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历史文献的状态反映了两个阶级之间权力关系的状态。一种几乎纯系口头的文化,比如工业化以前欧洲被支配阶级的文化,通常不会留下许多痕迹,或者说,留下的那些痕迹,也都是扭曲变形的。因此,在像梅诺基奥这种有限的个例中,存在着某种察知症结的价值。它有力地提出了一个其重要性刚刚才得以认识的问题: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中世纪之后的高雅欧洲文化中,都有相当一部分存在着大众根源。像拉伯雷和布昌格尔(勃鲁盖尔)这样的人物,可能并非异数。同样,他们也结東了个以隐秘却成果丰富的文化交换为特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双向进行的。然而,在接下来的那段时期,其标志特征却是统治阶级文化与手工艺人和农民文化之间的日益泾渭分明,以及自上而下对大众的灌输规训。我们可以将这两个阶段的分界线划在16世纪的下半叶,基本上与物价革命”驱动下的社会加剧分化相重合。
句子的出处/作者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孙皓晖《大秦帝国》
——杨涟《明史》
——蕾秋·乔伊斯《一个人的朝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