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人格形成期正好发生在“文革”之后的“思想启蒙”时代。我们的精神成长深深地纠缠于对“重大的根本性问题”的关切。当时伴随着关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的热烈讨论，同样有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我们清楚地记得，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署名“潘晓”的一封读者来信，提出“人生的路为什幺越走越窄？”的问题，对“文革”时期提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生观提出质疑。，《中国青年》杂志共收到6万封读者来信，发表了30多篇文章，讨论持续了8个月之久。自此之后，中国大陆的公共领域中再也没有发生过影响如此深远的人生观大讨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不知不觉地，人生意义问题变成了个人的“私事”。 值得指出的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当时“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两个重大问题是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用学术语言来说，这是一种“整全性”的思考，也期待一种整全性的答案。这种整全性倾向不只是由于人格成长对于“认同一致性”的需要，更为深刻的原因或许在于，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是1949年之后国家意识形态的论述，都提供了一套“政治/人生”一体化的整全性论述。在我们接受的正统教育中，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史、历史观、社会政治观，同时也是人生观。因此，当旧有的整全性论述发生危机的时候，其具体内容可能不再被人轻易接受，但其整全性的论述结构仍然发生着潜在的影响，对任何试图取而代之的后继方案都施加了一种压力：如果一个替代性论述没有提供对于政治和人生的整全性答案，似乎终归难以令人满足。 对自由主义的一部分不满，正是由于自由主义的晚近发展有越来越明显的“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取向，似乎将人生价值问题变成个人“自由选择”的私事。。自由主义的现代人似乎陷于无所依归而茫然失措。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西方的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