满足于查阅少量神学手册和赞美诗呢？他完全知道，教堂墙上的壁画、雕塑及墓穴里的陈设，同当时的抄本一样都能反映出死者的信仰和情感。我们已有的关于日耳曼入侵的知识，不仅来自对契据和编年纪的研究，也来自古墓的发掘和地名的考证。要了解当代的事务，情况也同样如此。要了解现代社会，难道仅仅埋头阅读议会争论和内阁文件就足够了吗？还要具有研究财务报表的能力，而不至于像外行对象形文字那样对此一无所知，难道没有这个必要吗？在机器盛行的时代，难道能允许史学家对机器的构造和改进视而不见吗？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语言是任何理性认识不可或缺的工具，难道有什么法律不准我们使用这些语言吗？例如，我们要论证“工厂制度”，这时并未因此创造个实体，而只是在一个名称之下尽量收集具体的事实，这些事实所具有的共性才是存在本身，也就是这个名称所要指的意思。所以，这些专有名词本身是完全合理的，错误往往是在使用的时候才产生。若选词不当或用词太死板，一个本来有助于分析的符号反而会无助于分析，它就会引起时代的误置，而误置时代正是历史科学中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总而言之，文献的语言本身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证明，也无疑极有价值。但和其他史料一样，它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还必须经过考证。每一个重要的术语，每一次独具特色的文风转变，都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但要到这一点，就必须将语言现象与一定的时代、社会或作者的习惯用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对于古代的文献就更应如此否则就很可能弄错年代。12世纪的王室涂油礼被认为是种圣礼，“圣化”一词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当时并未具有当代神学所赋予它的含义，如今，“圣礼”的定义已十分明确。其他有关的词汇也同样如此。虽然事物的存在先于命名，但命名的意义也非同小可，它标志着人们达到自觉认识的关键阶段。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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