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疾病在那时[古代]所获得的意义而言，疾病是群体灾难，是对共同体的审判。惟有伤残，而不是疾病，才被看作是个体的报应。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当梅毒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以流行病的形式开始肆虐整个欧洲时，人们给梅毒起的那些名字成了一些例证，说明人们需要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疾病当作外来的疾病。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 (French pox) ，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 (morbus Germanicus) ，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 (Naples sickness) ，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 (Chinese disease) 。不过，这类貌似对沙文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所开的玩笑却抖露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 non-us) 、异族等同起来。……几百年来流行的那种欧洲作为优越文化体的观念，包含着这幺一种看法，即欧洲是一个被来自其他地区的致命疾病所殖民化的地区。欧洲自身被想当然地认为是理当免于疾病的（欧洲人对自己——以侵略者或殖民者的身份——带给异邦的、“原始的”世界的致命疾病所导致的程度大得多的毁灭，令人惊讶地不当一回事）。艾滋病是对偏离常规的行为的惩罚，艾滋病危害无辜者——有关艾滋病的这两种观念，彼此并不相左。这正体现了瘟疫隐喻的非同一般的潜能和功效:它使得人们既把疾病看作是脆弱的“他者”自己所惹的祸，又看作是每个人（可能患上）的病。……反自由主义的艾滋病神话编篡者们的指控，使艾滋病成为每个人的问题并因而成为每个人必须了解的话题的做法，颠覆了我们对“我们”与“他们”之差别的理解，实际上开脱了“他们”的罪责，或至少使“他们”免受了道德评判……不是艾滋病，而是来自最有官方色彩的人士“为同情而抛开歧视和恐惧”（瓦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