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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在美国住的时间越长，越发现这里的法律法规远比中国多得多。大大小小的公共场合行为细节，都有各种“法”在那里找惯着。尤其印象深刻的，是这里执法很严。一旦违法，不管“违”的是作为一个新移民看上去多幺微不足道的“法”，都没有什幺通融余地。一旦给警察逮个正着，没有什幺人向警察求情或是赔笑脸的，因为这都白搭。更没有谁吃了豹子胆给警察递钱上去的，因为摊上 “贿赂警察”的罪名，事儿可就大了。一般都是公事公办，该接传票就接传票，该接罚单就接罚单。这也是大量移民天天用进美国，却还是能够维持不“乱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原来的法治基础很强，可以有能力把一些“不定因素”迅速纳入原来的法制轨道。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政府是可以随时调动包括军队在内的强有力手段的，而人民是势单力薄的；政府是由一大批精英组成的，而人民是松散的、水平参差不齐的；政府是可以调动上千亿来自税收的财富的，而老百姓手里的小钱是干不了什幺的。如果没有一种制度上的保证，那个原本期望是为人民效力的联邦政府，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做到金蝉脱壳，变成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怪物。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权利法案》在两百多年来的实践中，它简洁的条纹必须面对复杂而且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它纸面上的立法必须逐步打破甚至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习惯势力，去真正确立人的尊严。它不断受到不同特点的挑战，而且在将来肯定会遭遇更为严峻的考验，人们为此所支付的沉重代价会一次次动摇自由的信念。所以，看到了美国的自由以后，我们常常说，自由实在不是什幺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做出的一个选择。而且，这并不是一锤定音的终极选择。自由除了质的定义，还有量的测度。在不同的时代，自有所经受的冲击和支付的代价是不同的，人们的认识程度和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党必须支付的代价超过了承受能力，人们往往会选择放弃一部分自由。自由和代价是两个分不开的话题。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与其说这是一场反抗殖民者的战争，还不如说这是一场官逼民反，要求地方独立自治的国内战争。事实上，当时确有许多美洲的英王保皇派占到了英国军队以便，是这场战争内战的色彩更为浓厚。有了独立宣言，也许，在当时美国人的概念中，他们已经是“自由独立的美国”了。在他们看来，总统不是什幺必要条件，中央政府也不是什幺必要条件，他们有关自由独立的美国的理想，才是一个必条件。他们认为，当他们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理想的这一天起，美国就已经建立起来了。他们并不是“拉下老皇帝，我当新皇帝。”他们自认是在追求一种属于人类的理想，他们在《独立宣言》中说，他们要求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平等、自由和幸福。在历史上，所有试图推翻旧政权的力量，都拥有过一个对老百姓来说是绝对动听的口号。道理很简单，仗是要老百姓一起打的，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草莽力量都无法和一个现成的政府抗衡。当胜利的一天到来的时候，当得胜的将领胸中回荡着一股豪壮之气的时候，当初的动听宣言后面，往往就悄悄地爬上一个问号。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美国，所有的地方法都不能与宪法的精神相违背。他的宪法确立了一个民主制度，宪法的修正案，尤其是这个修正案的前十条，通常被称为权利法案的，保证了美国每一个人“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不受侵犯。美国人认为，假如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他就是自由的。可以自由的思想，不必担心受到禁止和压制；可以自由的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不必担心受到限制；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必担心受到威胁；可以自由的进行创造，不必担心受到约束；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不必担心加元收到入侵和破坏；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自由的做任何事情，不必担心受到诬陷和冤狱’而且，在这一切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请求法律的保护，甚至有权利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的自由。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这些首先是起源于1964年的民权法。六十年代是一个全世界都在那里骚动不安的年代。对于美国，六十年代几乎是一个历史分界线。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美国，非常非常不同。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结果不仅仅是立法取消了种族隔离，他还是的自由派思潮广为流行。在六十年代之前，美国大致是雇主说了算的。但是，此后，保护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的浮到了表层上，尤其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中国人的“虐待”概念，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主动性。但是在美国，这只是一个法律概念，不考虑动机，只看行为与后果。……在这个事情上，还可以看到一般华裔的观点和美国法律的差异。华裔同情的焦点几乎全部在这一对“不幸的父母”身上，觉得他们的孩子已经被带走了，居然还要面临一场官司，确实不幸至极。但是，美国的法律在这一类问题上，关注的焦点几乎全部在孩子一边。它也有它的道理：孩子还不能保护自己，法律当然要站在法律这边。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所有的发达国家，美国大概是一个对酒管制最严格的国家。也许，这和美国的历史也有关系。美国最初的一批移民，是受到英国宗教迫害逃出来的清教徒，他们比天主教徒更加重视对于“十诫”和其他宗教戒律的实行，更重视“修身养性”。因此，在美国历史上，曾就有过一个完全禁酒的时期。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完全禁就已经不可能做到，绝对禁酒的法律反而会给酿私酒和走私酒的人造成暴富的机会，因此才逐步有所放开。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1.随着在美国住的时间越长，越发现这里法律法规远比中国多得多。大大小小的公共场合行为细节，都有各种“法”在那里照管着。尤其印象深刻的，是这里执法很严。一旦违法，不管“违”的是作为一个新移民看上去多幺微不足道的“法”，都没有什幺通融余地。一旦给警察逮个正着，没有什幺人向警察求情或是赔笑脸的，因为这都白搭。更没有谁吃了豹子胆给警察递钱上去的，因为摊上“贿赂”警察的罪名，事儿可就大了，一般都是公事公办，该接传票就接传票，该接罚单的就接罚单。这也是大量移民天天涌进美国，却还是能够维持不“乱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原来的法治基础很强，可以有能力把一些“不定因素”迅速纳入原来的法治轨道。出了联邦法律之外，各个州、市、县、镇，都有它们各自的法律。从一个新移民的眼光来看，一切都是相当严格的。2.你进入一个地区生活，也就必须遵从这个地方人民的公约，如果你不喜欢，你有搬家的自由，但没有在当地违法的“自由”。3.在美国多如牛毛的法律之下，我们发现，中国人常常以“好”、“不好”、“坏”这样的字眼去作道德评判的事情，在这里往往是通过立法尽量把它归入法律的范畴，并且使之深入人心。所以，刚来的时候，和美国人聊天，立即发现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差别，就是我们在评论一件事情“好”和“不好”的时候，他们经常只是简单地说：“这是合法的”以及“这是非法的”。4.可是，美国的建国者好像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领袖都不同，他们要的并不是“拉下老皇帝，我当新皇帝”。他们自认是在追求一种属于人类的理想，他们在《独立宣言》中说，他们要求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平等、自由和幸福。5.他们在《独立宣言》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1.移民在各方面的贡献可以说是美国强大和保持继续强大的必要前提。但是，移民的问题有时也是非常严重的。2.我想说的是，各国的移民所保持的不仅是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持着他们各自的政治见解以及政治偏见，宗教信仰乃至宗教狂热，一些新移民甚至保持着他们的母国，或者说前祖国的遗爱或宿怨。这一切，当然给移民本身，尤其是新移民带来巨大的困惑。3.即使是反对子女学中文的，也绝不是连“多一种外语就多一种谋生技能”这样的简单道理都不明白，更不必上纲上线到是否爱国的高度，这只不过反映了作者痛感于第一代移民“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地位。移民们的各自母国，常常热情地发出呼唤，呼吁他们“离乡不离土”，“把根留下”。一个国家，能够念念不忘它的“游子”，当然令人感动。但是，对于那些已经“游”的很远，以至于加入了新的居住地国籍的移民们，面对母国的频频呼唤，同时又面临走近陌生新大陆的诸多困难，往往前顾后盼，徒生烦恼，总是要莫名其妙地问出“我是谁”的问题。4.他的居民乃至于公民是如此的“国际化”，你吃不准他们什幺时候属于你，什幺时候又突然不属于你。这里汇聚了全世界最奇异和最纷杂的思想，最聪明和最凌乱的思路，最清楚和最不可理喻的逻辑，最惊人和最怪诞的行为……这一切原本应属于世界各个的角落，可是有一天他进入了你的国境，成了你的一员，他所附带的一切你就不能拒绝。全世界的问题都成了你的问题，全世界的麻烦也成了你的麻烦。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你也许会问:有一些人，他们一旦掌权了就会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对于这种人，也要给他们言论自由吗？比如那个三K党的马昂，他就宣称要成立一个纯白人的国家，并且公然表示：在他理想中的这个白人国家里，只有和政府一致的言论才是被允许的。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斯蒂芬·潘弗回答得很聪明，他说:“如果你因为害怕一个不自由的时代，因此就不给他们言论自由的话，那幺，这个不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是你自己给它开了头。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那就是，美国政府公职人员的个人素质或品质是可能出现问题的，这类问题所造成的偏差，使得平民受到侵犯，这在美国也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但是，这种偏差是被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的，不可能泛滥成为一场大的灾难。也就是说，在整个宪法和制度之下，美国民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还是受到保障的。同时，已经发生的问题，也由于这个制度的运作而能够得到纠正。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自由实在不是什幺罗曼蒂克的选择，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作出的一个选择。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写到这想到了有一个统计说，论每人每年在社会政治方面的捐款，在美国的犹太人平均是大约六十美元，在美国的中国人平均不到半美元。有趣的是，人们都认为犹太人是以小气出名的，而中国人则一向被认为是在一个置社会于个人之上的文化中长大的。去年我从报上读到，有一对老人，一生辛辛苦苦攒下了几百万财产。又老又病时，这笔钱足够他们安度一个富足体面的晚年了。他们却认为一生辛勤攒下的钱在晚年这样花掉太可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们安排好一切，向朋友邻居道了别，把所有财产捐给了慈善机构，然后一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对老人是白人。前不久报纸上又登了一个老妇人，一生很穷，洗衣为生，省吃俭用，没有受过教育。她攒下了十几万块钱，决定捐给学校。克林顿总统请她去白宫吃饭，她却没有去白宫的盘缠了。航空公司赶紧送她免费机票。她说她不习惯乘飞机，宁可坐火车。可是火车票买不到了。铁路公司的老板自己掏腰包特地为她加了一节车厢。这个老妇人是个黑人。最近，麦当劳在搞有奖促销，有人中了最高奖一百万美元，却把奖券寄给了田纳西州的一家儿童医院。这个奖的中奖几率是二亿分之一。中奖的人没有留下姓名。顺便我还得提一下这个医院，这家医院是治疗严重幼童疾病的，它的经济支撑主要就是依靠捐款，它对于生病的孩子，不论他是否有钱付费，一视同仁的给予治疗，甚至负担陪同的家长在这个城市的生活开支。这个医院每年收到的大部分捐款都是五十美元以下，都来自一般的普通人。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想起来就没法不觉得奇怪。你要知道，当初制定宪法和权利法案的那些美国开国者们，他们本身并不是“人民”，而是手中握有政府权力的当权者。二百二十年前的北美，还是一块非常野蛮的土地，动不动就要掏出枪来决斗的，却还有这样的“思想”在那里闪闪发光。当时美国还很不稳定，各个州松松垮垮，自行其是。这些好不容易打下江山的开国元勋，不好好考虑考虑如何巩固政权稳定江山，把不听话的州都好好收拾一番，不认真严肃法纪政纪，该杀的杀该抓的抓，是社会迅速安定下来，却在那里担心手里的权会不会一不小心用过了头，担心即使自己小心翼翼没出什幺岔子，自己的后任，甚至后任的后任会不会“走了火”。因此，开国伊始，他们认认真真讨论的头等大事，居然是如何立法保留老百姓手里的枪支武器，保护他们的民间武装，让他们拥有最彻底的自由，甚至建立一个保护被告合法权利的司法制度。有了这幺一个开头，你还想指望美国人看上去规规矩矩，整整齐齐吗？他们两百多年来，政府和老百姓，就这幺乱中有序的互相习惯了。静下心来想想，真是觉得不可思议。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自由实在不熟什幺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作出的一个选择。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本世纪，美国的荷尔姆斯法官曾经就类似观点提出过很形象化的比喻，他把它称为言论的“战场化”和”市场化“。他认为，与其让不同的观点像在战场上一样殊死决斗，一方一定要扼杀另一方，那还不如把这些言论抛入“市场”，让他们去竞争，看看到底哪一种观点能被大家所接受。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他的居民乃至于公民是如此的“国际化”，你吃不准他们什幺时候属于你，什幺时候又突然不属于你。这里汇集了全世界最奇异和最纷杂的思想，最聪明和最零乱的思路，最清楚和最不可理喻的逻辑，最惊人和最怪诞的行为……这一切原本应属于世界的各个角落，可是有一天他进入了你的国境，成了你的一员，他所附带的一切你就不能拒绝。全世界的问题都成了你的问题，全世界的麻烦也成了你的麻烦。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有人会煽动以暴力推翻我们的制度，我们是应该把社会从这样的煽动中安全引导出来。但是，我越是认识到这样做的重要性，越是应该坚持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这样的宪法权利不受侵犯。坚持这样做，正是为了我们能够通过和平的手段完成所要求的社会变化。几个世纪以来，共和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这也恰是一个依靠宪法建立起来的政府的真正基础。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们都经历和目睹过不同历史阶段对于“正义”的不同社会理解和不同个人理解。如果律师的责任是伸张“正义”的话，那幺你指望他伸张的是哪一个历史阶段的“正义”，他本人又倾向于哪一类社会群体的“正义”理解呢？如果律师都被要求去“伸张正义”的话，大量的个人都会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而失去他们的合法公民权利，他们最基本的自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家庭幸福，都有可能被风靡一时的所谓“正义”一口吞掉。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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