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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让中国人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人保特稳固而特久的尊敬,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可信的客观事实向他们表明,基督教文明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在细节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成就,是中国已有的文明所不能与之相比的。如果没有这些可信的事实,申国人仍会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中表现出无端的轻视和俯就的态度。这也并非没有理由的。
——
明恩溥
中国人的气质
2026-09-22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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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篝火余烬旁的孩子,由外向乐观变得孤僻自闭了”
——《时间之外的往事》(节选)中这样描述黑暗森里理论对人类文明深远的影响。
——刘慈欣《三体》
一个文明不能判断另一个文明是善文明还是恶文明
一个文明不能判断另一个文明认为本文明是善文明还是恶文明
一个文明不能判断另一个文明是否会对本文明发起攻击
一个文明无法判断另一个文明对自己是善意或恶意的
一个文明无法判断另一个文明认为自己是善意或恶意的
一个文明无法判断另一个文明判断自己对她是善意或恶意的
——刘慈欣《黑暗森林》
普遍信念是文明不可缺少的柱石,它决定着各种思想倾向。只有他们能够激发信仰并形成责任意识,每个民族都清楚获得普遍信念的好处,他们本能的知道这种信念的消失是它们衰败的信号。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万千动物中,牛从来不与人为敌,还勤勤恳恳地提供了最彻底的服务。在烈日炎炎的田畴中,挥汗如雨的农夫最怕正视耕牛的眼神,无限的委屈在那里忽闪成无限的驯服。不管是农业文明还是畜牧文明,人类都无法离开牛的劳苦,牛的陪伴,牛的侍候。牛累了多少年,直到最后还被人吃掉,这大概是世间最不公平的事。
——余秋雨《行者无疆》
我的一个朋友之所以走上人类学的学习道路,就始于她对“洪水”传说产生的极大好奇:世界上很多民族、国家都有着“大洪水”的传说,除了《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和鸽子的故事,在美素不达米亚、希腊、印度、中国、玛雅等文明中,都有洪水灭世的传说。随着世界各地重新认识他们过去的文化和传说,大家发现这个“大洪水”传说竟然在世界各地都有流传。而在那个久远的年代,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通远不像今天这样容易和频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巧合呢?
——陈果《好的孤独》
他们用心去感受土地的每一次脉动,用行动去呵护土地的每一份生机。俺对土地也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土地不仅仅是庄户们生活的依靠,更是庄户们情感的寄托。
——王贺《生万物》
最后,我就来和你分享沃尔泽这篇文章给我的重要启发。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中华文明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文明是个人主义的。但如果理解了前面的分析论证,你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所有文明起初都是群体主义的。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个人与特定的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个“有机共同体”。我们都是先诞生在一个社群之中,对自我的理解都是从“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家族的一员”开始的,最终依附于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所以人们常说,个人与家庭、与自己的故乡“血肉相连”。 但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总是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原子,因为你总可以进人新的社群,各种自愿型的社群。你会发现,真正“血肉相连”的,只是你和你自己。于是,那种无法分离、“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就此成为一个过时的神话。 毕竟,人类存在的生物“界面”是个体的,这是基本的生物性事实:但它一直要到现代才展现出了它重要的文化意义。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人要先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才更容易讲通自己的故事。个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突显出来以后,生物界面的个体性在文化中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个人主义这种“奇怪的”观念也就开始流行,成为自我理解的主导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转向。 所以在我看来,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向,并不是东西文明的差别,而是古今之变所致。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说好一个故事”并不同于“说一个好故事”。我们这些在中国境外写小说的人,总说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疏离,文明社会(特别是在城市里)人性压抑,加上大多数人的生活高度相仿,因而故事匮乏,更别说“好故事”了。
——黎紫书《流俗地》
艾希曼不止一次说,他的组织天赋、他的部门对辙离和遣送的,实际是在帮助他的受害者,让他们好过些。他辩称,假如这非做不可,那么最好是在良好的秩序下进行。审判期间没有人,就连辩护团中也没有人注意到这条陈述。这句话显然包含着跟他说自己通过”强制移民”教过千万条犹太人的命是同等的愚蠢和顽固。然而,看到发生在罗马尼亚的事,人们却开始思考和怀疑。在这里,一切同样乱七八糟,但跟丹麦有所不同———那里的盖世太保都开始违抗柏林的命令;在罗马尼亚,连党卫军也目瞪口呆,有时甚至为这种大规模的、古老的自发式机制的恐怖所震慑;他们经常插上一手,把犹太人从赤裸裸的屠刀下救出来,好让屠杀可以———按他们的说法———以一种文明的方式进行。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一人的君主统治(古代人断言其为家庭的组织方式)在社会中转化为一种无人统治(no- man rule)——如我们今天所知,社会秩序的顶点不是作为一个绝对统治者的皇室家族。但是这个“无人”,这个在经济中扮演着社会整体利益和在沙龙中标榜为文明社会意见的“无人”,并不因为失去了它的人格而不再统治人。如同我们从我们最富有社会性的政府形式——官僚制(民族国家政府的最后阶段,正如“一人统治”是仁慈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最初阶段一样)——中所了解的,无人统治并不必然意味着无统治;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会演变为最残酷最专制的形式之一。 关键是社会在它所有方面都排除了行动的可能性(而在先前,行动只是从家庭中被排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期待从它每个成员那里得到的某种行为(behavior),社会通过施加无数各式各样的规则,使它的成员都“规范化”,排除任何自发的行动或特立独行的成就。由于卢梭,我们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发现了这些要求,上流社会的习俗总是把个人等同于他在社会结构里的等级。重要的是这种使个体等同于他的社会地位的做法,至于社会结构是什么,倒是无关紧要的。无论是18世纪半封建社会实际存在的等级,还是19世纪阶级社会的头衔,或是当今大众社会的纯粹功能。相反,大众社会的兴起只不过表明各类社会团体遭到了家庭单位从前遭受过的同样命运——都被吸收到一个社会中了;随着大众社会的出现,社会领域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最终达到了能以同等程度、同样力量,包围和控制一个特定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程度。在所有情形下社会的平等化,以及平等原则在现代世界的胜利,只不过是从政治和法律上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业已征服了公共领域,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已经变成了个人的私事。现代平等以内在于社会的顺从主义为基础,并且只有在行为替代行动成为人类关系的首要模式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这种现代平等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古代的平等,特别...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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