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为《文学评论》写文章，对日常开销帮助虽然不大，但的确很有意思。正如丽贝卡·韦斯特在《巴黎评论》的一次访谈中所说的：“让你面对一本书时，真正地打开心扉。”除此之外，写评论还促使我阅读那些可能不会去读的书籍。比如弗雷德里克·布朗写的关于福楼拜的顽强生活，如果我在书店（很高兴没在书店看见“挥泪甩卖”这类词语，人们说大部分生意场都挂着这种标志）看见这本书，我可能会想：“嗯，看起来很有趣，但这本书太厚了，我的书架上连一本薄薄的小书也插不进去了，况且，关于福楼拜的生活，我知道的已经够多了。”然后转身就走，去看看新到的平装书，因此失去了一次真正的体验“愉快大餐”的机会。还有格特鲁德·贝尔，我为什么要读任何关于她或她写的东西呢？不管我是不是真的喜欢弗雷亚·斯塔克，或尽管也没那么喜欢就想当然地觉得T. E.劳伦斯更值得一读，我就是不想读她的书。而令我深感羞愧的是，我不想读仅仅因为不喜欢她的名字，格特鲁德，这个双音节的单词可真难听，总让我想起衣衫褴褛又严肃又不讨人喜欢的女性形象。所以如果不是《文学评论》要求我写评论的话，我绝对不会拿起乔治娜·豪厄儿写的有关格特鲁德·贝尔的传记来读，然后一读之下，忽然看见一个真实而不同寻常的女人，还发现了这个世界最令人着迷的领域，以及令人毛发倒竖的近代史篇章。迄今为止我竟然不了解关于这个女人的任何事情，这似乎非常荒唐，而这样被逼着、被引导着在八十九岁高龄时发现了她，又是多么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