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迫接受的局外人角色也许一一想想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在他面前，她对妻子身份保持着一种十分古朴的理解，这与她的思想解放不匹配一一导致她拒绝在任何一所出色的美国大学担任固定教职，即便那些大学一再对她发出邀请。此外，她还没有勇气创立一所自己的学校。频繁穿校于讲课、报告、出版事务，令她的生活并不稳定：起初很贫困，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才稍微舒适些。纽约的生活方式并不排斥物质与审美享受，她在这里成了个另类。这种动荡不安还导致她无法过渡到贱民身份。不管怎样，她都尽力过上一种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市民生活；正如她形容卡夫卡的那样，不让“虚无的资产阶级”挤进独立的思想领域。她只容许最为亲密的朋友接近自己。此外，她习惯同公众的喝彩声保持距离，更乐意游走于个人的羞涩与理智的出类拔萃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