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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对等关系,因此无法成为恋人,我甚至没有资格做他的朋友。谁都没有这样说过,也没有做出这样的判断,然而我自己很清楚这个事实。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会想起经常说同意和他交往的前男友。也许三年来检着我和他的就是我们都认为自己微不足道这个共同点。只是他的自卑比我强烈,所以我蔑视他,同时回避了对自己的蔑视。仅此而已。
——
崔恩荣
对我无害之人
2026-09-12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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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无害之人经典语录
朋友
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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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无害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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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主张说有神的朋友,
给说服了,
在那校旁的栗树底下。
——石川啄木《石川啄木诗歌集》
我们来约定一下吧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邮政系统也瘫痪了
所有的联系方式都被切断
所有的朋友都不在了
如果我侥幸活着
城市可能会重建
但是伏尔塔瓦河不会消失
我依然在这里等你
就在这河边的雕像下 等你
——徐静蕾《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人最怕的,就是朋友忽然地关心,或被遗忘好久的朋友忽然地想起。
——李尚龙《你所谓的稳定,不过是在浪费生命》
我应该把自己奉献给我的朋友——走进去了,我就可能抓住他们;走出去了,也可能捕捉到他们。
——爱默生《善待命运》
他敢想能干,没人知道他的学历,也没人在乎。
他并不懂经营人脉,但几乎每一个合作过的人都成了他的朋友,原因很简单:他是极普通的人,养气功夫却足,待人接物时总能做到不仰视也不俯视,不给
人压力也不对人阿谀。
人都不傻,都知道自己的朋友圈里需要有这样一个人。
——大冰《好吗好的》
有人境况稍好,有人双亲去世,伶仃地活在世上。和我对照拍摄的男孩来自斯城,父母是大学教授,他的问题是太过沉迷做化学实验,每天泡在实验室里不肯出门,也不交朋友,他的父母觉得他太过耽溺闭塞,为他报名参加了这个节目。节目组选他可能是为了丰富拍摄对象的类型城市组不能全是坏孩子。在给我讲解拍摄对象时,秦导尽力抹平差异,他说:“每个人面临的困境不一样,他们有他们的困境,你们有你们的困境,乡村组的困境更多源于现实,城市组的困境源于心灵,但困境的本质是一样的。”我听完之后只觉得困惑,还有强烈而无法说出口的不满,为什么要将我们和他们的困境相提并论,明明不是一回事儿。我们的世界和他们的世界,根本是两个世界,但他们非要把我们拉到同一条线上。
——东来《凤凰籽》
你知道是什幺人拥有的商店成为黑人的主要抢劫和破坏目标吗?是亚裔商店。尤其是朝鲜人的商店,损失最为惨重,搞得自入都莫名其妙。一些电视记者去采访了许多黑人,发现他们对亚裔有一子的怨气,其中一名黑人牧师对记者说,这些亚洲人从不知什幺地方跑来,却要夺去我们的工作。我的一个中国朋友看了跑来气呼呼地说这是美国,都是移民,他们自己不也一样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就这幺搅作一团。结果这场骚乱成了种族问题新发展的象征,其特点居然是少数民族歧视少数民族”。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任何人的回忆录中总有这样一些东西,除了自己的朋友外,他不愿意向所有的人公开。还有这样一些东西,他对朋友也不愿意公开,除非对他自己,而且还要保密。但是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东西,这人连他自己也害怕公开,可是这样的东西,任何一个正派人都积蓄了很多很多。就是说,甚至有这样的情况:这人越是正派,这样的东西就越多。起码我自己才在不久前下定决心回忆我过去的一些艳遇,而在这以前我对这些事一直是绕着走的,甚至心里还带着某种不安。我想顺便指出:海涅断言,实事求是的自传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关于他自己肯定会说许多假话。在他看来,比如说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肯定对自己说了许多假话,而且甚至于蓄意这样做,出于虚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每逢这种场合,阿季卢尔福总得踌躇片刻,思付着应当像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当权者一样挺身而出,以自身的权威加以制止,还是像一个走错了地方的人那样,心甘情愿地退出,假装不曾到过那里。他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他不能采取前一种或后一种态度,他只感到需要故意惹是生非,他要干点什么事情以便同别人发生一种随便什么样的关系,如大声喊口令,像个二等兵那样骂人,或者像在酒肉朋友之间那样说说风凉话和粗鲁话。然而,他只是在嘴里咕哝了两句叫人不易听清的打招呼的话,表现出傲慢掩饰之下的胆怯,或者说是被胆怯削去锐气的傲慢。他往前走,但又觉得这些人似乎在对他回话,他刚转过身去说道 “噢”,可是马上就明白他们不是在同他说话,他急忙走开,形同逃遁。
——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
但是,男性和女性说脏话的动机是不同的。斯特普莱顿让她的每个研究对象坐下来,让他们自我报告他们说脏话的缘由。她收集了他们的回答并按主题进行分类,然后把它们放在一个图表中,图表见下页。 以下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几点:首先,在斯特普莱顿调查的男性研究对象中,大约有一半报告说他们说脏话是出于习惯,或者出于“男人理应说脏话”的期待。相反,很少有女性这样报告,女性研究对象将说脏话描述为她们个性的一部分(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说脏话,我也会这么说)。她们的理由与男性认为说脏话“是正常的,是符合期待的”的观点截然不同,这个结果既微妙又重要,因为这表明女性意识到她们说脏话可能会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也许有些反常的怪癖,不会像男性说脏话那样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符合期待的。因此,对女性来说,说脏话在构建某种特定类型的身份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女性研究对象给出的说脏话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表现亲密和信任,但没有任何一个男性研究对象提到这一点。女人们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她们会因为说脏话而惹上麻烦,或者至少会被别人侧目。斯特普莱顿说,女性“受到的环境限制比男性更大”。女性需要在某一特殊人群中,而且通常是在私人空间里,才能不受评判地自由说脏话,也就是说她们需要一定程度的信任才能卸下她们的语言过滤器。在某些情况下,说脏话可能是女性朋友之间团结友爱的一种行为,而在男性之间通常不是如此。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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