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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神眼中的世界,但人类不是神,无法预知万事万物的结局。换个角度想,就是任何事都未成定局。 这就是我的世界。 身为无知的人类,反而能逆转早已注定的命运。 既然无法做主,无法预知任何结局,那就有无限的可能性。无知又无能为力,不就代表选哪个选项都没差别,因此选择范围无限大? “就是自由。”
——
叶真中显
绝叫
2026-06-25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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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真中显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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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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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文字与思想的优柔,恰好是命运的凶器,常常沿着一个人的灵魂鲜血淋漓地自我解剖下去,更不幸的是这样的牺牲常常在这个冷漠的人世找不到丝毫同情或代偿。
文学什么都不是。因为文学就是一切。
——七堇年《尘曲》
不久之后,一个从极其细微的事件引发的新的社会动乱更表明了国政的疏失已极其严重。部队之中逋逃的风气大盛,这些逃跑的士兵并没有隐匿躲藏,反而公然拦路抢劫。马特努斯出身行伍,胆识过人而不安其职,集合此类盗匪形成股恶势力,他打开监狱释放囚犯,煽动奴隶争取自由,大肆抢劫高卢和西班牙未设防之富庶城镇。行省的总督袖手旁观不加理会,放任他们蹂躏地方,甚至还与其坐地分赃。最后,惊动皇帝要严加处置,他们才从因循怠惰中振作起来。马特努斯发现自己身陷险境,必须尽快设法打开条生路,下令手下的群盗化整为零,各以小股方式伪装掩蔽通过阿尔卑斯山,趁着自然女神节庆的狂欢喧闹,齐集罗马。他要杀死康茂德,登上虚悬的帝座。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瓦尔堡所追随的进化论的思想家们将这种态度与现代科学家的态度相对比,现代科学家使用约定俗成的符号,一直意识到它们的任意性。在它们之间是想象的生活的领域,言语与隐喻的领域,移情作用的领域,艺术的领域。所有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既带有魔法的态度又带有理性主义的态度。在隐喻中,我们不相信两种事物完全相同,但是我们发现有时很难弄清在哪里隐喻结束而理性的描述开始。在移情作用中,我们并不是真的将我们对于自然的感觉与自然客体相等同,但是我们又无法将我们自己与“感情谬误”[pathetic fallacy]完全分离。因此,在瓦尔堡的分析中,艺术的图像占据着和作为定向工具的图像所占据的相似的一种中间位置。描画一个客体的艺术家不再用手来抓取它,但是他也没有退而进行纯粹的沉思。他描摹它的轮廓,仿佛要抓住它。艺术的图像属于象征符号所根源于的那个中间领域:…………正是艺术家和史学家对这些来自往昔的无形的影响最为敏感。……他对尼采精神失常的医学原因未予考虑,而是非常动人地把它描述为史学家的悲剧的例子,这种悲剧几乎吞噬了他自己的心灵;从另一方面说,在瓦尔堡看来,布克哈特是由于他自己决心如此而掌握了这一命运的学者。p289-290
——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
热爱人民和鞭挞寄生阶级的庸俗无聊,正是代表着果戈理作品内容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始终有机地联结在一起的,一直到果戈理晚年用全力讽刺地主生活的辉煌巨著《死魂灵》里,我们还看到他怀着多么深厚的爱同时描写了戈贝金大尉悲惨的命运。读了他的第一本集子《狄康卡近乡夜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果戈理的写作态度,他的热烈的爱憎,他的讽刺作品中的崇高的理想原则。
——果戈理《狄康卡近乡夜话》
我并不是反对全球化,我反对的是美国化的全球化和跨国资本化的全球化。500年前一船欧洲的廉价物品可以换取一船非洲的奴隶,现在一个波音的飞机翅膀可以在中国换取难以计算的棉花和粮食。全球化的经济不会带来全球平等的繁荣,贸易的自由化也不会带来公平的交易。这是因为少数人拥有了出价的权利,而绝大多数人连还价的权利都没有。P145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民主和自由那种四字成语一样的神秘联系被打破以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简单事实,就是”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意愿,它并不能保证少数人的”自由“。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中下层贫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痛苦,通常是因为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太严酷,总被别人当成任性的孩子一样对待。一名汽车装配厂的工人说:“这儿就像在军队,不,比军队还糟糕……哪怕你去撒尿,也得领一张护照。”《劳动阶层的大多数》一书的作者,安德鲁·李维逊,曾提示我们想象一番“老有一双工头的眼睛在你身上扫视的滋味,中产阶级社会里绝对不会有这般礼遇”。领薪的专业人士当然也有自己的上司,但人们终究难以想象,如果一位教授或者管理人员旷了一天工,会有人要求他们出示医生的病假条,或者汇报他们上卫生间的具体次数。中层和下层贫民之所以处于如此情形,是因为他们在一个凡勃伦称为“人对人的强制性压制”中扮演着牺牲品的角色,这一现象委实令人不快。(施加这种压制,而不是让自己被人压制,是那些更幸运的人们的特权:经理、教师、作家、新闻记者、神职人员、电影导演等。)的确,被监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地显示等级差别。这就表明,整个等级体制更像是在识别自由的价值,而非仅仅宣扬金钱的价值。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监督,比你从这种受监督的劳动中领回报酬的多少,更能显示你的真实等级。
——保罗·福塞尔《格调》
自由实在不是什幺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作出的一个选择。自由除了质的定义,还有量的测度。在不同的时代,自由所经受的冲击和支付的代价是不同的,人们的认识程度和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当必须支付的代价超过了承受能力,人们往往会选择放弃一部分自由,自由和代价是两个分不开的话题。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他表示“就长远来说”,自由民主政体具有难以抗拒的优势,仍然会在曲折发展中越来越盛行。 但是,福山反复指称的“长远”到底有多远?经济学家凯恩斯有句名言:“就长远来说,我们都会死的。”我也质疑:如果福山设想的历史终点,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显示出离我们越来越近的趋势,那他究竟如何回应呢?如果只是说,这没关系,因为“长远以后”这种趋势会出现的。但这种回答的有效性依赖于未来的证据,似乎总是可以通过延迟判断来回避反例,那就不足以满足“可证伪性”的要求。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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