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句子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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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许同样愚蠢的是,相信使哲学家的思想摆脱旧形而上学问题,转向各式各样的内省的一一对他的感觉和认知器官的内省、对他的意识的内省、对心理和逻辑过程的内省一一的动力,是来自观念自主发展的力量,或从多种不同表现形式的同样思路出发,相信如果哲学紧抱着传统不放,我们的世界就会有所不同。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改变世界的不是观念而是事件 日心说”作为一种观念,与毕达哥拉斯的思辨一样古老,在我们的历史中像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一样长久,但它从前根本没有改变过世界或人的心智。现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的始作俑者,是伽利略而非笛卡尔。笛卡尔自己就十分清楚这一点,当他听说了教会对伽利略的审判和伽利略的悔改之后,一度想烧毁他的著作,因为“如果地球运动是错的,我的哲学的全部基础也就错了” [301。但由于笛卡尔和哲学家们把所发生的事情提高到了毫不妥协的思想的水平,就以无可比拟的准确性揭示出了这个事件的惊人性质;预见了或至少部分预见了人在这个新立足点上内在固有的困惑,对此科学家忙忙碌碌而罔顾,直至我们的时代,这种困惑才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浮现出来,并妨碍到他们自己的研究。从那时起,现代哲学一开始就占主导地位的悲观主义和现代科学直到最近还膨胀的乐观主义之间的错位,才得到了弥合,而且似乎两者都没有什么让人欢欣鼓舞的事情留下来。

句子的出处/作者
“是的,您想想,我当时还以为这样做很聪明!可以不去打仗,用这种方法,虽说不光彩,但还能活着,等到战争结束后可以回家,就像别人一样,也是筋疲力尽,犹如在水中潜了很长时间之后重返海面……我差一点成功了……但是,战争持续的时间实在太长……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那些使祖国感到厌恶的人们,再也无法被人理解……祖国开始接受不管来自何方的所有牺牲品,接受所有祭献的肉……祖国在选择殉道者时变得无限宽容!现在,已经不再有不配拿起武器的士兵,特别是不再有不配战死沙场的士兵……最新消息,他们要使我变成英雄!……疯狂的屠杀要变得异乎寻常地迫切,才能使他们对偷窃一听罐头加以原谅!我说什么呢?把这事忘掉!当然,我们习惯于每天赞赏那些大盗,全世界也和我们一起对他们的富有表示仰慕,不过,只要稍微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的一生是一种每天变更花样的长期犯罪,但这些人却荣宗耀祖、有权有势,他们的滔天罪行也不触犯法律,然而在历史上,不管是在多么遥远的历史上——您知道,我挣到钱是因为熟悉历史——,所有的事都向我们表明,[66]小偷小摸,特别是偷窃平常的食品,如面包、火腿或干酪,都必然会使偷窃者蒙受无法否认的耻辱,明确地遭到社会的唾弃,受到严厉的惩罚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长夜行》
艺术作品,只要是艺术作品,就根本不能提倡什幺,不论艺术家个人的意图如何。最伟大的艺术家获得了一种高度的中立性。想一想荷马和莎士比亚吧,一代代的学者和批评家枉费心机地试图从他们的作品中抽取有关人性、道德和社会的独特“观点”。……对艺术作品所“说”的内容从道德上赞同或不赞同,正如被艺术作品所激起的性欲一样(这两种情形当然都很普遍),都是艺术之外的问题。用来反驳其中一方的适当性和相关性的理由,也同样适用于另一方。就题材消失这种观念而言,我们或许只有唯一的一个严格标准,来把作为艺术的色情文学、色情电影或色情绘画与那些姑且称作“黄色物品”(因缺乏一个更恰当的词)的文学、电影或绘画区分开来。黄色物品有“内容”,而且有意对其进行设计以使我们与这种内容发生联系(带着厌恶或者欲望)。它是生活的替代。然而艺术并不激发性欲;或者,即便它激起了性欲,性欲也会在审美体验的范围内被平息下来。所有伟大的艺术都引起沉思,一种动态的沉思。无论读者、听众或观众在多大程度上把艺术作品中的东西暂时等同于真实生活中的东西而激动起来,他最终的反应——只要这种反应是对艺术作品的反应——必定是冷静的、宁静的、沉思的,神闲气定,超乎义愤和赞同之上。有趣的是,热内最近说,他现在认为,如果他的著作激发了读者的性欲,“那这些著作就写得太糟糕了,因为诗的情感是如此强烈,读者哪会被激起性欲呢?即便我的著作是黄色的,我也不会厌弃它们。我只会说我缺乏优美罢了。”艺术作品可以包含一切种类的信息,并以新的(而且有时是大可称道的)态度提供指导。我们或许可以从但丁那儿了解到中世纪的神学和佛罗伦萨的历史;我们或许是从肖邦那儿第一次体验到了激情的忧郁;我们或许是通过戈雅才相信了战争的野蛮性,通过《美国的悲剧》才相信了极刑的非人道。但只要我们把这些作品当做艺术作品来对待,那幺他们给予的满足就是另一种类型的满足。它是对人类意识的品性或形式的体...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不久的不久,这层宁谧也就被冲破了,我外公的产业因为“公私合营”,全家也迁来这幢三开间三层的洋房居住,楼上楼下人口众多,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记得我祖母很少说话,经常微笑,上海吃定息的资本家与反革命破落地主家庭的生活,就这样拼合在一起,其中生发的对于经验和历史的交错,应是我祖母最深刻的感受了。至一九五九年,我父母调至湖州水泥厂下放(太湖小梅口,择地质队之岩芯储藏室为宿舍,父亲戏称“顽石堂”),我祖母仍像面临黎里老宅数度突变的姿态一样,继续操持这相对陌生复杂的家,她只是经常慈祥地看着我,对我非常宠爱,我每天都把不喜欢吃的菜梗拨到她的碗里,听她早晚念佛。她完全不知晓我父母的事,只是朝夕面对老式百叶窗,蠕动嘴唇,保佑他们无病无灾,专心缝制她的冥衣、绣花寿鞋,让我如今还能清晰见到鞋底那几片七彩祥云和两朵并蒂莲花。在上海食品供应最艰难的时光里,我祖母一直忆及黎里镇她新婚期的模样……那时镇外到处桑田,到处鱼虾,即便街面上最潦倒的乞丐,也是穿丝绵袄裤,盖丝绵被子,不吃死鱼死虾……自十七岁起,她即戒除荤腥,灶前从不试咸淡,却可以做出最美味的红烧鱼,她一直啰嗦黎里镇琐事,从不改换初心,这一幅鱼米之乡的丰足图画,在漫长的困难时世,那是极其的虚无,也是一种坚定扎实的慰藉或困扰。
——金宇澄《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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