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那些年很美好，我对当时的一切非常怀念。我教的是人文学和当代文明的课程，所以我每年必须读书，就比如《伊利亚特》。很多人问我，我的引用都是从哪里找到的。其实很多我都是烂熟于心，因为我教那些书教了十来年。在写《疾病的隐喻》这本书时，我不需要经常去查阅文献，因为我记得《伊利亚特》第二卷中对瘟疫的描写，修昔底德对雅典瘟疫的描写，以及薄伽丘笔下的佛罗伦萨瘟疫。而且，我开始认识到，在浪漫主义时期之前，人们看待疾病的方式多幺不浪漫。在那些早期的书中，疾病并非被作为一种心理状态或末日命运来谈论，而是说它如何能够被控制、管理和理性对待。当我真的开始查阅文献时，我发现，在18世纪中期之前，似乎并不存在对疾病隐喻的现代运用，即认为疾病可能是人类境况最极端形式的意象这一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