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句子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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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其他民族出于何种目的来到中国,中国人就像当初希腊人对待其他民族一样,他们把其他民族统统看作是野蛮人,甚至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也直接用“野蛮人”来称呼我们这些外国人。直到1860年,才在一份条约中专门补充了这一项规定,禁止中国人在正式文件中用“野蛮人”来指称“外国人”。为什么中国人对待西方外族的态度会是这样呢?那是因为中国人的周边民族明显不如中国繁荣,而中国人也因为一直受到这些民族的奉承而变得自以为是。这些奉承自然是天花乱坠、不怀好意,但当中国人发现同自己有来往的外国人,可以在威胁哄骗之下遵循自己的意愿做事的时候,中国人就更加相信自己的民族具有毋庸置疑的优越。于是,他们就这样一直带着他们的优越感说话办事,直到北京被外国人占领。我们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比中国人优越,却无法如愿以偿地让他们看到这一点。他们也会喜欢西方一些进步的产物,却不愿意采用西方的方法。如果一定要让他们采用西方的方法,他们宁愿愉快地放弃这些成果。无论何种进步,都有可能让中国进步,能让中国成为他们期盼已久的、令人敬畏的“强国”,这种趋势是直接而又明确无误的,可是,只要中国人见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这些成果都会被搁置一边。如果没有一种时代精神来胜过中国人,任何改良都会被抛弃。我们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中国的知识界是外国人的强劲对手。尽管外国人在机械方面的应用遥遥领先中国人,但是在中国的文人学士看来,他们依然无法欣赏中国道德的宏伟。这种既嫉妒又轻蔑的态度,体现在典型的中国学者身上,他们的“思想在宋代,人在今天”。近年来,这个阶层的人,写作并传播了竭力排外的文章,使得整个中国都充斥着排外的文章。中国和中国人不是任何风暴可以吞没的,中国和中国人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国家与民族。要让中华民族对西方民族保持稳固持久的尊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事实来证明,证明基督教文明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成就,是中国现有的文明所不能...

句子的出处/作者
一个清晰的答案,带出了更难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到独立判断呢?对于这个难题,阿伦特也没有给出完整的解决方案。但她提出了一条线索,她提示我们:尽管这件事很难,但仍然有人做到了。那我们就去看看这些人是如何做到的,从他们的身上寻找启示。阿伦特提到过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一名普通的德国士兵,名字叫安东·施密特。他虽然没有多大权力,却尽了自己的力量帮助犹太人逃亡,为他们提供可以逃命的证件和交通工具,最后这位士兵被纳粹逮捕,审判处决了。另一个例子是集中营里的一名医生,名叫弗朗兹·卢卡斯。为了救助奥斯维辛的囚犯,他从党卫军的药房里偷药品,用自己的钱给囚犯买食物,想方设法从毒气室中救下一些人。战争结束后,他也被送上了审判纳粹的法庭,当艾希曼这样的人在大言不惭地为自己辩护时,卢卡斯医生却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说他无法从集中营的经历中平复自己。阿伦特问道:士兵施密特和医生卢卡斯这样的人,他们与艾希曼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据施密特的朋友说,他是一个寡言笨拙的男人,没有什幺哲学气质,也不怎幺看书读报。纳粹审判施密特的时候,他的律师为他辩护说,救助犹太人是为了给国防军保存劳动力,但施密特本人却否认了这个辩护理由。他坦言自己帮助犹太人就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结果施密特被判了死刑。临刑之前,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妻子······请原谅我,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行事,我不想伤害别人。”阿伦特认为,施密特和卢卡斯这样的人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他们选择不作恶,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为杀人犯的自己,他们不愿意与这样一个自己共存。为此,他们甘愿承受危险、甚至付出生命。在阿伦特看来,这种独立判断的典范在西方思想的源头中就存在,那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过“宁可自己遭受冤屈,也不愿行不...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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