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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发财将五狈送过沟就回去了,我也回来做饭,五狈背着药箱往坡上走,半坡处路边有洼地,积了些水,五狈过去涮他的靴子,水很浅,刚刚没过他的脚面。又往前蹚了几步,五狈不见了。五狈掉进了老二的井里,干枯的井已不干枯,里面灌满了雨水,井口隐藏在水坑里,被五狈忽略了。五狈不像我们这些是在中学体育课在游泳池里耍闹过的,五狈从没下过水,五狈是旱鸭子。就是旱鸭子也是可以浮上来的,要他命的是那双灌满雨水的高腰雨靴,如同两块石头,将五狈坠在井底上不来了。五狈就这么走了。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在众人最需要他的时刻。老二的精神崩溃了,他将五狈的死归咎于自己,是他挖的井,是他给五狈的靴子,他应该替五狈去死!老二用指甲把胸口抓得鲜血淋漓,光着膀子满山遍野地跑,呜呜地吼,不知是喊还是哭。发财让两个后生去追,哪里追得上。五狈的丧事办得传统而隆重,发财爹主事,一切按当地老式规矩办,停灵七天,奠酒烧纸,盛大出殡,披麻带孝,打幡摔盆,唢呐前导。五狈没有儿子,谁披麻带孝,谁打幡摔盆,一时为难。在农村,谁承担了这些,谁就是丧主,就是孝子,谁就承担了后辈的名分。让我们感动的是黄三圈此时体现了复员军人的胸襟,体现了农民的厚道,体现了知青女婿的责无旁贷,他将尚不会走路的儿子抱了来,一丝不苟地披挂了,对大伙说,这是王小顺的亲外甥。孩子毕竟小,打幡摔盆都是黄三圈做的。五狈那几声“三哥”没白叫。红宇宙也来了,将酒恭恭敬敬地奠了,沉痛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王小顺同志,你安息吧。打那以后,后顺沟再没人将五狈叫做五狈,一律地叫做了王小顺。埋葬了五狈,老二一天也不能在后顺沟再待下去,他义无反顾地坚决要求回北京,没有招工也回,没有户口也回,不批准也要回。我提醒他,这样回去就成了“黑人”,“黑人”意味着没有工资,没有粮票……没有前程。老二没听我的话,还是走了,走的时候没跟任何人打招呼,自己背了个黄书包,趁着黑天悄悄走了...

句子的出处/作者
“非暴力抗争”是在一个社会处于正常状态的条件下,一部分民众争取自己权益、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当这种推动不被接受,有时甚至引发暴力的时候,一般来说,对暴力还以暴力,总是最早最本能的反应。只是当人们把以暴力反暴力作为自己的口号的时候,除了会造成许多无辜生命的丧失,也可能结果是暴力对暴力,仇恨加仇恨,血流成河,打成一团。这时,当初要解决的问题可能被仇恨和鲜血所淹没,在这种情况下,要谈什幺维持理性,就十分困难了。而原来有着合理要求的一方,也可能在杀红眼睛的时候,完全失去了目标,迷失了自己。所以,“非暴力抵抗”不是从人的本能反应引出的。它是人类面对无数无辜牺牲者的生命,深思熟虑以后做出的一个理性反省。但是,实行“非暴力”是困难的,因为它的实质是提倡非暴力的一方,主动把自己置于战术上的一个不利地位,以这样的一个姿态,邀请对方回到有游戏规则的理性的讨论中去。这一方显然是吃亏的,就像打架双方扭成一团的时候,第一个主动住手,提出谈判。难就难在这时对方再动手,他也下决心不还手了。问题在于,人们最终是要靠对话和理性的妥协解决问题,总要有一个先住手的。所以,在历史上,不论是民众一方,还是权势的一方,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最先醒悟过来而不再动手的一方,不论以前有过多大的罪过,就凭着这样一个转折点,都是有可能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笛卡尔式理性完全建立在“心灵只能认识它自身生产出的东西,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始终保持在它自身范围内的隐含假定之上”。从而它的最高范型是现代所理解的数学知识,即不是从心灵之外给予心灵的理想形式的知识,而是心灵自身产生的形式的知识,在此特殊意义上,它甚至不需要自身之外的感觉对象的刺激或激发。这个理论确如怀特海所谓“共同感退却的结果”。因为共同感(common-sense)曾经是所有感觉之中的这样一种,由于它,所有其他严格私人性的感觉才适合于一个共同世界,正如视觉使人适合了这个可见世界一样,但现在共同感变成了一种与世界无任何关联的内在机能。这一感觉现在还被称为共同的,仅仅因为它恰好对所有人来说是同样的。现在人们共有的不是世界,而是他们的心智结构,严格说来,心智结构也不是他们共有的,只是碰巧在每个人那里都相同的推理机能。对于“2+2”的问题我们都会得出相同的答案“4”,这就是常识推理的模式。理性,在笛卡尔和在霍布斯那里一样,都变成了“根据结果计算”,变成了演绎和归纳的机能,即一个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在他自身之内发动的过程。这个人的心灵(就仍处于数学范围而言)不再把“2+2=4”理解为一个等号两边处于不证自明的和谐中的等式,而是理解为一种思考过程的表达;在这个过程中,“2+2”变成“4”是为了生成下一步的加法过程,最终导致无穷大。现代把这种能力称为常识推理,其实是心灵自己和自己玩的游戏。当心灵与所有现实隔绝而只“感知”自身时,它就开始自动运转了。游戏的结果就是必须接受的“真理”,因为据说一个人的大脑结构跟另一个人的没有什么区别,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和另一个人的身体没什么区别一样。如果有区别的话,只是智力上的区别,可以像马力一样加以测试和比较。这里,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古老定义获得了一种可怕的精确性:在人丧失了共同感(由于它,人的五种动物性感觉才与一个对所有人共同的世界相应)之后,人类确实变成了能够...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历史上,我们知道仅有一种原则曾经被设计出来,把一群丧失了对共同世界的兴趣,感到他们不再被一个世界联系和分开的人们,仍然保持在一个共同体内,这就是基督教社团的原则。早期基督教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人们中间寻求一个牢固得足以取代世界的纽带,正是奥古斯丁提出不仅把基督教的“兄弟情谊”,而且把全部人类关系都建立在博爱(charity)的基础上。博爱,虽然它的非世界性完全符合于人类对爱情的一般体验,但同时又与爱情不同,就像世界一样是某种在于人们之间的东西: “即使强盗之间[inter se]也有他们所谓的博爱。”[44]基督教原则的这一令人惊讶的表述实际上是经过高度选择的,因为人们之间的博爱纽带虽然不能建立一个它自身的公共领域,对于基督教主要的非世界性原则来说却已绰绰有余了,它可以相当好地带领一群本质上无世畀的人,一群圣徒或一群罪人穿越此世,只要世界本身被理解为注定要毁灭的,在它之内的任何活动都被人们以临时性的方式、以“只要世界还在延续”(quamdiu mundus durat)的方式来进行。[45]基督教社团的非政治、非公共性质最初就体现在它应当形成一个“肉体”(corpus)、一个“肌体”,其成员都应当像同一个家庭中的兄弟那样彼此联系的要求中。[46]这种共同体生活的结构模仿家庭成员 54之间的关系,而我们知道家庭成员关系是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关系。一个公共领域决不会在家庭成员之间形成,因此也不可能从基督教社团生活中发展起来,只要规定这种生活的原则是博爱而非其他的话。 即便如此,我们也从历史和修道院(唯一的尝试以博爱原则来做政治设计的一种共同体)制度中得知,在“现世生活的必需”(necessitas vitaepraesentis)[47]要求下进行的各种活动,由于也是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发3 生的,会自行导致建立某种反一世界(counterworld),某个在此秩序...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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