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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瓦蒂斯博士再也坐不住了。他问了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这种厄运总是降临在犹太人头上？”“您不认为是非理性动机奠定了这个民族的命运，而且超出了人类理解的极限吗？”难道不存在某些“不受人类的影响…推动历史向前的历史精神”吗？难道不是豪斯纳先生引用黑格尔并同意历史法学派”的观点吗？难道他没有表明“领导者的做法并不总是能达成他们期待的目标和终点？其意图在于摧毁犹太民族，但并未如愿，反倒推动一个新兴国家形成”埃及副外长侯赛因・佐勒菲卡尔・萨布里在埃及国民大会上提出这一理念，认为：希特勒对犹太人屠杀不负有责任，而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牺牲品；后者“迫使前者犯罪，从而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一一建立以色列国”。按照主控官所阐发的历史哲学，塞尔瓦蒂乌斯博士只是用“历史”这个词取代了通常保留给锡安长老会的位置。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1941年那些荷兰犹太人的命运，就会很容易发现问题的答案。那些荷兰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老犹太区袭击了德国安全警察支队。作为报复，四百三十名犹太人被逮捕、被刑求致死。他们首先被运到布痕瓦尔德，后来到了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几个月下来，他们受尽折磨，每个人都慕奥斯维辛甚至里加和明斯克的同胞。有许多事情比单纯的死亡更可怕。党卫军负责让这一点铭刻在受害者的记忆力和想象力之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就像她起初提到的那样：多半是艾希曼的“不思考”注定让他成为没有个性的死亡执行官，成为所有时代中最恶劣的罪犯。她强调艾希曼在道德和智识上很空洞，内心是虛无的。因此他向莱斯描述因晕血而不能做医生的论述，不像是谎言。 她总结，艾希曼庭审中语言连贯上的无能同他思考能力的欠缺，或者说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之间密不可分。他的空洞绝不等同于愚蠢。他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 faceless nature of Nazi evil）在一个封闭体制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纳粹成功翻转了他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在第三帝国，人们对罪恶已经麻木，认定了其平常性。纳粹将之重新定义为“市民规范”。传究的成了一种诱惑，大多数德国人则迅速学习来抵制这种诱惑。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艾希曼（也许跟四十年后的波尔布特一样）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行凶作恶。在基本道德间题上，阿伦特警告世人，那些一度被视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应当的。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她仍然坚守康德对根本恶的看法；这种恶到了纳粹时代，破坏了道德律令的根基，分裂了法律范畴，践踏了人性的判断力。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以及在接而至的争论声中，她坚称只有善才拥有深度。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只能是极端的，为它既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维度一一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艾希曼有事业心，并且迫切希望获得晋升，但他不会通过杀掉上司而谋其位。他也没有展现出任何与众不同的想法。阿伦特断言，是他的“平庸...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无论他是在阿根廷还是在耶路撒冷写回录无论是面对警官还是法庭，他说的总是同样的话，用同样的词。你听他说话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明显地感觉到，这种表达力的乏恰恰与思考力的缺失密不可分；确切地说，他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题。之所以无法同他进行任何交流，并不是因为他说谎，而是因为他周围环绕着坚固的壁垒，屏蔽他的言辞和他人的存在，从而帮他一并拒绝着真相。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并不仅仅在强调自己执行命令以及对命令的严阵以待到了何种程度；他还想要告诉人们，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事作风素来是什么样子。同其他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艾希曼当然也有个人情感；但是，假如情感同他的“理念”发生冲突，他绝不会允许情感影响他的行动。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既然国家要对一个国家的存在以及保障其存在的法律负责，那么，国家行为也就不必遵循与公民同样的准则。就好比暴力的尺度。法律恰恰是用来消解暴力的绝对统治的，可是为了保证法律的存在，一定尺度的暴力又不可或缺；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存在，一定会被追迫做出通常被视为犯罪的行为，而且既不是在战争状态也不是在国际关系当中。即便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上，类似的犯罪行为也屡有发生。比如拿破仑谋杀昂吉安公爵，或者很可能由墨索里尼本人执行的对社会党领袖马泰奥蒂的谋杀事件。无论是否公正合法，国家利益理论都诉诸紧急情况；而以此名义实施的国家罪行，就算在其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法律体系下属于犯罪性质，却仍被视作紧急措施、受现实政治利益所迫，被视作为维持权力从而保障现存法律制度整体而作出的退让。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她对每个个体的要求，也是她自己努力实践的目标：敢于实践存在主义哲学含义下的飞跃，跳入自由的国度，拆除那些勾连着过去、通向外露的利益局势及其意识形态外衣的桥梁，敢于真正重新开始。 [64] 她明白，这对于民众是苛求，然而她要求的对象是那些以某种形式承担政治责任的人，哪怕他们只是作为犹太委员会的成员。此间，她还不遗余力地号召人们启用良知，呼吁后来人有机会挣脱久已生锈的历史枷锁。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她将重心转向发展一种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这种政治学说可把人的境况重新解放，并且重新肯定个人的自由与自主是相辅相成的筹码，重新拒绝强权思想和所谓的“现实政治”。在一个新世界里，会产生出这样的洞见，即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态、政治安定以及人口统计等问题，不再只是用纯粹现实政治和实用主义的行为方式来解决；在未来的这个新世界里，人们对这位思想上根植于“德意志哲学”的“犹太反叛者”会兴趣大增，而且，这种兴趣会收获日益重要的意义，尤其在面对年轻一代人时——她首先就是要对他们发声。即便她从未想过去解决贯穿她所有作品的那些疑难杂症。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她曾经说，极权统治下有一种趋势，即通过口号教条和恐怖行径让所有民众团体严阵以待，让他们马上适应新的身份角色：不是刽子手就是受害者。她写道，该机制在于将恐怖不断升级，令人寸步难行，以为“他们及他们的自发行动只会阻挡自然和历史运行的轨道”。 [28] 她在分析刽子手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时，以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为例追溯到上面这个观点，纵然某些方面不乏夸张之嫌。一般来看，批评她的那些人忽略了她之所以如此执着的初衷何在。她的目的在于，证明那样一种极端情况的确存在：对无辜人群的灭杀会无声无息地发生，且不经过任何良心的挣扎。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而家乡，在她看来是人们生存不可或缺的基础。她认为这个过程并没有随第三帝国的覆灭而结束。“流散人口”这个社会阶层的形成，作为一个群体现象，是极权统治的一个后果，这在她看来恰好对战后时期起了决定作用。“无国家”，是一种现代命运，它面临着重蹈种族屠杀覆辙的危险。对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驱逐，在她看来正是一个凶兆，这个循环始于双方的势不两立，可能会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她还从“无国家”这一点中看出人们对迄今为止的历史的否定，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社会全新开端的标志。她以同样的方式在复国主义者面前为流散人口作出充满激情的辩护。那些复国主义立场背后的意图，是将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排除在历史之外。 [20] 复国主义认为反犹主义是历史的延续，要以此为依据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政体。对此她义愤填膺地予以驳斥。她预见到，这样一来就只有交换立场；她尤其坚信，宗教赋予犹太民族的特殊地位不再具有约束力。她担心对移民的安置问题，后迁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同在那里长期生活的、先于以色列建国的犹太人共同建立的联盟，将会逼迫他们的阿拉伯邻居陷入一个剑拔弩张的态势，正如纳粹极权专政对犹太人所做的那样。她直言不讳地说，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将染上法西斯的特征。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296/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您承认战争期间对犹太民族的犯罪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罪277行，您也承认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您说，您从未怀有卑劣动机，也没有杀死谁的故意，说您从没恨过犹太人，甚至还说您别无选择，所以认为自己无罪。尽管这些可能是实情，但我们还是很难相信；在一些证据（尽管不是很多）面前，您所陈述的犯罪动机、良知、罪责意识等问题不攻自破。您还说，您在最终解决”中扮演的角色纯属偶然，几乎换成谁来演都行，因此，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可能是有罪的。您是想说，既然人人（或者几乎人人）有罪，那么具体到每个人头上，无人有罪。这个看法的确相当普遍，但我们却不能够同意。如果您不理解我们因何反对，那么请您想想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圣经》中这两座毗邻的城市被天火烧毁，就因为那里所有人都犯了同样的罪行。然而，这种惩罚与当下所定义的集体罪责”不可同日而语。按照集体罪责”，人们须为以其之名，却非身体力行之事ー一既没有亲身参与也没有从中渔利一一承担罪责或怀有负罪感。換言之法律意义上的有罪和无必须是观的，即使八千万德国人都眼您犯了相同的罪，您也不能借此为自己开脱。”神使鬼差地想到胡编，“如果所有人都有问题，那么没人有问题”。深刻体会到，不要对法院抱有过高的“追求正义”的期望，法院不过是衡量双方证据的场所，对于恶和正义的思考还是放到法院之外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很明显辩方并不希望他认罪，理由是在当时的纳粹法律体系下，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被指控的内容并非罪行，而是“国家行为”，任何其他国家对此都没有司法权（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他是在奉命行事，用塞尔瓦蒂乌斯的话，“若国家胜利了，他的所作所为会令他加官进爵；若国家失败了，则会令他命丧黄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再者，除特别行动队的报告外，所有同此事相关的书面材料都必须守严格的“语言规则”，很难在这些资料中找到诸如“灭绝”、“清除”、“屠杀”这类明目张胆的词汇。杀戮被替换成“最终解决”、“外迁”、“特殊处理”；遣送至特菜西恩施塔特，也就是为优等犹太人准备的“老年营”，称作“更换居住地，而其他的遣送被冠名为“迁居”“东部劳动力”之所以叫“劳动力”，是因为犹太人通常被暂时安置在隔都，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人被用作临时劳动力。遇到特殊情况时，有必要对语言规则进行微调。于是，外交部的一位高官有次建议，在同梵蒂网进行的所有通信中，屠杀犹太人被统称为“极端解决”；这个想法很巧妙，因为，在纳粹看来，斯洛伐克天主教傀儡政权（梵蒂冈已经插手其中）的反犹法令还“不够极端”，把受洗犹太人排除在外是个“根本性错误”。只有当没有外人在场时，这些“携带秘密的人”才能不用暗语讲话，而在执行他们的日常屠杀任务时，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在他们的速记员和其他同事在场的情况下尤其不能。无论这些语言规则因何而起，事实证明，这套言极大地促进了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遵守秩序、有条不素；而他们彼此间的通力合作，乃是这项事业成败之关键。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于：有如此多的人跟他一样，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绳来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残暴加在一起更加可怕，因为它意味着，这类新的罪犯，这些实实在在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是在不知情或非故意的情况下行凶作恶的……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他曾突然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穷其一生都在实践康德的道德律，尤其按照康德的义务念行事。这种说法令人发指，而且不可理喻，因为康德的道德律同人的判断能力密不可分，而这种判断力与盲目服从根本两回事。审讯官并没有强调这一点，不过拉维法官决定盘问一下被，不是出于好奇，就是对艾希曼援引康德之名罪而感到愤怒。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艾希曼几乎准确无误地回答出绝对命令的定义：我对康德的理解是，我的意志原则必须时刻能上升到普遍法则的高度。”（偷窃与杀人就不符合，因为小偷和杀人犯不会期盼生活在一个让别人有权去抢劫或杀害他的法律体制下）在更进一步的讯问中，他提到他曾读过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接着解释道，自从因执行最终解决令受到指控时起，他就不再按照康德的原则生活了；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以不再是”自己行为的主人”、不能“改变任何事”自我安慰。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汉斯・冯・兰斯多夫伯爵把这个故事写入了他的《东普鲁士日记》。当时他以医生身份留在这座城市，照顾无法撤离的伤兵。他被召到乡下某一个巨大的难民中心，那里已经被红军占领。突然有个女人跟他说话，让他看她的静脉曲张，她已患病多年，但现在想要治疗了，因为她有了时间。“我想解释，眼下更重要的是撤离柯尼斯堡，手术可以以后再说。我问她：您想去哪里？'她说她也不知道。她只知道他们全都会被运回德国。接着她又说了一句惊人的话：元首不会让我们落到苏联人手里。他会提前把我们毒死的。我偷偷地瞄了一眼周围，似乎没人对这番话感到大惊小怪。”跟大多数真实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给人的感觉是残缺不全的。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声音，最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伴随沉重的叹息应答道：那么好、那么贵的毒气，居然浪费在了犹太人身上！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清楚记得自己事业生涯的转折点，但是这些转折点却与灭绝犹太人一事中的关键环节，或者说与历史上的转折点，不尽相符。（他总是记不准确战争爆发的日期或者入侵苏联的时间。）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没有忘记任何一句曾在某时某刻带给他“满足感”的话。于是，无论何时，在交叉询问期，每当试图唤起他的良心，总是遭遇“满足”；每当听到告用各种各样自我满足的辞令来形容他的人生以及他的每项事业时，法官们既出离愤怒，又焦虑不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的确，极权统治试图建立这些遗忘的洞穴；在里面，一切行为，无论善恶，终将遁于无形。但是，正如纳粹从1942年6月起为抹掉一切大屠杀痕迹所作的不懈努力——通过焚烧炉、露天深井焚烧、炸药、火焰喷射器、碎骨机——注定会失败一样，一切令其反对者“遁于无形”的努力也都是枉然。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如此看来，没什么事情会“毫无现实意义”，至少从长远看不会。假如能讲述更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对今天的德国将大有裨益。这不仅有益于德国的海外声誉，也有助于纾解其悲凉迷乱的政局。因为，此类故事中的教训都很简单，每个人都理解。从政治角度说，正是处在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顺从；但是有一些人不愿顺从 ，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实际上，它“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它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 。从人性角度讲，为了让这个星球继续作为人类的居住地，我们不再需要什么，也不必再过问什么。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争接近尾声的那几个星期，党卫军办公室充斥着各种伪造的身份证件。可以证明六年间系统屠杀的文件资料一度堆积如山，如今全部销毁。艾希曼的部门比其他部门做得更成功，他们把所有文件付之一炬；不过那当然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信函都寄到了别的行政和党务部门，而那里的资料最后都落到了盟军手里。关于“最终解决”的故事，还有足够丰富的档案材料存世，其中大多已借由纽伦堡审判以及后续审判而公之于众。故事通过某些经宣誓或未经宣誓的证词得到了印证。证词的提供者有之前审判中的证人及被告，甚至还有已经离世者。（所有这一切，以及一定数量的传闻证词，都按照第十五条法令被纳为证据。这条法令规定，法庭“可以偏离证据原则”，前提是法庭能够“指出造成这种偏离的理由”。艾希曼受审时就采用了这条法案。）来自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法庭证词以及十六位证人证词对书面证据作了补充。这十六人因为主控官宣布“准备以谋害犹太人民的罪名起诉他们”而无法亲临耶路撒冷。尽管在第一次开庭之时他就声明，“如果辩方有人愿意前来出庭作证，我不会挡道。我不应该制造任何障碍”，但后来他拒绝承认对这些人提供豁免。（诸如此类的豁免，完全取决于政府方面是否有足够的善意，依照《纳粹与勾结纳粹（惩罚）法》的起诉并非必须。）那十六位证人中，七位在坐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来到以色列。这下就成了技术问题，不过，它的存在却非常重要，因为它给了以色列当头一棒，后者声称以色列法庭至少在技术层面“最适合审判最终解决的刽子手们”。以色列政府认为，在“最终解决”问题上，他们的书面资料和证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丰富”。关于书面资料的声明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以色列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很晚才成立，在档案资料方面并不具备优势。事实很快证明，以色列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听不到辩方声音的国家；还是在这个国家里，辩方无法对在之前审判中作过证的某些控方证人进行盘问。更为严重的是，被告及其律师实际上“根...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1943年6月30日，德意志帝国——包括德国、奥地利和保护国——宣布无犹化。这个日子比希特勒所希望的晚了好久。没有确切数据表明，到底有多少犹太人被遣送出这片国土；但是我们知道，按照德国1942年的统计数据，二十六万五千个已被遣送或符合遣送条件的人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幸逃脱。也许有几百人，最多几千人，成功地找到藏身处，并在战争年代幸存下来。1942年秋天，纳粹党参谋部下达一份内部通告，正式对遣送行动作出官方解释。这同时也是一个绝佳诠释，证明他们在平复犹太邻居可能引发的良心不安方面多么驾轻就熟：“为最终巩固本民族利益，只能采取冷酷到底 的方式解决这类极其棘手的问题。此乃人之常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对政治学和社会学来说，有一点无疑非常重要：极权政府的本质，抑或每一种官僚（科层）制的本性，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当然，人们可以对“无人统治”（the rule of Nobody）——它被认为是官僚制这种政治形式的真实面貌——进行深入而持久的讨论；但有一点必须清楚，司法管理层面只将这些因素作为犯罪的外因而酌情考量——就像在一个盗窃案中，法官固然会考虑盗窃犯经济上的困窘，但不会因此为盗窃行为开脱，更不可能撤销起诉。诚然，我们——借助于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更不必说，还有现代科层制——已经非常习惯于用这样或那样的决定论来为某人的行为开脱责任。这些对人类行为貌似高深的解释，对错与否尚存在争议；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若是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那么没有哪种司法活动能够待以进行；以这些理论为标准的司法管理制度，不仅是过时的，而且还是彻底反现代的。希特勒曾经说过，总有一天，在德国，人们会以当一名法学家为“羞耻”。希特勒矢志不渝地道出了他完美的科层制之梦。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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