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写于1874年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作为《不合时宜的考察》的第二部，便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尼采的历史观。尼采肯定历史对于生活的作用，认为历史应该用来为生活服务，激励人们有所行动、有所创造。但同时，尼采更强调，人的历史感应该有一个限度，历史可以服务于生活，但不能成为生活的指导。“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渴望了解过去，只是为了服务于将来和现在，而不是削弱现在或是损坏一个有生气的将来”。因此，尼采主张，不论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种文化而言，历史感都必须有一个限度，不可以滥用历史。尼采将人们对待历史的立场归纳为历史的、非历史的和超历史的三种。人类需要历史，会历史地感知事物，但若过度沉溺其中，则会患上“历史病”，会损害生命的创造力。它的“解药”则是“那些‘非历史’和‘超历史’的东西”。尼采认为，非历史是一种遗忘力，是一种抛开历史、面对现实生活的立场，“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和一个文化体系的健康而言，非历史的感觉和历史的感觉都是同样必需的”。此外还有一种超历史的立场，即认为古代与现代没有什么区别，“世界在每一个时刻都是完整的，都实现了其目标”。持这种立场的人也许是最有智慧的，但却缺少了对生活的热爱。批评当时的德国文化。在尼采看来，当时的德国文化缺乏创造性，陷入停滞，甚至堕落，而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过量的历史感扼杀了文化的创造力。在谈到历史的时候，尼采经常提到生活、文化等词语，他认为文化是生活最重要的内容，是用来衡量一个时期的最主要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