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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手和渔夫都懂得,他们的生计就取决于那种隐秘、谨慎的运动方式,以及他们在等待机会时所表现出的耐心。只要是猎人和渔夫,无论他属于人类的哪一个民族,属于“文明的”、“半文明的”还是“野蛮的”民族,他都必须是行动隐秘的、小心翼翼的、富有耐心的。中国人世代都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谋生,他们因此学会了将最文明民族的积极勤奋与北美印第安人的消极忍耐集于一身。
——
明恩溥
中国人的气质
2026-09-22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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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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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地球上的其它物种建立文明,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大脑中创造出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
——刘慈欣《三体》
2009年一种致死的病毒施虐了整个世界,将人类推向绝种的边缘,罗伯特·奈维尔医生奉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找出解药延续人类文明。
——理查德·马特森《我是传奇》
某种程度上,那也正是撒马尔罕给我留下冷清印象的根源:它就是一座古代文明的坟家、一片漂亮的陵墓群。历史留下的一切遗迹,都已经与今天的撒马尔罕没有任何爪葛。
——刘子超《失落的卫星》
耐心会耗尽,爱情会疲倦,永远很遥远。你不珍惜那个人,命运就会给他安排更好的人。
——苑子文_苑子豪《我们都一样,年轻又彷徨》
从前,地方性的城邦并不会因为它太小了而不重要,而现在,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几个大都会里发生,其他的“地方”都不具有历史意义,它们只是大都会文明因素的供养者。不少论者曾点出,无论从社会政治方面、文化艺术方面还是从人们的心态看,希腊化世界更像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世界模样。
——陈嘉映《希腊别传》
第四章事情急不得,只能放一放;矛盾热处理不得,只能冷处理;在历史转折关头,纠正一个错误,需要转弯子,需要耐心,需要慢慢来。也怪田锦绣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杜太白回答得过快,过急;过急就是过激;与人谈话,接话太早,搭话太早,答应太早,都是肤浅的表现,都是没有城府的表现,都是嘴跑到脑子前边的表现,都是小人物,难成大器;蛇钻到了竹筒里,想掉头就难喽。
——刘震云《咸的玩笑》
所有文明起初都是群体主义的。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个人与特定的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个“有机共同体”。我们都是先诞生在一个社群之中,对自我的理解都是从“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家族的一员”开始的,最终依附于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所以人们常说,个人与家庭、与自己的故乡“血肉相连”。 但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总是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原子,因为你总可以进入新的社群,各种自愿型的社群。你会发现,真正“血肉相连”的,只是你和你自己。于是,那种无法分离、“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就此成为一个过时的神话。 毕竟,人类存在的生物“界面”是个体的,这是基本的生物性事实;但它一直要到现代才展现出了它重要的文化意义。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人要先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才更容易讲通自己的故事。个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突显出来以后,生物界面的个体性在文化中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个人主义这种“奇怪的”观念也就开始流行,成为自我理解的主导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转向。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现在常说要“自我发展”,但是我们是为了什幺要追求“自我发展”呢?你有没有发现,其中潜藏着这样一层意思:人变成了某种商品,在“买家”面前互相竞争。“自我发展”被替换成了“提升自己作为商品的价值”,所以才会有“人才市场”这种说法。我们在现代社会获得多种“自由”之下,有一个摆在眼前的迫切任务:满足社会机器对一个零件的要求。那幺生命和灵性发展的需求是不是被忽视和淹没了。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铁笼,有这幺大的弊端,那是不是打破这个牢笼就可以了呢?没有那幺简单,韦伯清醒地看到,铁笼一方面囚禁了人的灵性,但另一方面也保护了我们。没有这个铁笼,就没有现代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及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文明。铁笼虽然冷酷无情,但它让整个社会高效地运转,创造出巨量的工作机会,提供空前丰富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在大范围内解决了那些困扰人类数千年的问题:贫困、匮乏、奴役、疾病,等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她醒来以后便尖叫嚎哭,也许那梦便是在哭喊中结束的。细辉被惊醒,搓着眼睛出言安抚,耐心听她把适才的梦说清楚。然而梦是说不得的,说了犹如摇晃一壶浊水,倒出来时所有的细节便都混淆了。
——黎紫书《流俗地》
无论其他民族出于何种目的来到中国,中国人就像当初希腊人对待其他民族一样,他们把其他民族统统看作是野蛮人,甚至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也直接用“野蛮人”来称呼我们这些外国人。直到1860年,才在一份条约中专门补充了这一项规定,禁止中国人在正式文件中用“野蛮人”来指称“外国人”。为什么中国人对待西方外族的态度会是这样呢?那是因为中国人的周边民族明显不如中国繁荣,而中国人也因为一直受到这些民族的奉承而变得自以为是。这些奉承自然是天花乱坠、不怀好意,但当中国人发现同自己有来往的外国人,可以在威胁哄骗之下遵循自己的意愿做事的时候,中国人就更加相信自己的民族具有毋庸置疑的优越。于是,他们就这样一直带着他们的优越感说话办事,直到北京被外国人占领。我们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比中国人优越,却无法如愿以偿地让他们看到这一点。他们也会喜欢西方一些进步的产物,却不愿意采用西方的方法。如果一定要让他们采用西方的方法,他们宁愿愉快地放弃这些成果。无论何种进步,都有可能让中国进步,能让中国成为他们期盼已久的、令人敬畏的“强国”,这种趋势是直接而又明确无误的,可是,只要中国人见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这些成果都会被搁置一边。如果没有一种时代精神来胜过中国人,任何改良都会被抛弃。我们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中国的知识界是外国人的强劲对手。尽管外国人在机械方面的应用遥遥领先中国人,但是在中国的文人学士看来,他们依然无法欣赏中国道德的宏伟。这种既嫉妒又轻蔑的态度,体现在典型的中国学者身上,他们的“思想在宋代,人在今天”。近年来,这个阶层的人,写作并传播了竭力排外的文章,使得整个中国都充斥着排外的文章。中国和中国人不是任何风暴可以吞没的,中国和中国人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国家与民族。要让中华民族对西方民族保持稳固持久的尊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事实来证明,证明基督教文明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成就,是中国现有的文明所不能...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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