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恩溥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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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恩溥简介:
明恩溥(Arthur H. Smith,18451932),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72年来华,最初居住于天津,后至鲁西北赈灾传教,并从事教育、卫生、慈善事业,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曾推动美国政府归还中国庚子赔款,1926年返回美国。明恩溥在华生活五十余年,熟悉中国国情,了解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写有大量关于中国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中国人的气质》《...
共201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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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个人就是国家的基本单位,而国家则是个人的集合。但是在中国,社会的单位则是家庭、村庄、宗族,而且这些词语还可以交替使用。地方官员通常会触犯法规,为此可能会有麻烦,不过他们不会为此心神不宁。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几个靠山朋友,或者通过明智地花点银子,继续逍遥法外。中国人共担责任的观念,通常被视为中国各项制度得以长久保持的众多原因之一。这使得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被带上了无法挣脱的脚镣和手铐。他们往往会因为一件完全没有参与,或者如同上述例子中那样全然不知的事情,而被受到牵连和处罚,实际上,这大大地违背了所有的公正原则。其实各级官员沆瀣一气地故意而有系统地弄虚作假,也与这一做法有着直接关系。如果一个官员要对某些犯罪事实负责,而这些罪行又不易控制,或者由于忽略而导致来不及避免,他为了保护自己,就不得不隐瞒事实真相。这就是一直发生在政府各部门的情况,完全与公正原则相违背,毕竟谁也不想遭受严厉而不公正的惩罚。这个原则的滥用,足以解释中国执法混乱的主要原因,而我们对此非常关注。每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都会察觉到,中国的官僚体制还有一个弊端,那就是官员们只靠俸禄是维持不了基本的生活的,津贴也少得可怜,以致衙门的开销都非常拮据。另外,领取的部分微薄的津贴,还得把它们作为罚金再还回去。所以,当官的就选择了压榨和受贿,否则他们也无法摆脱窘迫。中国人具备很多令人赞不绝口的素质,尊重律法,仿佛是他们的一大天性。他们素质中的这个因素,究竟是他们制度的结果,抑或是制度存在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确切地看到,不管是从天性角度去看,还是从它的教育角度来看,中国人是一个守法的民族。在谈他们全民族具备的遇事忍耐这个美德之时,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一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与中国人共担责任理论的联系。在中国,任何一个人对其他人都承担着一定的责任,这个重要事实人人都应该时时刻刻地放在心里。尽管一个人可以“...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一个独具慧眼细心研究中国经典的人,会在那些深奥的文字间读出许多模棱两可、拐弯抹角、闪烁其词的地方。一个只知道撒谎的民族,却能塑造出一代又一代尊重事实的史官,这样的现象如果不是史无前例,也算绝无仅有了。真实性,是孔子经常要求弟子坚持的一条原则,但《春秋》还是让他的国人在这个国家或诸位圣人的名誉有可能受损的情况下,隐匿了事实真相。中国人似乎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为说谎而说谎,而是因为不说谎就得不到某种利益。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的不真诚完全在于他们的顽固不化。我们无法肯定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总是感到背后还有隐藏的意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一个中国人来找你,并悄悄的向你说起一番关于另一位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情时,你往往会无所适从。你无法肯定说话者是否在讲真话,还是在制造谣言。人们无法保证中国人的最后一个结论就是最终结论。这个简单的命题,在商人、旅行者和外交人员看来,包含了各式各样的烦恼的隐患。任何事情的真正原因,几乎都不得而知,即使真的知道了,也无法考证。谁想成为一个“有礼”的人,掌握汉语词汇中的一系列词语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些词语中,凡是表示说话者自己的,都非常卑贱的;而凡是指对方的,就必须得表现出对方的高贵。中国人的口头上的应承,最能反映中国人的礼貌流于表面,流于虚伪,实际上,他们没有真的去履行约定。送礼者知道送礼不一定能达到目的,所以他不会失望,他只在乎这样做的话,不会让他丢面子。最倒人胃口的,并非空洞的同情,而是做作的同情。有个中国男孩,在一个教会学校就读,人们发现他偷了管理学生宿舍的那位单身女子的钱。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他边抽泣边解释说,他在家里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偷妈妈的钱,而他的这位外国老师简直太像自己的妈妈了,所以,他忍不住就去偷了!中国人没有信用。这一点虽然不常碰到,但若要找,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我们在谈其他问题时已经引述...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我们经常使用的钟表,他们闻所未闻。他们中有个别的也有使用钟表,只是他们不会用钟表来安排自己的时间,最多就是定期去将钟表清洗一下,以保证它的正常运转。普通人知道时间的方法,则是通过太阳的高度。他们把太阳说成是一竿子高、两竿子高,或者几竿子高。要是碰到阴雨天,他们就根据猫的瞳孔的放大和缩小来获取时间的信息,其实,就日常生活而言,这已经够准确了。看戏还不是最繁琐的,在外国人看来,出席中国人的酒宴才是最可怕的,酒宴的持续时间简直长到无休止。酒菜的数量非常多,花样也是层出不穷,简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而但凡经历这种酒宴的外国人,通常都会觉得恐怖和手足无措。而中国人会认为,这种招待的时间应该更长。中国人有一句最耐人寻味的格言,“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不过,被诱入圈套出席这种酒宴的野蛮人最后只会感叹,这一原本能够为他们带来一线希望的格言,在这种场合之中也显得那么脆弱无力。上学的时候,他总是一天到晚读书,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可以休息一下。另外,学生和先生都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学习方式。科举考试要进行几天几夜,并且每一关都很难。虽然大多数考生对这种不合理性的考试也极为反感,但是他们仍然相信,这种检验人的知识才能的考试还是具有一定道理的。那些曾经与中国的承包人和工匠合作建房子的外国人,几乎没有再度合作的欲望。这些中国人来得晚,走得早,中途还总是停下来去喝茶。中国人在访问外国人的时候,完全不懂得时间的宝贵,甚至连他们的意识里都没有珍惜时间的观念。他们会没完没了地说,完全不知所云,并且他们也不会说要离开。一位高明的牧师有句格言:“想见我的人,也是我想见的人。”假如这位牧师在中国待过,不管待了多久,他肯定会对自己的这一格言做出实质性的修改的。当他经历了类似上述事情,他一定会效仿另一位忙碌的牧师,把一条圣经中的格言“主保佑你离开!”挂在他的书房里。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中国和中国人有一个普遍的观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实际上,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全世界各个民族都有,只是中国人对这种观点更加深信不疑。一种统治方式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年代依然适用,尽管这并非独一无二,但人们对它的敬仰之情与他们对古代经典的敬仰之情是一样的。谁能弄清并解释出中国政体发展至今的过程,那么,他的发现势必是惊天动地的。于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别国经历过的内部革命,中国却没有经历。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人砌一堵石墙,六英尺厚,四英尺高。人家问他为什么砌得那么奇怪,他说这样的话墙被吹倒之后会比过去更高!中国的政体是一个立方体,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推翻,即使被翻倒,那也只是换个面,它的外表与内涵始终没有被改变。这一过程反复出现,逐渐使中国人明白了,中国政府演变的结果不会发生任何本质的改变。人们深信,设计者和建造者有着无与伦比的智慧。任何改进的建议统统都是胡编乱造。所以,人们就这样成就了今天的说法,说古人的智慧明显高于后人,后人的劣势显而易见。清朝统治者在所有中国人中推行一种全新的削发发型。这种明确的屈服标志,理所当然地遭到成千上万的有志之士的拼死反对。但是这在清朝历代都是这样做的,他们不改初衷,使之成为忠诚清朝的标志和尺度。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便是其结果——中国人以自己的辫子为荣耀。现在,只有广东和福建两省当地人还残存着对清朝的仇恨,他们用头巾来遮盖民族耻辱。这种长期以来确立下来的习惯,是一种可怕的专制,全国人民必须习惯于这种风俗,不需要一个解释的理由,人们的责任就是遵从,事实上,人们确实是毫无疑问的遵从了。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的人们,宗教信仰的程度大相径庭,可以肯定的是,千百万奉行“三大宗教”的仪式的人们,却缺乏对这些宗教的信仰,如同他们对埃及象形文字的一无所知一样。假如你要问他们,遵从某种特定宗教习俗的原由,下列两种回答是最常见的:一,说这种与神...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为了理解面子的含义,哪怕不是完整地理解,我们也必须考虑如下事实: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本能。戏剧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全国性娱乐,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如同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斗牛。只要很少的触动,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以为自己是戏剧中的一个人物。他把自己放进戏剧场景之中,像戏中人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西方人看到这种做法,即使不认为荒唐,也以为多余。中国人是用戏剧术语来进行思考的。每当他的自我防御心理觉醒之时,即便他对两三个人讲话,也像是对大批民众。他会大声地说:“我对你说,对你,还有你,对你们说。如果他的麻烦化解了,他可以自称在赞扬声中“下了台”;如果这些麻烦没有化解,他就会发现无法“下台”。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你弄明白,就会知道与现实毫无干系。事实永远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只是形式。如果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讲出一段漂亮的话,那完全就是戏了。我们是不去大幕后面的,那样的话就会搅坏世界上所有的戏。在生活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像这样怡当地去做,就会有面子。如果不这样做,或者忘记这样做,或者中断表演,就叫“丢面子”。一旦正确理解,面子就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素质这把号码锁。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在开始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指出这样一个前提:这里断言中国人“漠视舒适方便”,不是用东方的标准来衡量,而是以西方的标准。我们的目的,只是要说一说这两个标准存在哪些根本上的差异。这个国家的有些地区冬季非常寒冷,那里的人们往往要穿上好几件衣服才能御寒,小孩子穿的衣服更多,他们被包裹的像一个圆球,摔倒之后,甚至都爬不起来了。然而,我们从未听到过一个中国人抱怨这种笨重的着装有什么不舒服。换作是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只要有一点束缚,我们就会绞尽脑汁地甩掉它。新生儿的皮肤对温度的细微变化十分敏感,可是即便是新生儿,他们也是随便地塞在被子下面,一有人来看,母亲就会掀开被子。这种荒唐的做法简直令人惊讶,难怪中国会有那么多婴儿还没满月就死于惊厥。中国的房屋一到晚上,就昏暗得令人难受。当地人使用的那种菜油灯,气味特别难闻,但却是让人在黑暗中照明的唯一的东西。关于煤油的便利,他们也知道,但大部分的人还在继续使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这种情形持续到今天,都是因为保守的惯性力量所造成的,再加上对舒适生活的根本漠视,使他们从没有想过要去看得更清楚。汉语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习惯于用一句表达祈使意义的话来处理事情,比方说“雨停了再说”。官方的机构可能例外,但对其他人来说,活动应该随着天气和气候的变化而改变。哪怕是紧急的公务,在这些习惯语面前也变得脆弱无力。我们曾经听说有一个坚固无比的中国炮台,地位重要,装备精良,比如有克虏伯大炮,士兵们接受过外国训练,但只要一下雨,岗哨上的士兵全都擅作主张的跑进了哨所避雨,看不到一个人在雨天站岗。他们都在等“雨停了再说”!1870年的天津惨案,本来死亡人数要多上好几倍,幸亏及时地下了一场雨,把扑向外国人住地的暴徒困在了路上。一场阵雨,完全有可能就是外国旅行者在中国敌对地区最好的保护伞。我们相信,从一个两英寸大的水管里喷射出来的持续的水柱,5分钟之内,便足以...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人与人的眼光总是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难免存在差异,要在这种矛盾的说法中获取正确、全面的观点,我们就必须学会综合对比,联系考虑。关于孝,孔子在《论语》的第二章做出了几种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情况,孝的内涵也不一样。鲁国一位名叫孟懿的官员问孔子孝是什么,孔子说:“无违。”从表面意思看来,“无违”也就是“不违背”,那位官员也是这样认为的。孔子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喜欢拐弯抹角,他没有把孝的真正涵义解释给孟懿听。直到有一次他的弟子樊迟重新提到这个话题时,孔子才趁机解释了一番:“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无疑,孔子是希望樊迟能把他的意思转达给孟懿,这样一来,孟懿自然就会知道“无违”的真正涵义了。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东汉的一位儿童,6岁时跟着父亲一起去朋友家做客。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儿童觉得主人家的橘子非常甘甜可口,就顺手悄悄地藏了几个橘子放在袖筒里。告辞的时候,儿童在鞠躬的一瞬间,橘子掉了下来,当时的气氛特别尴尬,但是儿童镇定自若,他立马跪在主人面前说:“我母亲爱吃橘子,我是为她拿的。”这句话从此后流传千古,一直被中国人奉为美谈。西方人则不那么认为,因为儿童的父亲当时是一位朝廷高官,一个声名显赫的富裕家庭不可能找不到甘甜的橘子,然而,中国人却把这件事看着了孝顺的典型,说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就知道为母亲着想,实在难得啊!难道你们就不觉得这个孩子反应灵敏吗?小小年纪找借口的气魄和速度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我认识的一个中国朋友,很长的时间内,他都在父母的坟前守孝,极尽孝道之后,他还是萎靡不振,全家也因此背上了一个累赘。不过中国人却对他的这一行为大加赞赏,他们从来不计算后果,履行仪式重于泰山,其他的任何事情都是次要的。我们已经讨论了两个孝顺的致命缺陷,还有三个我们将一一为大家阐述。一是,它只对做儿女的提出了一大堆的要求,关于父母的义务却丝毫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在中国,...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我们用“知足”形容中国人,不是说中国的所有个人都对他所拥有的一切非常满足,甚至不想改善。中国人的知足,我们在谈及他们的保守主义时已经谈过,而在我们思考他们的体制时,就更加明显。他们压根就不想去改变这个体制。我们从不怀疑,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特点。这种看待生活现象的方式,我们总称为“因循守旧”,而在这方面,其他任何民族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中国人更加典型。中国社会的这种观念非常明显,在全体民众中根深蒂固,自古传承,有力地压制了任何人对命运安排的不满。他们当然也感觉到了其中的罪恶,却又认为这些罪恶是不可能避免的。那些一致固守这个观念的人,因为自身承受了太重的压力,根本不可能去努力推翻现有的秩序。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知识阶层才是思想和行动上的领导者。然而,知识阶层一直在竭力向人们宣扬,中国当前的制度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大量的经历,以其无可辩驳的实例教导中国人,对现行制度进行所谓的改良,根本不可能。这就逐渐地培育了中国人顽固的因循守旧。中国人自己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宿命论的民族。进步的第一动力,完全来自于亲眼目睹了别人的先进条件。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没有见到过条件更好的国家,因为他们关于其他国家的状态他们从未见过,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另外,那些对其他国家略知一二的人,本来可以更多地去了解,然而因循守旧的镣铐又禁锢了他们。在中国,除非大规模地行事,否则没有什么事情能唤醒广大的人民群众,而那些有能力大干一场的人,却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做任何事情。因为这无法让民众感到满意,而任何不满稍有流露,便被有效地控制住了。所以,就社会的观点而言,中国人的知足阻碍了中国人的进步。中国人天生知足,如同鱼因为要游水而有双鳍,鸟因为要飞翔而生出双翼。仿佛是这个天生的特性,注定了中国人生来就有吃苦耐劳的能力、相安无事的能力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这种生来就具有...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一个民族的勤劳,通常可以从这个三个角度去衡量:长度、广度和厚度。也就是说,它有两个外延和一个内涵。长度是指勤劳所持续的时间;广度是指可以算做真正勤劳者的人数,而内涵是指“习惯于勤奋”和“始终专心做事”的能量。这三个因素综合起来,就形成勤劳这个整体。要西方人接受中国的教育模式非常困难。总体上的弊病不言而喻,可是还是有一大批的人只为勤奋,不计较回报,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似乎为富人买官敞开的后门应该能挫伤读书人的热情,可是居然没有。各省市也都在抱怨,每一个职位的合格考生大大超过空缺的职位。而各级考场,无论是最低级的考场,还是最高级的考场,都是人满为患,甚至往往会出现1万多人竞考一个职位的局面。略微地思考一下,中国的读书人为了进入这个考场所花费的心血,你就会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勤奋了。很多人一旦通过读书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他们就会放弃从前的勤奋,只不过中国人说这一类人不配称作是读书人。只有那些在充满荆棘的狭窄小道上奋斗不懈直到成就伟大功名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读书人这一荣耀称呼。恐怕也只有在中国,我们才能看到祖孙三代为了谋取同样的职位参加同样的考试,并且经历了同样长时间的百折不挠的努力,最后终于同样在80岁的时候获得梦寐以求的荣誉。在中国,那些为政府鞠躬尽瘁的官员,因劳累过度而去世的屡见不鲜。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正如中国人对待教育一样,他们已经把恪守礼节熔铸成了一种内在的本能,而不再是一种外在的需要了。这些繁文缛节都是这个民族的精英制定出来的,目的就在于规范和引导人们的日常交往。而在西方,只有宫廷和外交往来才会使用那么多礼节。我们西方人心中有一种“礼貌是某种善意的真诚表达”的观念,所以,西方人不会欣赏中国人的礼貌。从理论的角度而言,西方人认为,把个人的幸福看作是全体人类的幸福,才是一种文明的看法,然而,中国人的礼貌是与这种看法完全相反的意思。如同所有技艺表演一样,对人表示礼貌只是整个复杂心态的某一部分的需要,而不完全是整个内心的需要。出于维护既定的尊卑关系的需要,才产生了礼貌用语的制定和使用。西方人会觉得这是一件很疯狂的事,简直令人不知所措;但是中国人当然不以为然,中国人说这对于保障社会秩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调节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中国人认为,有前就有后,有后自然也有前;该前的前,该后的后,各得其所,万事亨通。如同下棋一样,先走的必须说:“鄙人先走一子”,然后,对手说:“鄙人也走一子”。最后,对手事先告诉对方:“鄙人的士要吃您的卒,走到鄙人卑贱的象位”。这就是在下棋。其实一局棋的输赢和说几句客套话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假如中国人不能给予对手的每一步棋以有礼节性的回应,就如同下棋人事先说出自己的下一步棋一样滑稽可笑。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客套才是真正的下棋,不知道这些客套就相当于无知。中国人向外国人表示的礼貌,与向自己的同胞所表示的礼貌一样,都是在炫耀自己懂得怎样待人接物,然后才会考虑客人是否舒适。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中国人传宗接代的愿望似乎永远无法遏制,因此能控制人口增长的环境在许多其他国家里都起作用,但在中国却收效甚微。一个中国人,无论怎么具备仁慈之心,实质上都无能为力,哪怕是减轻无处不在的苦难千万分之一,他都做不到,而荒年的苦难又要成倍地加重。一个善于思考的中国人肯定会意识到,减轻苦难是绝不可能的,不管是靠个人的善心,还是靠政府的干预。所有这些办法,即使勉力为之,也只是治标而不治本。第一次看到流血,恐惧万分,因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这很快就会过去,接着就会麻木不仁,但看见一次,就会永生难忘。在中国,总是有一场社会战争,大家对其后果都已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了。年轻的人,其价值主要取决于他们可能成为什么,而不是他们现在是什么。婚姻的目的,在女方家庭看来,是可以不用再抚养这个女儿了。男方家庭的目的,则是延续香火。这一切就像吃饭一样平常,除非去一味地追究人们的动机,否则,没人会关心这个问题。或许只从大饥荒的年份的种种现象去判断一个民族,明显不公平,但这种情况是一块试金石,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深层准则,比寻常年景所反映的更准确,更确实。1877年的一次匪夷所思的剪辫子事件,一时间人心惶惶,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弥漫着紧张和惊慌,毫无疑问,有许多受到怀疑的人也被这样除掉了。不过,在一定条件之下,任何民族都会有这样的惶恐时期,这不是中国人的独有现象。中国人的刑罚制度,也反映出了中国人缺乏同情心。很难从这个国家的法制出发去确定什么合法什么不合法,因为地方风俗会认可许多违法的事情。中国人有许许多多的需求,政治家们认为陆军、海军和军械库是必需的,睦邻友好的外国人说,中国需要货币、铁路和科学的指导。但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个国家的情况,不正说明中国最为深刻的需要,就在于更多的同情心吗?中国需要同情儿童,这种同情18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全人类最珍贵的财富,而人们却并不知晓。中国需...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无论其他民族出于何种目的来到中国,中国人就像当初希腊人对待其他民族一样,他们把其他民族统统看作是野蛮人,甚至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也直接用“野蛮人”来称呼我们这些外国人。直到1860年,才在一份条约中专门补充了这一项规定,禁止中国人在正式文件中用“野蛮人”来指称“外国人”。为什么中国人对待西方外族的态度会是这样呢?那是因为中国人的周边民族明显不如中国繁荣,而中国人也因为一直受到这些民族的奉承而变得自以为是。这些奉承自然是天花乱坠、不怀好意,但当中国人发现同自己有来往的外国人,可以在威胁哄骗之下遵循自己的意愿做事的时候,中国人就更加相信自己的民族具有毋庸置疑的优越。于是,他们就这样一直带着他们的优越感说话办事,直到北京被外国人占领。我们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比中国人优越,却无法如愿以偿地让他们看到这一点。他们也会喜欢西方一些进步的产物,却不愿意采用西方的方法。如果一定要让他们采用西方的方法,他们宁愿愉快地放弃这些成果。无论何种进步,都有可能让中国进步,能让中国成为他们期盼已久的、令人敬畏的“强国”,这种趋势是直接而又明确无误的,可是,只要中国人见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这些成果都会被搁置一边。如果没有一种时代精神来胜过中国人,任何改良都会被抛弃。我们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中国的知识界是外国人的强劲对手。尽管外国人在机械方面的应用遥遥领先中国人,但是在中国的文人学士看来,他们依然无法欣赏中国道德的宏伟。这种既嫉妒又轻蔑的态度,体现在典型的中国学者身上,他们的“思想在宋代,人在今天”。近年来,这个阶层的人,写作并传播了竭力排外的文章,使得整个中国都充斥着排外的文章。中国和中国人不是任何风暴可以吞没的,中国和中国人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国家与民族。要让中华民族对西方民族保持稳固持久的尊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事实来证明,证明基督教文明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成就,是中国现有的文明所不能...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关于亚洲各国语言中敬语的繁琐累赘,我们姑且不讨论了,因为在这一方面,还有一些国家的语言比汉语更加复杂累赘。至于他们是怎样使用遁词、迂回的说法和替代词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也不作讨论,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要用简单的表达方式。当“在特定意义上”,所有的人都同意使用某些词语,并且能相互理解时,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怎样运用,而不在于使用的是否准确。外国人通常不需要对中国人有太多了解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是听中国人的说话,根本就无法理解他所说的意思。并且这一结论从来没有被否定过。不管你的汉语会话熟练到什么程度,可能你听得懂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假如听错了,你也可以把你听到的都记录下来,然而,你还是无法准确地理解说话人心里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说话人压根就不打算把心里的意思直接告诉你,他最多只是告诉你一些相关的事,然后希望你能推测出他的真正含意。中国人生气的时候会互相辱骂,简直可以堪称是“文学才子或佳人”,他们非常得意地用一种精致的暗讽代表某种恶毒的意思,这种暗讽的水平相当得高,人们在当时往往听不出来其中蕴含的讽刺意味,经过一番仔细推敲后,犹如糖衣药丸一样,里面简直污秽不堪。从中国政府的官员身上,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事例,拘泥于形式和矫揉造作在他们身上发展到了极致。中国人与外国人争论了无数次的实质就是这样,而结果通常就是外国人付钱了事。因为中国人知道,外国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诚实与公正必然会给钱。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