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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是妈妈用来展示的纪念品！脑海里这样呐喊着，心里却非常清楚，妈妈的愿望并非只是向大家展示自己的女儿，正因如此，我感到非常难过。
——
崔恩荣
明亮的夜晚
2026-09-10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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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公共纪念物是私人出资兴建，着眼却几乎全是为了公众利益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阿尔及利亚友人在蒂巴萨，给加缪立了纪念碑，雕刻的铭文为： 在这儿我领悟了 人们所说的光荣 就是无拘无束地 爱的权利。 ———阿尔贝・加缪
——阿尔贝·加缪《第一个人》
栗栗差点打了个“是”，她随即意识到，纪念和日之间那个空格不是手误，立即缩回打字的拇指攥在手心里，心说好险。
——张天翼《如雪如山》
这个被分离的日常生活的个人体验，没有语言，没有概念，没有到达其自身过去的关键途径，这个过去没有寄存于任何地方。这个体验并不交流。他不被人们理解，而是被人们遗忘，以利于不可纪念物的虚假的景观记忆。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
在一所房子里不能久留的观察者，只须留心一下电视机摆放的位置，通常就可以很公正地估计出主人的阶级地位。原则上社会等级越高的家庭，电视机出现在起居室里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出于方便或没有别的地方摆放电视，可以通过滑稽陈设除去它令人不快的方面，表明你并没打算认真对待它，而仅仅把它当作摆放丑陋骇人的小雕塑、怪模怪样的纪念品、滑稽可笑的婚庆礼品之类东西的地方。 这些建议是以你有电视为前提的，上流社会倾向于不看电视。
——保罗·福塞尔《格调》
“我在位于城东的纪念馆的二楼放映室里，观看了美军在一九四五年春天航拍的这座城市的影片。影片的字幕显示，自一九四四年十月起的六个月间，这座城市百分之九十五的区域遭到了破坏。这是欧洲唯一一座发动起义抵抗纳粹的城市。一九四四年九月，这座城市戏剧性地在一个月内击退了德军，实现了民主自治。于是希特勒下令，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彻底摧毁这座城市，以儆效尤。”
——韩江《白》
她说长了霉斑也没关系，这东西我要收着留念。 “留念？这是要纪念什幺？童年吗？ “我要拿它来纪念拉祖。 她说。银铃在她的黑暗中沉默半响，也许无意间被她的话绊倒，被卷进了昏黄的回忆里，不由得开始搜索拉祖留在她脑中的影像。银霞寻思，妹妹想起的会是哪一个时候的拉祖呢？是理发师巴布的儿吗？是捧着比人高的奖杯走到七楼来向她们姐妹俩炫耀的印度少年吗？是报纸上那些彩色图片里笑得见牙不见眼的会考状元吗？是梁金妹去世举丧时，到丧府来狠狠地抱着她，陪她哭了一通，以至那晚上说话都有了浓浓的鼻音的律师吗？ “ 这是他送你的吗？” 银霞摇摇头，又点点头。“它提醒我，拉祖是一个光明的人。”
——黎紫书《流俗地》
追求更富戏剧性（人们常常这样形容）的影像，成为摄影事业的动力，并成为一种以震撼作为主要消费刺激剂和价值来源的文化的常态。安德烈.布勒东宣称：“如果美不令人战栗，就不是美了。” 摄影师的意图并不能决定照片的意义，照片将有它自己的命运，这命运将由利用它的各种群体的千奇百怪的念头和效忠思想来决定。 那影像永远是有人选择的；拍照即是定框，定框即是排除。 即使有姓名，也不大可能被“我们”所知。当伍尔夫指出她看到的一张照片中的一具男人或女人的尸体如此血肉模糊以致完全可以使一只死猪时，她的意思是说，战争的参保性已惠去了个人的身份，甚至人类的身份。这当然是从远方观看时战争的样子——它只是一个影像。 照片留下了参考路线，成为追求各种目标的图腾：情绪围绕一张照片要比围绕着一个文字口号更容易清晰化。照片还有助于建构——以及修改——我们对较遥远的过去的感知，尤其是迄今不为人知的照片的流转带来的事后震撼。大家都认得的照片，如今已构成一个社会选择思考什幺或宣称它已选择思考什幺时不可或缺的参照。社会把这些理念成为“记忆”，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种虚构。严格讲，根本不存在集体回忆这回事——它就像集体悔罪这种假概念一样无稽。但却存在集体指示。 所有记忆都是个人的，不可再生产的——它随着每个人死去，所谓集体记忆，并非纪念，而是规定：这是重要的，而这是讲述故事经过的故事，还配合照片把故事嵌入我们脑中。意识形态制造了庞大的图像档案，这是一些代表性的图像，概括人们对重要性的普遍看法，并催生可预期的思想和感情。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我和我亲爱的反对者一起，问相同的问题：存在有什么意义？只是我必须承认，我的内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期待。 不论每个个体和“自我”如何渺小，他、她、它都是生命用来表达自我的载体，透过这样的表达，为世界留下某种贡献。大部分人将他们的基因留在其他人身上，留在他们创造的其他事物上，留在他们做过的所有事情上：他们或被教育或被折磨，或被建立或被损毁，或整理花园或砍倒树木，于是我们的环境，也就是我们的命运，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沙漠，就这样在每个人的贡献下成型，不管这种贡献是有用的还是有害的。那些无以计数的个体产生了我们，我们又将自己的沙粒堆积上去。认为生存没有意义，就像有神论者看待无神论者一样，是十分荒谬的，反之，我们应该记住，尽管微乎其微，但每个个体确实有真实的贡献，不管贡献有益还是有害，这就是我们应该不断往正确方向努力的原因。 毋庸质疑，人们喜欢“临终遗言”，因为这样似乎能降低震惊的程度。考虑到死亡的物理特性，我不得不认为，大部分所谓的精彩之句其实也是似是而非的。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愿意想象自己能说一句什么，就好比在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上签个字，这也是为什么我有时会为自己不信上帝而感觉遗憾，因为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合理引述“上帝会原谅我的，这是他的工作”这句话了，这话总能让我大笑不止，当然，这话非常精彩，非常有理。就这样吧，我最后想说的话是，“没关系，不必担心未知”，或许这样想很傻，我必须承认，我希望自己不至于太快就必须说这句话。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争接近尾声的那几个星期，党卫军办公室充斥着各种伪造的身份证件。可以证明六年间系统屠杀的文件资料一度堆积如山，如今全部销毁。艾希曼的部门比其他部门做得更成功，他们把所有文件付之一炬；不过那当然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信函都寄到了别的行政和党务部门，而那里的资料最后都落到了盟军手里。关于“最终解决”的故事，还有足够丰富的档案材料存世，其中大多已借由纽伦堡审判以及后续审判而公之于众。故事通过某些经宣誓或未经宣誓的证词得到了印证。证词的提供者有之前审判中的证人及被告，甚至还有已经离世者。（所有这一切，以及一定数量的传闻证词，都按照第十五条法令被纳为证据。这条法令规定，法庭“可以偏离证据原则”，前提是法庭能够“指出造成这种偏离的理由”。艾希曼受审时就采用了这条法案。）来自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法庭证词以及十六位证人证词对书面证据作了补充。这十六人因为主控官宣布“准备以谋害犹太人民的罪名起诉他们”而无法亲临耶路撒冷。尽管在第一次开庭之时他就声明，“如果辩方有人愿意前来出庭作证，我不会挡道。我不应该制造任何障碍”，但后来他拒绝承认对这些人提供豁免。（诸如此类的豁免，完全取决于政府方面是否有足够的善意，依照《纳粹与勾结纳粹（惩罚）法》的起诉并非必须。）那十六位证人中，七位在坐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来到以色列。这下就成了技术问题，不过，它的存在却非常重要，因为它给了以色列当头一棒，后者声称以色列法庭至少在技术层面“最适合审判最终解决的刽子手们”。以色列政府认为，在“最终解决”问题上，他们的书面资料和证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丰富”。关于书面资料的声明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以色列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很晚才成立，在档案资料方面并不具备优势。事实很快证明，以色列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听不到辩方声音的国家；还是在这个国家里，辩方无法对在之前审判中作过证的某些控方证人进行盘问。更为严重的是，被告及其律师实际上“根...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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