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句子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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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的祖母、大声笑的祖母、打花牌时的祖母、坐上面包车去帮工的祖母、坐在亭子里听朋友们说话的祖母、拉着拖车上坡的祖母,偶尔拿出放大镜读东西的祖母……在所有这些形象中,我的脑海里总是最先浮现出祖母坐在餐椅上,一只手放在杯子上,看起来好像在出神的样子。有时候祖母明明和我在一起,却似乎忘了自己身在这里有时几秒钟,有时一两分钟,祖母好像总会离开所坐的位置,不知其终。每当这时我就一直等着,直到祖母回来。我在等待祖母回来喝下杯中的饮料,感受一下自己所停留的地方。每次这样等待着,祖母就像潜水后浮出水面的自由潜水员一样,慢悠悠地重新回到这里。

句子的出处/作者
现代极权主义运动,无论是右派的,还是左派的,都一直特别——而且赤裸裸地——偏向于使用疾病意象。纳粹宣称,血液中混有其他“种族”血统的人,都像是梅毒患者。欧洲犹太人一再被类比为梅毒,类比为必须予以切除的癌瘤。疾病隐喻是布尔什维克论战时常用的手法,而所有共产主义论辩家中最有天赋的托洛茨基是最大量地使用这些隐喻的人——尤其是在一九二九年他被逐出苏联后。斯大林主义被他称作霍乱、梅毒和癌症。对政治中的那些人物形象仅釆用致命疾病加以描绘,这赋予了疾病隐喻一种更为突出的特征。现在,把一场政治事件或一种政治状况比作一种疾病,就是在把罪恶归咎于它,为它开出惩治的药方。就把癌症当作隐喻使用的情形来说,尤其如此。使用癌症隐喻,就等于是在说,这个政治事件或这种政治状况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邪恶,是一种无法改变的邪恶。这样,它就大大提高了指责者的本钱。希特勒在平生第一本政治小册子里,即写于一九一九年九月的那篇反犹主义的讽剌文章里,指责犹太人“在各民族中”制造了一种“种族性结核病”。那时,结核病仍保持着它作为一种由患者自己的任性所致、患者理当自负其责的十九世纪疾病的强大影响(回想一下雨果曾就隐修生活与结核病所作的对比)。但纳粹党徒们很快就把他们的修辞现代化了,而癌症意象的确更适合他们的目的。正如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犹太人问题”的那些演讲所表述的,要治疗癌症,就非得切除癌瘤周围大量的健康组织。对纳粹来说,癌症意象需要一种“激进”疗法,与那种被认为适合于结核病的“温和”疗法形成对照——此乃疗养院(这就是说流放)与外科手术(这就是说焚尸炉)之间的区别。犹太人也被等同于城市生活,并成了城市生活的一个隐喻——这样,纳粹的修辞就与浪漫派的所有那种陈词滥调遥相呼应,后者曾经把城市视作使人衰弱的、纯粹智力性的、道德上受了污染的、不健康的环境。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大多数女性没有在最高法院法官席上被打断发言的经历但她们都经历过言语性骚扰。在所有贬低女性的语言策略中,我们经常听到的往往是街头言语骚扰,因为(1)这是一种几乎所有女性,或外在形象被视为女性的人都经历过的性别压迫形式,而且(2)经历过的女性几乎都对此深恶痛绝。根据非营利组织“喊回去!”(Hollaback!)和“停止街头骚扰”(Stop Street Harassment)在2014年进行的两项调查显示,65%到85%的美国女性在17岁之前经历过街头骚扰。有此遭遇的女性涵盖各年龄段、种族、收入水平、性取向、地区,受害者中还包括许多男性,尤其是非异性恋和非顺性别男性。来自“停止街头骚扰”组织的数据显示,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跨性别者的受访者明显比其他人更容易遭受街头骚扰。黑人和西班牙裔也更容易遭遇频繁的街头骚扰。2017年,我自己做了一项小调查,让我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们用一个词来形容街头骚扰带给她们的感受:“渺小”“被贬低”“被物化”是最常见的回答。“喊回去!”组织的调查显示,在美国只有3%的女性认为街头言语性骚扰是一种称赞。 3%这个数字非常有趣,尤其是考虑到大多数被指控性骚扰的男性都说他们只是为了表达欣赏赞美。“我没那个意思”“我是在夸你啊”“我们只是普通人,就是想跟你打个招呼而已”。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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