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精力充沛了好多，不仅是体力，还有心力。有一阵我对什么都没兴趣，好像做什么都没力气。可现在完全不一样啦，我已经在着手规划将来了。我说的可不是光有个愿景，像新年许愿什么的，而是真正的规划，有细节、有日程、有行动。我的感觉就是很快乐。其实我对每一天都有期待，因为每一天都充满了让人激动的新的可能。而不久之前，一切在我眼里还都是毫无意义的。我觉得我比过去更能顺应生活了。可我不会忘记自己曾经是那么消沉，那段记忆会永远留在那儿，或许就是对我的提醒，告诉我，滑落到生活边缘的人生是什么样的。

——罗伯特·戴博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童年的经历如此强大、如此鲜活，于是便塑造了每个孩子对世界的独特看法。换句话说，外面的世界变成了在我这里的世界。开始的阶段会显著地影响后来的阶段，因此你对世界的看法是在人生的最初阶段里形成的。

——罗伯特·戴博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从出生到大约四五岁的时候，发生的一切都对你影响重大，还影响了你后来的成长，牵涉到你怎样看待自己和别人。就这样，你形成了对这个世界特有的看法，对你而言，这就是你看待事情的唯一方式。从那时起，你就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用同一个视角看待一切事物。

——罗伯特·戴博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要了解自己脑子里的想法是很难的。不过，我明显感到更有力量了，这很难解释。有时那种熟悉的情绪还是会来，我会悲伤，会觉得自己没价值。那种情绪还藏在我心里某个角落，可再也不会占据整个心房。我似乎能把它赶到角落里，不再被它牵着鼻子走

——罗伯特·戴博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很长时间里，我时不时都会这么想。当然，确实有些时候一切似乎都好起来了，好像我可以真正去干点儿什么。可随后我的兴致就低落下来，没了做事情的劲头，接着就跌入了我所熟悉的悲伤情绪里头。我只会这么来形容，这也是我此刻的感受。

——罗伯特·戴博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情商和理解别人有关，一个高情商的人能辨识他人的感受，这种技能称为“共情”。但也许情感智力中最大的技能是通过理解和回应对方的情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罗伯特·戴博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他们都有强大的自我意识，了解自己的情感。他们能管理情绪，能从悲伤和不幸中重新振作。但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能控制冲动，也懂得延迟满足，从而避免轻率的决定和不妥的行为。

——罗伯特·戴博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你觉得自己是好的，也相信别人是好的，那就得靠行为和态度持续地对自己和别人展示出来。而这个选择肯定不能给你庇护，免于“残暴命运如投石飞箭般的摧残’。” 我明白了。你是说“我好；你也好’其实是一种发自内心信念的行为。” “是的。它非常接近于人本主义的信条：信自己，信他人，而不一定非要信神或超自然。

——罗伯特·戴博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那我的父母呢？我能对他们做什么呢？要怎样做能弥补我？” “他们还健在吗？” “不在了，过世有段时间了。 “那你能做的只有一件事。”苍鹭答道。“什么呀？”蛤蟆焦急地问。停顿片刻，苍鹭答：“原谅他们。”

——罗伯特·戴博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适应型儿童”的所有行为里，怄气是最能说明怎样用时间来稀释愤怒的例子。通常这是孩子在权威之下无法随心所欲才做出的反应。成年人或许会因为输掉一场权力斗争而生网气，也是同样道理。说白了，怄气是输家在对强大的家做出反应。

——罗伯特·戴博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正是这样！而这就是你小时候所体验到的。这样仁慈的独裁者，也就是你的父母，显然占了上风，而你又完全依赖着他们，你怎么能对他们生气呢？何况你还爱着他们。

——罗伯特·戴博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能帮你的人是你自己，也只有你自己。有许多问题需要你向自己发问。比如你能停止自我批判吗？你能对自己好一些吗？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你能开始爱自己吗？

——罗伯特·戴博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文学的创作难，模仿则容易发生毛病，但讲文学亦得有模仿。建安文学是有其清新的面貌，但后来模仿它的，却变坏了、杂了，因此又得有文学的翻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面貌，但并非全是白话文的变化。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应该看重曹氏父子所领头的建安文学的。

——钱穆《中国文学史》

东汉末年时，人心所感觉的预兆，是政治要荒颓了，而此一时期的文学却亲切而流露出真情。即使是曹操，虽当时已是政界领导，但其作品仍不失为普通平民之私己谈吐。如其《短
歌行》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其所表现的十足是一首普罗大众的平民诗。与《诗经》《离骚》及汉赋明显有所不同。操子丕、植继承父风，从此树立了文学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

——钱穆《中国文学史》

汉代司马迁著《史记》，凡一百三十篇，计共五十二万余言。《史记》虽然是记载真实历史的史书，所谓“文章同史”，所以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俗语说：“千古文章两司马。”或说：“文章西汉两司马。”也有人说：“唐诗晋字汉文章。”如有人问汉代的最佳散文作品是哪部？则非司马迁的《史记》莫属。我人从《史记》这部书已可解决有关西方文学的难题。西方人一直认为道德意识是不能加进文学中去的。如西方的莎士比亚、歌德等大文豪，无不有如此想法。自从《史记》面世以后，其书有道德思想融入作品中，却并不损害其文学价值，即如我国的屈原、杜甫等大家，亦是把道德思想融入于其文学作品中。在文学中可以将道德与人生合一，讲公的人生，有其最高的人生境界，《史记》讲的是整个时代的大生活。

——钱穆《中国文学史》

至于赋这方面，到了三国时期，有王粲出来，初在荆州，后从曹操，有《登楼赋》，以流亡分子的身份写成，只寥寥数百字。当时建安七子中的阮瑀死，魏文帝曹丕写《寡妇赋》。此种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到了曹氏父子，可说如到了冬天，一泓清水似的，谈的都是没有价值的，却生出了价值。

——钱穆《中国文学史》

亭林的学生潘耒次耕曾为通儒定下了一个标准。他认为：通儒必须要有匡时救世的心术，要有明体适用的学识，在著述上，要有“纵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的具体表现。

——钱穆《中国文学史》

当时曹操已受汉帝之封为魏王，封地并赐九锡，照老例，他所写的《述志令》应该庄严端重，曹操却写得轻松而有亲切感，正如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一般。按照当时外交辞令，应合乎当时政治文体，是要下令的，但他只是“述志”，只谈些从年轻时期起的生活琐事，不成其为令，讲述自己赤裸裸的一生，以朋友的口吻闲话家常，却成了一种风格与前不同的新文学。

——钱穆《中国文学史》

西方又有一问题，就是：“历史需要文学吗？”这亦可从《史记》得到充分的答案。可以说，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前面已经谈到“文章同史”，且《史记》中所记载的历史都是真实的，都是活的、生动的。并且从文学作品来说，“描写人物”难于“创造人物”，《史记》是极为形象生动地来描写人物…… ……故太史公在《史记》中所写之酷吏、货殖、游侠及封禅诸作，都是为了发抒自己只感慨，但全是如实的信史，富有情感，且把自己也加入进去，却公证而不偏私。

——钱穆《中国文学史》

《曾文正公家训》及《求阙斋随笔》《鸣原堂论文》等，在《曾文正全书》中，盼加浏览，必能与最近弟之功夫有相得之启悟也。于读文之外，并盼同时能读诗，主要可依曾文正《十八家诗抄》所选，就爱读者择其一二家读之，读完了一二家，便可再选一二家，以先读完此十八家为主。最少亦得读完十家上下。每日只需读几首，勿求急，勿贪多，日积月累，沉潜浸渍，读诗如此，读文亦然。从容玩味，所得始深，切记切记…

——钱穆《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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