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逐渐找到了答案。不，卫城计划与此无关，或者说关系不大。当权者怕的不是那五百克梯恩梯，不是你用它来做的那件多多少少有些耸人听闻的事。当权者怕的是你本人，怕你到处惹是生非，制造混乱。自从离开博亚蒂后，你就没有安分过一秒钟。你频频向国内外媒体发表声明，接受采访，举行抗议，提出法律申辩。你甚至对大赦令进行大肆抨击，认为它是荒谬的，因为它同时也宣布严刑拷打者无罪。这些人没有受审，也没有被判刑，你怎么能够赦免他们呢？宣布这些人无罪，岂不等于承认被当局禁止的酷刑实际上已经发生过吗？就不要提你在公开场合闹事，不断给宪兵司令部打骚扰电话和你喜欢的受人爱戴了。你从来不会走在大街上而不被人注意。总是有人在街上把你拦住，拥抱你。似乎远远不止这些，报纸对我们的事做了大量的报道。我们之间那种出人意料、颇具传奇色彩的关系引起了人们一种病态的兴趣，我们成了一对使新闻界疯狂的恋人，这更让当权者感到头痛。当然，最让当权者感到头痛的是，你的固执、桀骜不驯和丰富的想象力。他们无法猜想一分钟以后，或第二天，你会做出什么事来。每个向自己提这个问题的人都会变成一个扎卡拉基斯，深更半夜醒来惊呼大叫：“他在哪儿？他在干什么？”在别的场合，这可能很可乐，很有趣，但在政治生活中，更糟的是在独裁体制下，这却是一种没有宣判的死刑。你必须马上离开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