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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流逝,某段关系结束时,我总会想离开的是谁,留下的又是谁。有时是我离开,有时是我留下,然而当真正可贵的关系破裂的时候,我分不清是谁离开,谁留下来。有时是双方同时离开,或者双方同时留下来。很多时候,离开与留下的界限并不清晰。
——
崔恩荣
对我无害之人
2026-09-12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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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无害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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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用数年的时间爱一个人,再用数年的时间忘记,浓烈地爱过,撕心裂肺地疼过,然后却匆匆牵着别人的手结婚曾经苦心经营了那么久的爱情,最后竟是为了让自己和下一个与她相似的人走入殿堂。想起这些,怎能不让人心生可惜和悲伤?
——陈亚豪《你不必逞强,时间会为你疗伤》
在我的心中,还残留有一小部分连时间都无法染指的领域,那是我自己都未能充分理解的领域。
——村上春树《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
我不会给任何人找事,你看到了吧,死后我连地也不占一块。人们将我埋在你的墓穴里,正好搁在你的双臂之下。只是我认为,抱住你的应该是我。你听到了吗?外面在下雨。你没有听到雨滴声吗?” “我觉得好像有人在我们头上走过。” “你别害怕,现在谁也不会使你害怕了。你得想一些愉快的事情,因为我们将会被埋葬很长的时间。”
——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
晚上又下起雨来。他听了好长时间雨水在地上翻腾的声音。尔后他一定是睡着了,因为当他醒来的时候,只听到轻微的毛毛细雨的声音了。窗玻璃上白蒙蒙的一片,玻璃窗外面雨滴像泪珠一样成串地往下滴。“我凝视着被雷电照亮了的雨水在往下淌,不断地叹着气,一想就想起了你,苏萨娜。”
——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
当时我的理想就是:每天早上泡好自己的茶,再帮科长泡好茶,然后,摊开一张《戴城日报》,坐在办公桌前等着吃午饭。宣传科的窗台上有一盆仙人球,天气好的时候,阳光照在仙人球上,有一道影子像个日晷,上午指着我下午指着我对面的科长,午饭时间它应该正好指着科室的大门。如果你每天都有耐心看着这个日晷,时间就会非常轻易地流逝。
——路内《少年巴比伦》
我感到羞愧(也许,甚至现在也感到羞愧);以致发展到这样一种状态:常常,在某个极其恶劣的彼得堡之夜,回到自己的栖身之地,强烈地,意识到,瞧,我今天又干了一件卑劣的事,而且既然做了,也就无法挽回了——这时候我竟会感到一种隐蔽的、不正常的、卑鄙的、莫大的乐趣,然而内心里,秘密地,又会用牙齿为此而咬自己,拼命地咬,用锯锯,慢慢折磨自己,以致这痛苦终于变成一种可耻而又可诅咒的甜蜜,最后又变成一种显而易见的极大乐趣!是的,变成乐趣,变成乐趣!我坚持这一看法。我所以要说这事,是因为我想弄清楚:别人是否也常有这样的乐趣?我要向你们说明的是:这乐趣正是出于对自己堕落的十分明确的意识:是由于你自己也感到你走到了最后一堵墙;这很恶劣,但是舍此又别无他途;你已经没有了出路,你也永远成不了另一种人;即使还剩下点时间和剩下点信心可以改造成另一种人,大概你自己也不愿意去改造:即使愿意,大概也一事无成,因为实际上,说不定也改造不了任何东西。而主要和归根结底的一点是,这一切是按照强烈的意识的正常而又基本的规律,以及由这些规律直接产生的惯性发生的,因此在这里你不会改弦易辙,而且简直一筹莫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但无论如何,小说结尾,面对救她出狱的温西爵爷的求婚,哈丽雅特选择了拒绝。塞耶斯在下一部以哈丽雅特·文为主角的小说《失衡的时间》(Have His Carcase)(1932年)中交代道:“世人总以为,要治愈受过情伤的心灵,可供依靠的宽阔胸膛才是良药。可事实上,哪比得上值得全力以赴的工作、充满活力的身体以及暴富来得药到病除。”这是塞耶斯的切身体会。哈丽雅特没有留在丹佛庄园过奢侈而悠闲的生活,而是选择与女性好友漫游欧洲,沿途收集小说素材,写些旅途点滴卖给报社。旅途归来后,她搬到梅克伦堡广场一间全新的高级单身公寓。对她而言,这个地址象征着她最珍视的独立与自立。这时,塞耶斯已经离开梅克伦堡广场整整十年,十年之后,广场对塞耶斯而言仍然代表着一种投入智识追求的生活。哈丽雅特在新房子继续创作侦探小说,由于之前案件巨大的曝光量,侦探小说能给她带来可观的收入,足够有尊严地独立生活。塞耶斯决定,如果要让彼得·温西爵爷够格做哈丽雅特的丈夫,必须对他的性格做出“较大的调整”:他的心理世界得足够深沉,道德准则得足够坚定,“在前几部小说中,我总是根据侦探情节的需要来赋予他性格特征,这些不够慎重的性情设定必须都得做出调整”。所幸,塞耶斯在梅克伦堡广场完成的第一部作品《谁的尸体?》就给温西爵爷这一角色赋予了足够的深度。不同于一般侦探小说,温西爵爷对道德观念具有敏锐的意识,谨慎考虑破案爱好在现实世界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这些特质使得他的性格可以合乎逻辑地进行转变,也让塞耶斯得以在探索新类型侦探小说上迈出重大一步。《剧毒》是温西爵爷破案系列中第一个脱离纯粹智力挑战的故事,在失去一切破案线索时,温西爵爷不再如之前那样遇难愈勇,而是无助、害怕,万一失败,他将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想救的女人遭受绞刑痛苦死去”。到了《失衡的时间》,哈丽雅特在沙滩上发现一具尸体,再次被列入嫌疑。温西爵爷受命调查,两人携手破案,但过程并不...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当谈到与性相关的语言时,我们的“阴茎中心主义”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大多数人对“fuCk”这个词的解释一定会涉及阴茎,尽管这个词实质上并没有暗示阴茎的参与。15世纪之前,“o fuck”的意思是“击打”,这当然有强烈的身体暗示,但不一定就是阴茎这个部位。难怪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会形成“阴道只不过是阴茎的一个容器”——比如,“cum sponge”(精液海绵)——的刻板印象。大多数有阴道这个器官的人往往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消除性爱“无聊”“令人沮丧”“不可说”的错误想法,最终找到有趣而满足的做爱(shtup)'方式。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无论如何,只有在某些历史形势下,脆弱性才是人类事务的主要特征。希腊人用以衡量人类事务的背景,是环绕着人类的自然万物的永恒和生生不息,因此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达到这种不朽,并且配得上这种不朽。对于关注不朽却不拥有不朽的人来说,人类事务领域就必定显示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甚至有点矛盾的性质,即一种非凡的复原力,它在时间当中的坚韧和耐力甚至远远超出了事物世界本身的持久稳固性。相反,人们总是能摧毁他们亲手制造的一切东西,甚至能潜在地摧毁那些不是他们制造的东西——地球以及全部自然,但人们从来都不能解除或者哪怕可靠地控制他们以行动开始的任何过程,将来也不能。即使遗忘或混淆能有效地掩盖单个行为的源头或责任,也不能解除一项行为或制止其后果。与人们这种不能取消业已发生的事情的无能相应的是,人们几乎同样不能预知任何行为的后果,甚至对其动机也不能有任何可靠的了解。生产过程的力量最终被目的产品所吸纳和耗尽,而行动过程的力量却从不会在一个单一的行动中耗尽;相反,它随着其后果的加乘而加乘;在人类事务领域里,持久存在的是这些过程,它们无限的持久,像人类本身一样持久,不受物质消亡或个人生命终结的限制。我们从来不能对任何行动的后果或结局作出确实预测的原因,仅在于行动没有终结。单个行动的过程甚至能一直持续到人类自身走向终结的那一天。行动拥有如此巨大的、超出任何其他人造物的持久能力,如果人们能够承受它的重负——不可逆性和不可预见性的重负(行动过程正是从中汲取了它的力量),就是一件足以骄傲的事情。但是人们一直以来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知道,行动者从来不能真正了解他所做的事情;他总是要为他未曾打算,甚至也未能预见的后果而“内疚”;无论他行为的后果是多么可怕和出乎意料,他也不能取消它;他所开启的过程从来不能确定无疑地在一个单个行为或事件中达到圆满的结束;行动从来不把自身的意义揭示给行动者,而只揭示给历史学家(历史学...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医生说,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伤得这么轻很罕见,说我很幸运。我无法否认我很幸运。我好像一直都是这样的,但总是不开心。没有什么时间是珍贵得让我想要抓住的。我好像觉得一切都结束了。”
——崔恩荣《明亮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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