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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这一切都在纸上得到了详尽解释和精确计算（这是十分可能的，因为预先就相信某些自然规律人是永远无法认识的，是十分可恶的，也是毫无意义的），那么，到那时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愿望了。要知道，如果意愿什么时候一旦跟理性完全汇通，那么我们能做的就只是推断，而不再是听凭自己异想天开了，因为我们已经不能，比如说，一方面保持理性，一方面又去想望毫无意义的东西，从而明知故犯地对抗理性，给自己带来危害……

2026-07-25 22:02配图 点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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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人性这个名词已经消失，但在家庭生活中，人性还多少应该有点儿残留吧，如果在家庭中都找不到一点儿人性带来的温暖，那么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
——都梁《亮剑》
青春的意义在于哪怕忧伤地泪流满面，依然是一首夹杂着摇滚味道的安魂曲。
——七堇年《被窝是青春的坟墓》
没有爱哪来的恨。我就是觉得，有些东西来得太晚了，并不一定没有它存在的意义，只是，我不想要了。
——辉姑娘《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工作对我来说，是为明明看不到意义的东西，日复一日交付生命。那种疲惫，像是绳索一样地，渐渐勒紧了我。常常下班回来，不想直接回到窝里，又不知何处去，就在学校的操场上一圈一圈散步。操场永远是青春的舞台。踢球的、练跑步的年轻学生，一个一个从我身边跑过去。手拉手的恋人，窃窃私语。看台上坐着三个女生，望着天，抱着吉他。真不愧是大好青春，一无所有，依然有气魄将烟火生活拒之门外。
——七堇年《平生欢》
大多数同事离职后都去做了公关。那是一种至少“纯粹”的工作，至少他们知道自己写的就是广告，就是为大公司的利益服务，不必考虑写这些文章有什么意义、在WAVE，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内容质量在下降。不是必须读的稿件，我们基本不读，也不会跟同事讨论怎样才能写得更好。公司赚了更多的钱，而员工只有更多的加班和更差的写作技能。同事何安离职后去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公关了，她说，这样至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做商业稿就做商业稿，要做内容就做内容，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不知道在干什么。一会儿写商业稿的时候跟你说这种狗屎也能写，一会儿写原创文章的时候说什么标准不是这样的。
——凡之昂《不再踏入流量的河》
爱是“生存的意义”唯一的意义，自然还有美‌‌
——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
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阐释甚至变得更为复杂。这是因为，当代对于阐释行为的热情常常是由对表面之物的公开的敌意或明显的鄙视所激发的，而不是由对陷入棘手状态的文本的虔敬之情（这或许掩盖了冒犯）所激发的。传统风格的阐释是固执的，但也充满敬意；它在字面意义之上建立起了另外一层意义。现代风格的阐释却是在挖掘，而一旦挖掘，就是在破坏；它在文本“后面”挖掘，以发现作为真实文本的潜文本。最著名、最有影响的现代学说，即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实际上不外乎是精心谋划的阐释学体系，是侵犯性的、不虔敬的阐释理论。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所有能被观察到的现象都被当作表面内容而括入括号。这些表面内容必须被深究，必须被推到一边，以求发现表面之下的真正的意义一潜在的意义。对马克思来说诸如革命和战争这样的社会事件，对弗洛伊德来说个人生活中的事件（如神经官能症症状和失言）以及文本（如梦或者艺术作品） ——所有这些，都被当作阐释的契机。根据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看法，这些事件只不过看起来可以理解罢了。实际上，若不对它们进行阐释，它们就没有意义。去理解就是去阐释。去阐释就是去对现象进行重新陈述，实际上是去为其找到一个对等物。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贫民阶级相信的东西，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比中产阶级更有意思。比方说，一个中产阶级会相信梦见的东西有意义而且可以从《解梦书》中得到证实吗？他们相信铜手镯能医治风湿病吗？相信在跑马场下赌注赢一大笔钱的机会很大吗？相信官方会在军人的食物中掺入溴化物以降低士兵的性欲吗？相信苦杏素将制服癌症吗？相信“创造性科学”这个概念没有矛盾吗？相信只要“发明”了某样东西（像“反重力腰带”之类）就可以公开杀人，像一个曼哈顿旅店服务生曾对人说的那样？相信瘸子和畸形人是因为上辈子干了坏事，今生被罚投胎受罪吗？相信世界语是解决世界上所有误会的一个办法吗？相信只要和麋鹿、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或古代爱尔兰秩序联系起来，设立“妇女援助组织”就不荒唐了吗？相信把一个网球锦标赛叫做“康格里默精英赛”一点也不滑稽、不古怪吗？这一切都是贫民阶层乐意相信的东西。比起中产阶级，他们显得更有趣。
——保罗·福塞尔《格调》
实际上，我们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归根结底总是从自己的日常经验中借用各种要素来重构过去，当然必要时会给这些要素添上新的色彩；即便是我们用以表示已经消失的心灵状态、已经湮没的社会形式之特征的名词，也主要是让我们体验当时人的生活，否则它们毫无意义。若以自觉且克制的观察取代这种直觉印象，也许会更好【上百倍】。我想，如果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对其生活的世界视而不见，他仍不失为伟大。但是，如果博学者没有兴致去观察周围的人、物和事件，【他】也许就只配得上有益的古物学家的名号，就像皮雷纳所说的那样。他最好还是放弃历史学家的头衔。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年鉴派历史学与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后者则推崇“史料即历史学”的观点。布洛赫指出，任何⼈研究历史都是有⽬的的，开始时肯定有⼀种指导思想，对⼀个新⼿的劝告最糟莫过于劝他耐⼼地在⽂献中寻找灵感，因为消极的考察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份⽂献如同⼀个⻅证⼈，正像⼤多数⻅证⼈那样，只有在⾯对提问之时，他们才会予以说明”。如“电⽓化”对⼈类历史的意义远远⼤于某些政治事件，但历史学界对此视若⽆睹，其原因并⾮缺乏这⽅⾯的资料，⽽是因为历史学家根本就没去碰这些资料，该责怪的只是历史学家⾃⼰。另⼀位年鉴学派⼤师费弗尔说得更为明确：“提出问题是所有历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历史学。”如今，以“问题历史学”为指导思想的史著已蔚为⼤观，这不能不使⼈叹服布洛赫等年鉴派先驱的远⻅卓识。p8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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