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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9 审判的目的是且只是伸张正义，除此之外，哪怕是最崇高的潜在目的一如伦堡审判出庭检察官罗伯特盖哈特·斯托里所言，纽伦堡审判的高级目标旨在“为希特勒政权制造一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完整记录”一一也只会偏离法律的主要任务：审核指控，公正裁决，审慎量刑。P291 人类的真正本性是：任何行为一旦发生并且被人类历史记载下来，它就会一直潜伏下来，哪怕时过境迁。没有哪种惩罚具备阻止犯罪行凶的威慑力量。相反，无论惩罚的力度有多大，只要一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次，重现的机会就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概率。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P181 丹麦犹太人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篇，丹麦人民及其政府的表现在整个欧洲国家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一无论这些国家被占与否、是否为轴心国的伙伴国、是否中立或是否真的独立。这个故事完全可以成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必读，让他们了解到，在拥有绝对暴力优势的对手面前，非暴力行动和抵抗当中凝聚着多么巨大的潜力。P185 那个“冷酷”的理想一一也许除了少数几个濒临精神错乱的暴徒之外纯粹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神话，背后掩盖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唯命是从的残忍欲望。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P163 同样的事情，在希特勒这样一个策划“最终解决”的孤独阴谋家（从未有人谋反，假如有的话，也是谋反者甚少、执行者甚多）眼里，属于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可以抛开经济和军事考量得到优先执行；对艾希曼而言乃属朝九晩五的工作，有好有坏；而对犹太人而言，真的就意味着世界末日。数百年来，无论对错，他们已经习惯把自己的历史解读为漫长的苦难故事，跟检察官在审判的开场白里所说的一模一样。然而长久以来，这种态度背后一直盘踞着“以色列人民将会活下去”的必胜信念。犹太个体、犹太家庭也许会死于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P158 文明国家中的法律认为，即便人的本能欲望和喜好有时会导向杀人，良知的声音也会对每个人说“你不得杀人”。所以，希特勒的法律才要求良知的声音告诉每个人“你可以杀人”，尽管屠杀的组织者完全清楚，杀人有违大多数人的正常欲望和喜好。第三帝国的罪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认识的那个本质一一罪恶不再以诱惑的形态出现。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P121 早在德国本土遭遇战争恐怖之前很久，杀人灭绝机器就已被提上日程并经过了精心打磨。无论是在捷报频传的岁月，还是节节溃败的战争末期，其错综复杂的官僚机制都始终如一地精确运转。起初，当人们可能还有良知的时候，担任指挥角色的精英层，尤其是高级党卫军军官几乎没有人倒戈或变节；只有当德国战争败局已定时，他们才开始冒头。另外，这些背叛的规模从来就没有大到推翻纳粹杀人组织的程度；并且，这些个人行为并非出于怜悯，面是贪腐；背叛纳粹不是出于良心发现，而是希望在苦日子到来之前积一些钱财和人脉。P122 如艾希曼所述，最有力的良心安慰剂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他看不到哪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真正反对“最终解决”。在占领须土上建立伪政府的同时，总是伴生着一个犹太中央组织；我们随后还会发现，纳粹未能建立傀儡政权的地方，便无法获得犹太人的合作。尽管伪政府的成员通常来自反对党派，但犹太委员会成员原则上都是当地声名显赫的犹太领袖，纳粹赋予他们很大权力，直到他们自己也被火车带走。P131 不过，真相是，无论在地方还是国际上，都存在犹太社团组织、犹太党派和社会福利组织。犹太人无论在哪里生活，都有公认的犹太领袖；而这些领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出于何种原因，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同纳粹合作。真相是，假如犹太人民的确没有组织、没有领袖，那么就会乱象丛生，灾祸遍地；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总数则很难达到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之间。P133 我们这里只需顺便提一下德国国内所谓的”内心流亡”。那些人大都供职于第三帝国，甚至有的身居高位；而在战争结東之后，他们告诉自己和整个世界，他们一直“从内心反抗”纳粹专政。此处的间题不是他们是否在说谎，而是，在这个被重重秘密包裹的希特勒政权下，“内心反抗”竟是保守得最好的秘密。在纳粹的恐怖形势下，这几乎成了心照不宣之事。有一位著名的“内心流亡者”，认为自己刚正不阿。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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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3 到最后，他这里依旧是处理“敌人，犹太人”的唯一官方部门（艾希曼，盖世太保局IV-B-4）。然而事实上，他已经失去了垄断地位，因为所有的部门和机构、州省和党派、军队和党卫军，此时都在忙于“解决”那个问题。再者，不容忘记的一点是，所有这些手执大权的机关单位竞争激烈。这种竞争关系对于他们的受害人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他们在事业上都有着同一个目标：将犹太人赶尽杀绝。这种竞争精神当然激励每一个人忠于自己的组织，直到战争结束，这精神仍然存在，只是现在起的是反作用：每个人都渴望通过牺牲别的组织来“为自己的组织脱罪”。P79 马达加斯加计划一直旨在扮演掩护的角色，其真正目的是要为从生理上灭绝西欧地区所有犹太人做进步准备（对波兰犹太人的灭绝并不需要这样的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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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3 德国社会的八千万人，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于真相和现实之外，所有的这些自欺、谎言和愚蠢也都深深根植于艾希曼的头脑。战争期间，对所有德国人民影响最深的谎言是那句“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之战”。发明这个口号的不是希特勒就是戈培尔。从三方面看，它更易令人自我蒙蔽：它首先暗示出，这场战争并非普通的战争；其次，它是由命运而非德国所发起的；第三，它事关德国人的生死存亡，不是消灭敌人，就是被敌人消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P295 艾希曼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于：有如此多的人眼他一样，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绳来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残暴加在一起更加可怕，因为它意味着，这类新的罪犯，这些实实在在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是在不知情或非意的情况下行凶作恶的，这也是纽伦堡审判中被告及其律师反复强调的。P309 当时的第三帝国是由一群罪犯统治的，对他们来说，既谈不上什么主权，也谈不上什么公平几乎没有任何说服力。一方面谁都知道，罪犯的类比，只在特定的范围内适用，用在此处显然不妥；另一方面不可否认，所有这些罪都发生在“法制”秩序之内。这才是这些罪最特别的地方。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假如他们在我出生时能看到，厄运女神为了扰乱幸运女神，已经把痛苦和烦恼编织到我的生命里，就不会对长子的降27生那样喜出望外了。但是，有一条仁慈的、模糊的面纱，阻挡我的父母预见未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她总结，艾希曼庭审中语言连贵上的无能同他思考能力的欠缺，或者说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之间密不可分。他的空洞绝不等同于愚蠢。他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 facelessnature of Nazi evil）一在一个封闭体铜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纳粹成功翻转了他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在第三帝国，人们对罪恶已经麻木，认定了其平常性。纳粹将之重新定义为“市民规范”。传统的善成了一种诱惑，大多数德国人则迅速学习来抵制这种诱惑。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艾希曼（也许跟四十年后的波尔布特一样）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行凶作恶。在基本道德问题上，阿伦特警告世人，那些一度被视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应当的。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她仍然坚守康德对根本恶的看法；这种恶到了纳粹时代，破坏了道德律令的根基，分裂了法律范畴，践踏了人性的判断力。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以及在接踵而至的争论声中，她坚称只有善才拥有深度的。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人类的真正本性是：任何行为一旦发生并且被人类历史记载下来，它就会一直潜伏下来，哪怕时过境迁。没有那种惩罚具备阻止犯罪行凶的威慑力量。相反，无论惩罚的力度有多大，只要有一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一次，重现的机会就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概率。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埃及副外长侯赛因-佐勒菲卡尔-萨布里在埃及国民大会上提出这一理念，认为：希特勒对犹太人屠杀不负责任，而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牺牲品；后者“迫使前者犯罪，从而达到他们自己的目地——建立以色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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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空洞的体面一在这种情形下，高贵不过是有体面罢了ー一并非安东・施密特军士故事中那显而易见的东西。其致命缺点毋宁说在论证本身，起初听上去可信得令人感到绝望。的确，极权统治试图建立这些遗忘的洞穴；在里面，一切行为，无论善恶终将遁于无形。但是，正如纳粹从1942年6月起为抹掉一切大屠杀痕迹所作的不懈努力一通过焚烧炉、露天深井焚烧、炸药、火焰喷射器、碎骨机一注定会失败一样，一切令其反对者“通于无形”的努力也都是枉然。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如此看来，没什么事情会“毫无现实意义”，至少从长远看不会。假如能讲述更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对今天的德国将大有裨益。这不仅有益于德国的海外声誉，也有助于纾解其悲凉迷乱的政局。因为，此类故事中的教训都很简单，每个人都理解。从政治角度说，正是处在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顺从；但是有一些人不愿顺从，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一实际上，它“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它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从人性角度讲，为了让这个星球继续作为人类的居住地我们不再需要什么，也不必再过问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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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其实简单明了，简单到令人绝望：即便在进攻苏联从而开启双线恐怖作战之后，即便在美国参战之后，事实上，即便在斯大林格勒之战、意大利倒戈、盟军登陆法国之后，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相信希特勒。与这些坚定的大多数相对的，还有数量模糊的一些孤立个体，他们对这场国家危机和道德灾难看得清楚明白；他们当中或许不乏彼此熟识信任的人，他们是朋友，他们交换想法，却没有起义革命之念。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但我们这里讨论的并不是这种责任，这种责任不关乎个体，而且当一个人说对父辈或同胞曾经的所作所为感到有罪，只能是个比喻的说法。（无论是对自己没有做过的行为怀有负罪感，还是对某件事情的确应承担罪责却毫无负罪感，从道德层面看都是错误的。）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P5 在这里，犹太律法裁定犹太公民的身份地位，犹太人不允许同非犹太人结婚；跨族婚姻得到认可，但是跨族婚姻的子女，法定为杂种（犹太人的非婚生子女却为合法）；如果某个人的母亲碰巧不是犹太人，那么他既不能结婚也不准入葬。P6 无论如何，公诉人宣读1935年臭名昭著的“组伦堡法案”（曾禁止在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的跨族婚姻和性行为）时的那副天真口吻，必然令人莫名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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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 一个更广泛的共识似乎是，人们根本就不能够下判断，起码当对象是声名显赫的人时。辩论的过程总是如出一撤：从证据确凿、可以证明的细节，一下拐进了普遍性，结果人人都一样，我们所有人都成了有罪的。P19 在政治框架内，想象某个民族集体有罪或者集体无辜，就属于这些不起任何作用的、空洞的普遍化倾向。如此一来自然也就无须下判断，从而避免了紧随其后的风险。可是，在政治领域却的确存在集体责任一说。它不取决于你本人做过什么，因此既不能从道德层面衡量，也不能用刑法概念去解释。每个国家的政府都要为它曾经做过的事承担政治责任，无论那些过往是对还是错。政府应该推动公正，尽可能弥补不公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总要偿还父辈的罪过。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P12 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这对于政治和社会科学意义重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她已经坚决抗拒”水恒的反犹主义”公式，并且认为之所以会走到“最终解决”的道路，首先不该追至反犹浪潮的持续性，而是权主义的内在必然性要求发展出一个敌对形象；而犹太人作为从未被真正同化的人群，最适合这个形象。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她被迫接受的局外人角色也许一一想想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在他面前，她对妻子身份保持着一种十分古朴的理解，这与她的思想解放不匹配一一导致她拒绝在任何一所出色的美国大学担任固定教职，即便那些大学一再对她发出邀请。此外，她还没有勇气创立一所自己的学校。频繁穿校于讲课、报告、出版事务，令她的生活并不稳定：起初很贫困，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才稍微舒适些。纽约的生活方式并不排斥物质与审美享受，她在这里成了个另类。这种动荡不安还导致她无法过渡到贱民身份。不管怎样，她都尽力过上一种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市民生活；正如她形容卡夫卡的那样，不让“虚无的资产阶级”挤进独立的思想领域。她只容许最为亲密的朋友接近自己。此外，她习惯同公众的喝彩声保持距离，更乐意游走于个人的羞涩与理智的出类拔萃之间。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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