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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他毕业以后去了哪里,如今回想,很难想象他这种性格的人能在社会上按照自己的意愿生存,并且获得成就,他后来走的恐怕也是艰难的路。而我总能将这样的人辨别出来,然后产生强烈的移情。这在后来形成一种模式,我无法相信豪气干云的人,却往往被失败者吸引。但事实一次又一次向我证明,那些我所以为的失败者,他们也并非站在我这一边。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我观察下来,秘决就在于模仿。当我们终于分开以后,便不得不开始模仿其他人行为处世的方式。我自已也是一样。模仿其他人社交,处理工作关系,说说小话谈谈八卦,直到结婚。结婚也是一种模仿,模仿家庭关系和情感关系。表面上很轻松就糊弄过去,本质上却很难和其他人真正建立有效的沟通。常常感觉被排挤,有各种各样的应激反应,于是一再返回舒适区。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我想要保护她,这是一种很美妙的心理感受,空前绝后,以后再也没有其他人让我产生想要牺牲一部分自我的愿望。这时药片也开始发挥作用,先是下颚和指尖细小的刺痛,伴随神经与身体剥落的钝感,音乐却在此过程中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令人感觉惊喜。我只是跟随着节奏的进程,奇妙的力量便渐渐注入四肢。我与李明枝待在一起,所有人与所有人待在一起。我很高兴李明枝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她的头发,她锐利的肩胛骨,她小巧的招风耳,下垂的睫毛,蛙蹼般透明的指尖。这是我最想念的幻觉,是最绝对的安全,不必看她,不必与她说话,不必露出笑容。我希望这种感觉持续,能成为我与她永恒的日常。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我们在疏远,对于那时的我来说相当正常,所有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里对于少年的友谊都是这样描写的,会走向衰败和终结,而真正的冒险自此之后才会展开。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我想不起来黄超然和谁是朋友,奥利说得没错,学校是一个残酷的生态环境,小孩自然形成趋利避害的群体,我竟忘记了这些。与奥利相比,我在十几岁时没有什么明确的愿望,不能清晰地说出自己喜欢什么,想做什么。总体来说,我们那四十个人都曾处于持续的匮乏中,信息的匮乏,自由的匮乏,理想的匮乏。然而谈不上遗憾。即便现在想起已经失去的朋友,心中也是悔恨与温柔同存,这与奥利在文章中唤起的情感是一致的。我很愿意也将奥利当作朋友,却又克制住自己不去产生这样的期待。我知道我现在对奥利产生难以言喻的亲切,是因为我内心的某个部分停留在原地,始终没能得到发展,这是一种缺憾,但有的时候正是缺憾保护了我。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你妈看过吗?”“看过,她说这不能算是真正的科幻。”“真正的科幻是什么呢,好像没必要作这种区分。”“是吗?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在我爸妈看来,现在只有人工智能才是科幻。他们成天讨论这些,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看的新闻和文章都是人工智能投喂的,很多人意识不到,以为是自己的选择,最后人工智能就会以这样的方式占据人类的思考。”“你也可以写写这个。”“不要。我更关心有生命的东西。”“你好像对植物非常感兴趣?”“对。我也喜欢动物,但相比起来,觉得植物更具有想象力。”她说着从书包里拿出一个信封给我,是带给我的礼物。我打开看,里面有一包种子。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不知道他毕业以后去了哪里,如今回想,很难想象他这种性格的人能在社会上按照自己的意愿生存。而我总能将这样的人辨别出来,然后产生强烈的移情。这在后来形成一种模式,我无法相信豪气干云的人,却往往被失败者吸引。但事实一次又一次向我证明,那些我所以为的失败者,他们也并非站在我这一边。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事实上到了高中阶段,我与陈陆都已经对竞赛数学彻底灰心,但我们三人间显著的差异并没有对友谊造成阻碍。李明枝的天赋在我与陈陆努力可达到的范围之外,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并非我们与她个体之间的,而是我们与我们所承担着的期待之间的,李明枝也承担着同样的期待。而所谓的期待后来发现全部都是假象。我们这些人被选拔出来,安置到一起,共同度过六七年的时间,封闭狭隘,彼此塑造。实验早就宣告失败了,我们是致远中学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实验班,这是自然的,虽然被冠以实验班的名称,但受政策限制,招生范围仅限于几条马路,其中恐怕没有真正的天才。结果从实验班里出来的人却都具备了一些共同特征,最显著的就是不具备竞争意识,灰心的时间也比同龄人早得多,以至于后来都在随波逐流,变成越来越普通的人,从未听说其中任何一个获得真正的成就,竟也包括李明枝在内。 但我们是如何成为朋友的,如何选择彼此,我想不起来。肯定不是出于爱好,我根本说不上有什么爱好。可能在十几岁的时候,友谊的形成是相当随机的事。总体来说,我想是他们向我走近,选择了我。 那时我们从张继海家中下课出来,立刻将数学抛之脑后,前前后后骑车去苏州河边游荡。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苏州河在另外一条时间线上,两岸都是逐渐废弃的工厂和大型仓库,垃圾码头,未经规划的植物,河水的气味随潮汐涨落而变化,对于我们来说,有着引人人胜的荒野氛围。我们三人最常去的一段河道要绕过造币厂,正对一座已经荒废的货运码头,背靠大片错综复杂的棚户区,河道连续转弯处自然形成一片湿滩,大片灌木和芦苇。我们三个人停下自行车,爬上防波堤,石头上残余日晒的温度,微微发烫,水流或缓或急,我们聊天至天黑,仍依依不舍,又重新蹬上自行车,奋力上桥,再沿缓坡俯冲而下,划出几道漫长的弧线,才道再见。都在聊些什么,我不记得,但话题无穷无尽。李明枝相当擅长模仿。她模仿各种动物,装死的狗、扁嘴蛤蟆、腮帮子鼓鼓的松鼠,模仿学校里各...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我单方面地认为我与他在相似的处境中,是两个不起眼的人之间,彼此辨别,试探,确认... 直到有一天听李明枝说起,上一个周日,小张带她去大学听了一场数学讲座。... ...我尽力克服,同时也克服了对小张的期待。... ...我对他仍怀着无法诉说和排解的怨愤... 我悄悄离开教室想去找他,办公楼里空无一人,我在寂静的走廊里仿佛校园中的幽灵,来回漏了两遍。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休息的时间在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上度过,见识了千奇百怪的地貌风景,有段时间交谈中夹杂不少外企词汇。高强度的工作麻痹精神,造成进取的幻觉。我能察觉到他的心情已经发生变化,但我们那时联络很少,一年里见不到一两次。即便李明枝假期回国,他也常推说身体不好,不肯出门。我们知道他身心俱疲,又不快乐,于是也不去勉强他。 这种情况持续到差不多第四年,他隔壁组的同事加班猝死上了新闻,而与他同期人职的同事稍微识时务一点的,都已经走得七零八落。他那时升到组长,但进取心和野心完全不够,庇护不到组员,总被分配到其他组挑剩的项目,限着他就是吃苦倒霉。后来去西南石矿,白天在山里清点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我们都在做出各种各样错误的选择,后果的呈现却要经历漫长的反射。后来我谈了一两次聊胜于无的短暂恋爱,终结的时候感到剧烈的痛苦,但我接受并理解爱的消散,却错误地将友谊视为反面。等我意识到友谊不会长存时,李明枝早就无影无踪。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我被前所未有的沮丧冲击,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好的东西,我却来得这么迟,这么艰难,也不知道下一次返回将是什么时候。我不清楚后来四重奏的作者有没有去成卢浮宫,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销声匿迹了,这种事情很常见,很多人是这样的。我回想与他见面时短短的聊天,直到太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和我身边的人总是在遭遇类似的事,痴迷过的东西,终于等到亲手触及之时,已经太迟,我们被一起卷入不可挽回的衰败期。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以后便知道不可能是巧合,我们在谷底往更昏聩处下滑,而一旦看清了现状,要以什么态度继续活着呢,谁都说不出来。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2022年,是母亲三年里在深圳待得最完整的一年,老家没有发生她必须要回去的事情。一整年,她都在写字楼里做保洁。 一年365天,有330天她都是早上6点40分出门,赶到7点开早会前到达公司,11点半回家吃午饭,1点半又去公司,5点半回家,每天八小时。 春夏秋冬,循环往复。每天早上,从家到写字楼路上的七八分钟时间里,母亲通常会遇到楼下在手推车上卖早餐的摊主,遇到环卫工小菊阿姨及其他轮班的阿姨,遇到成群结队去商场、公寓楼、写字楼上班的保安,遇到制服上写着“物业”的年轻人,更多是遇到跟她一样做保洁的阿姨们。偶尔会遇到早起遛狗的人。有时候,母亲出门,楼下的环卫工已经将马路扫完了,在路边打瞌睡,她跟人打招呼:“嫂子怪早哦,一早都把马路扫光了。”这反而把对方惊醒。熟悉了之后,母亲才知道,阿姨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床开始扫马路,已经扫了二十三年,退休八年了,每个月能领2000多块退休金,还挣6000块工资。阿姨的电动车车身挂着一排塑料袋,里面装着拉来的纸壳、塑料瓶。“比我们老家的小伙子都赚得多。”母亲感叹。母亲问阿姨早餐吃的是什么?阿姨把饭盒打开给母亲看,里面是一块已经撒好调料的干方便面,8点左有,她会把保温杯里的水倒出来,泡一碗面吃。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们常因为“衣服”问题吵架,她在我拿回装着衣服的快递时,总是皱紧眉头。在我童年的时候,母亲很少给我买衣服,一般只有过年时才有新衣服穿。关于我是如何缠着她想要一件新衣服的故事,她能说出一箩筐。她总给我买大一号的衣服,因为她“算计”着可以多穿两年,于是我一直穿着不合身的衣服长大。然而,现在每当我买回“大号”衣服,母亲都会做出“不合身”的评价。我如此爱买衣服,并且如此理直气壮,可能也是一种对匮乏的“复仇”。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即使她已经进入老年,也从来没有停止人生或许有另一种可能的想象。她与父亲的结合,就像是火与冰的相遇。他们生了孩子,一辈子为了生存挣扎。我父亲读完了高中,但限于贫困的家庭背景,他本可以当民办教师的名额被剥夺,成为一个农民。他一辈子辗转于各个工地打工,有时还带上母亲。 在生活的艰辛磨砺下,母亲不得不一次次认命。父亲成了承担母亲情绪的一个出口。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成了一个越来越沉默的人。基本放弃了对生活的掌控权,任由母亲安排一切。我跟母亲相处的时间越久,越意识到,是她所经历的过去和所处的恶劣环境让她成为了现在的她。我无法改变母亲认知世界的方式,我也很难改变我自己。 与理想中的天伦之乐不同,我们面临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我们深陷彼此纠缠、负粗和依赖的关系。我们是母女,只能磨合,她不会放弃我,我也不可能放弃她。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母亲生命中自认为的很多不快乐、不幸福,用她的话说,都是源于听了我外婆的话,嫁给了一个错误的人。 外婆是自杀的。从小到大,母亲每次和父亲吵架,当父亲占理一些,母亲明显要败阵的时候,她便拿出她的杀手锏:“你把我娘气死了! 父亲每次听到这句话都会扭转头,脸色变得黑红,不发一言。 有时候,他们会互相挑最刺痛的话扎向对方。 “你像你娘!” “你才像你娘呢!明明有一万种表达方式,他们却偏偏选择最戳心、最气人的那句。充满仇恨和敌意,惯性是如此顽固。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随着她离开的时间越久,房间里她留下的痕迹气味越来越少,我发现我很想她。我发现她在深圳的时候,其实为我做了很多事。我经常一天打好几个电话给她,问姑姑的病情,问她在做什么,甚至有时候,她觉得我在浪费话费,表现出不耐烦,一句话没说完就挂断。她经常不带手机,不接电话。 在深圳的时候,她也是这样,不带手机出门,有时候去买菜,有时候去天台。当我打电话的时候,发现她的手机在她房间的床上震动,我气急败坏,在她回来的时候严厉地质询她:你为什么不带手机?要是出了事情怎么办?出门为什么不微信说一声?马路上那么多人那么多车,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刻的做客奈地反而理直气壮:带个手机多麻烦,你还担心我被车撞,被人骗?我能出什么事,就过两个红绿灯而已,我这种乡下老太太,眼晴清楚得很!膏量总的没过几天,她照样把手机丢在床上就出门。 我在害怕什么呢? 突然的消失。96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想母亲一定是感受到了自己到来后的不方便,也感受到了我的不方便。她的上班时间比我们更早,怕每天喊她起床的闹钟吵醒我们,她便从不拉上窗帘睡觉,靠天光判断时间。同样怕吵醒我们,她起床后几乎不开灯,摸黑穿衣服。有好几次,她把打底的短袖穿反了,下班回家时才发现。晚上,我们都在家里时,她总是待在自己的房间,我喊她出来时她才出来。更多时候,她会上顶楼的天台,在那里给老家的亲戚打视频电话,跟人聊天,坐着发呆。她洗完澡会把用过的毛巾收到自己房间;洗发水用得很少;洗干净的衣服放在晾衣架的边角;我们买的菜她吃得很少…一切都给人一种她不是在跟我们过生活,而是在“寄人篱下”。……她逐渐开始试图掌控厨房,帮我从家务劳动中解放,缓解我面对高压工作的压抑情绪。她总是悄悄帮我洗好衣服,帮我给阳台上的花浇水,帮我给猫铲屎,把地板拖干净。她开始尝试自己去买菜,总是对比同一样菜老家的价格是多少,这里的价格是多少,一比,发现贵了一倍不止,于是她买回来的菜都是精心挑过的菜或者是超市快关门时的打折菜。 年底的时候,我的工作变得异常忙碌,也很复杂。 我常常在下班回家后一言不发,侧躺在沙发上,面无表情。母亲看到我的脸色,也不发一言。她经常要等着我回家后再上床睡觉,也许她有一些当天的见闻要跟我分享,但都被我的脸色挡回去了。我想我是故意的,被压榨一天后,我没有心思再吸收任何东西,哪怕是面对自己的母亲。她不懂我在工作中经历的,也不能提供帮助,只会问我,你吃饭了没?饿不饿?要不要吃东西?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我更想一个人待着,但母亲只想一直关心你,直到确认你没事。面查量等 2020年除夕那天,虽然是租住的房子,我们仍然为它贴了春联。联。面宋家言个基萨质白于于的能出保围脂新土鱼段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有一段时间,母亲爱上了在天台上数飞机。她从来没坐过飞机,却在深圳看到了最多的飞机。她坐在天台的水泥墩上,一架架飞机从海边起飞,飞过头顶时,她都在就在心里记下来,再起飞一架,便在原来的数字上加一。有一天傍晚,她数了36架飞机才下楼。“一会儿冒一架,一会儿冒一架。深圳真好。在农村一连几个月都看不到一架飞机,记得第一次有飞机飞过村里,全生产队的人都出来看。”她想起小时候跟外婆一起看飞机的瞬间,每次出门追飞机,外婆总是带着她和她的兄弟姐妹唱一句童谣:“飞机飞机你停停,个个喜庆上开北京。”母亲对于我可以坐飞机出差去全国各地感到羡慕。“你把妈妈也带上。”她在我打包好行李出发前跟我开玩笑。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有一天,她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去工地,看看能是怎么“滚球子”的。我拒绝了。当时四十五岁的母亲,穿得不修边幅,有时候还很粗鲁,遇到不公平的事,还会跟一同打工的男人干架,我在大学学喜欢的专业,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文学、哲学和电影,星期天还跟宿舍的姐妹一起购物,去图书馆看书,去参加社团活动——母亲在其中倾注了大量劳动。我正在经历的一切都是她没有经历过的。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她正在忍受劳作时身体上的痛苦。每次,她带着想要说教我的口气说“你不知道你妈有多累”时,我只有短暂的愧疚和短暂地为她感到不公平,过一会儿便抛诸脑后。我似乎是在理所当然地享受当下,故意忽略母亲。 拒绝和母亲去工地上看看的我,或许是因为怕看到母亲的“痛苦”。我上学的学费正是母亲“滚球子”挣出来的。我想到自己在学校毫无成就,甚至带着一些享乐的生活,就无法面对眼前的真实。我沉默面对母亲向我投射的期待目光,选择了不去回应。 我想如今我可以诚实面对母亲的保洁员工作,愿意去倾听保洁员们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在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浸染中逐渐意识到,我和他们有一样的来处。我虽然做的是白领工作,但我们仍处在同一个阶层。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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