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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言谈的有效性”，需要四个条件：可理解、真实、正当和真诚。你可以用这四项“有效陈述”的标准来检查一下自己平时的谈话。 其次是交谈需要的“理想言谈情景”，这个情景也有四个条件，总的来说就是保证所有参与者，能够平等地、自由地展开理性的讨论。如果你有兴趣进一步探索，可以去读哈贝马斯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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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2026-06-16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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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抱有一种幻觉，以为自己的意志是自由的，而且这种幻觉如此根深蒂固，以至连我也乐意接受他了。当我采取这种或那种行动的时候，总以为自己是个有自由意志的作俑者。其实事成之后就很清楚：我所采取的行动，完全是各种各样的永恒不灭的宇宙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个人想防止也防止不了。它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即使干了好事，我也不想去邀功请赏，而倘若干了坏事，我也绝不引咎自责。
——毛姆《人生的枷锁》
获得真正自由的方法是要学会自我控制。如果情绪总是处于失控状态，就会被感情牵着鼻子走，丧失自由。所以那些精神自由，保持独立思考的人也正是擅长于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尼采《善恶的彼岸》
死者和垂死者所在的地方愈是偏远和有异国情调，我们就愈有可能从正面把他们看个够。因此，后殖民地非洲—除了其性感音乐外一主要是作为一张张睁着大眼睛的受害者的令人难忘的照片存在于富裕世界普罗大众的意识中，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比夫拉土地上的饥民，到一九九四年近一百万名卢旺达图西族惨遭灭族屠杀的生还者，以及数年后塞拉利昂叛军革命统一阵线实施大规模恐怖计划期间惨遭砍断四肢的儿童和成人。（最近，则是贫困村子里一整家一整家艾滋病垂死者的照片。）这些景象含有双重信息。它们展示一种令人愤慨的、不公平的，因而必须补救的痛苦。它们证实那地方竟然发生那种事。这些无所不在的照片，还有照片中的恐怖，只会加强这样的看法，也即在世界那些黑暗而落后（也即穷苦）的地区，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欧洲也曾有过可资比较的残暴和不幸。还只是在六十年前，欧洲发生的残暴，其幅度和骇人听闻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可能见到的任何来自世界贫困地区的画面。但恐怖似乎已退出欧洲，退出的时间已长得足以使目前平和的事态显得理所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年后，欧洲土地上竟还有死亡集中营和、场固城战以及数以干计的平民被屠杀、被扔进万人坑，这使得波斯尼亚战争和塞族在科索沃发动的屠杀，引起一种特别的、时空错置的兴趣。但是，理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欧洲东南部的战争罪行，可有多种方式，其中一种方式是声称巴尔干半岛毕竟从来不是欧洲真正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在已发表照片中所见的严重受伤的尸体，都来自亚洲或非洲。这种新闻习惯承接了几百年来把带有异国情调（也即殖民化）的人类拿来展览的传统：从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在伦敦、巴黎和欧洲其他首都举办的人种学展览中，非洲人和偏远的亚 洲国家的异国人被当成动物观赏。在《暴风雨》中，特林鸩罗遇见凯列班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可把凯列班弄去英国展览：“在那里，没有一个度假的傻瓜会给个子儿…虽然他们不愿意拿出一毛钱来摆脱一个跛脚的乞...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平衡，控制过严，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不利于打击犯罪，松一松，公民权利马上失去保障。迄今为止，在安全与自由面前，美国人还是选择自由，还是选择继续支付代价以保留自由。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因为反恐怖法的内容包括增加司法人员，加强司法当局追踪电话、检查信用卡和其他记录的能力，限制死刑犯上诉的部分权利，以及在涉及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案件时可以动用军队等等。这些条款显然是加强和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限，而美国人的“公民权利”也显然有可能受到威胁。这些权力只要稍微被滥用一下，美国人的自由马上就会岌岌可危。因此，所有的人对这一类的问题都非常谨慎。像这样的反恐怖法，一般来说，总统是很难使国会让步的，我刚才已经说过，即使在组约的世界贸易中心被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炸成这样，国会都拒绝让步。这次国会能通过这样一个法案，正是验证了克林顿总统在爆炸之后的那段讲话，这场爆炸是对美国人自由的“生活方式”和对于自由“信仰”的攻击。因为，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自由就会被逼得让步。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事实上，奴隶制是一个社会制度的罪恶，而不是种族的罪恶，只是在美国，在一个历史阶段，它恰与种族相连。当时，奴隶主基本上都是白人，奴隶基本上都是黑人。但是，在今天，把这种制度的罪恶过度地和种族相连，并不是合理的事情，哪怕是在有这种历史负担的美国。一些善良的美国白人年轻人中，很多人至今还有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负罪感，和他们谈起来，他们比我还要不愿意提到黑人的“问题”，他们在潜意识里总觉得黑人的一切“问题，都是包括自己在内的白人造成的，我的朋友劳拉就是一个典型。也有些人感到十分冤枉。比如我的朋友杰米，他就一肚子委屈地对我说过：“凭什幺一说白人就说是奴隶主，我的祖先移民来的时候也是穷人，最穷的爱尔兰人（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确实曾经是出了名的穷）他们也是奴隶。再说，那些白人怎幺买到的黑人，是他们的黑人奴隶主卖了他们！”他说的确实都是事实。我听了一名黑人主持人的谈论节目才知道，实际上，在美国历史上，还出现过自由身份的黑人蓄奴者。由此，你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制度的罪恶，而不是特定与某一种族相连的罪恶，但是，美国的历史却使得黑白双方都负担沉重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但是，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法律是针对它的整体人民的，只有当它对所有人是公正的时候，任何一个“个人”才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拥有安全感。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纵容对一部分大家认为是“坏人”的人草率处理，表面上看起来是有可能维护了“好人”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隐含了对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的威胁。在一定的气候下，无视公民权，践踏公民权的“细菌”，就会以人们意料不到的速度突然迅速生长，危机每一个“个人”，“好人”“坏人”通通无法幸免。权力法案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以社会安全为借口，非法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力。牺牲任何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家庭幸福，以此作为换取社会利益的代价，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是不被美国的宪法精神所承认的。它不承认任何一种社会要求可以高于一个公民对于自由幸福和合法权利的要求。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因此，在美国教育下出来的老百姓，对于公民权利是非常敏感的。一方面，他们接受非常严格的“合法”与“非法”概念；另一方面，他们最关心自己在这个国家拥有哪一些法律所保障的权利，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切切实实地享有这些权利。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自由的保证。如果任何人，包括美国政府在内，试图侵犯他们的权利，他们非眼你玩命不可。所以，我们看到，凡是有关公民权利的案例，也就是那些牵涉到宪法所保护的个人自由的案例，他们非常较真儿，经常一个小人物的案子就会引起全国性的辩论，甚至惊动最高法院。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但是，永远有人滥用自由。你确定了任何一种自由，都会有人滥用，言论自由也不例外。实际上，尽管滥用言论自由不像滥用武器和武装看上去那幺触目惊心，但是，却远为复杂。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但是，性就是性。当自由必须被性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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