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仍旧诉诸“祁寒暑雨，民犹怨咨”那一套的辩解：好比“时雨之于民”，实际不可或缺，但必然妨碍“市井贩卖及道途行役”，更不可能保证“墙屋无浸漏之患”。这些无非是达成更高的“善”必须付出的代价，为政岂能“待人人情愿然后使之”？ 王安石以为，愚民不仅搞不清真正的“大利”所在，他们的意见表达还会被居心不良之人操纵和利用，针对新法。若他们真的成功“经待漏出头、打鼓进状”，那也属于遭人误导挑唆。比如，府界周边有人反对保甲法，“以十数万愚民，而欲煽惑之者，非特一人而已”，不可能不出问题，出了问题就要追究带头挑事的那一小撮头目的责任。 民众只要感到新法损害一点自身利益，就敢于“纠合众人，打鼓、截驾、遮执政，恐陛下未能不为之动心”，此风决不可长。皇帝必须“明示好恶赏罚，使人人知政刑足畏，则奸言浮说自不敢起，诡妄之计自不敢施，豪猾吏民自当帖息”。…… 最终，民意的表达由正到反，在荆公的政治辩论中形成了一个矛盾的闭环，成了某种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东西：任何明确感受自身利益受损的人都可以打鼓进状，任何实际上这样做了的人都不清楚真正的利益，是被煽惑的愚民…反对派固然无言以对，反馈和纠错的机制也成了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