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能反映王安石“真理在我”心态的，是他喜好裁断是非。宋代的刑案审决，“防闲考核，纤悉委曲，无所不至”，从州县、监司到刑部、中书门下，各环节都设计有复核程序。0这就为他大展拳脚提供了机会。嘉祐七年（1062），王安石任知制诰期间，受命纠察在京刑狱。京城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杀人案。当时流行斗鹌鹑，一个青年得到了一只善斗的鹤鹑，他的一个朋友自恃亲昵，借口玩赏，夺走就跑。主人赶忙争夺，“踢其胁下，立死”。开封府判处杀人者偿命。王安石却判断，这是一起错案，理由是“公取、窃取皆为盗”，死者大庭广众公然强夺鹌鹑就是抢劫，杀人者“追而殴之，乃捕盗也”，无须承担责任，倒是开封府法官“失入平人，为死罪”。审刑院、大理寺复核案情后，都认为开封府判决无误。不过，朝廷不打算追究王安石的责任，下诏“放罪”，要求他按规定去阁门拜谢免罪之恩。不料，王安石宣言：“我无罪！”御史台和阁门官员一再发文催促，他“终不肯谢”，朝廷只得将他调离。©后人编话本《拗相公》，就借“斗鹑案”来讥讽王安石，说他“强辩鹑刑非正道，误餐鱼饵岂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