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欧洲各种对抗的精神战场——这就是做德国人的意味所在，”曼在他写于一战期间的《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的思考》中说，他的这些情感直到他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叶年迈时在流放中写作《浮士德博士》的时候都未改变。西贝尔贝格认为纳粹主义是德国恶魔的爆发，这一观点正如其过时地坚持认为德国集体犯罪（“我们身上的希特勒”的主题）一样，令人联想起曼。叙述者不断发难，“没有我们，希特勒会是谁？”这也与曼相呼应，后者一九三九年撰写了一篇题为《希特勒兄弟》的文章，认为“整个事情就是瓦格纳主义的一个扭曲的阶段”。和曼一样，西贝尔贝格也认为纳粹主义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畸形结果——以及背叛。西贝尔贝格在纳粹时代长大成人，却与这幺一个旧制度下的作家在如此多的主题上有共识。这似乎有点儿奇怪，但是，西贝尔贝格在感受力方面有许多老式的东西（或许，这是在共产主义国家接受教育的一个后果）——包括他那幺鲜明地认同德国，而其最伟大的公民却生活在流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