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子 ▼

超长句子

在母亲的记忆里，她的世界从二十一岁时外婆自杀离世起，便陷入了坍塌状态，直到她自己成为母亲，才又在废墟上重建。她生命里的一切都围绕着“家”这个字展开，她总能记得家庭成员都忘记的那些陈年旧事，让人惊喜。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当我们一家人离开乡村后，上面这些习俗也就渐渐消散了，但记忆仍在。那些片段留在了母亲的记忆里，也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母亲也在乡村度过了她生命力最为丰沛的岁月。这种仪式给她以尊严，也给了她面对来年生活的动力。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母亲常开玩笑说，要是年轻的时候能在深圳买块地，她的子女们就不用如此辛苦了。我亲爱的母亲，她的想法是如此天真又实际。就像我在深圳遇到的很多人，他们回忆起关于人生的重大选择，都会带着一种哀伤又调侃的情绪提到：如果那时候，我把我的钱都用来在深圳买房就好了。是像我母亲这样的，在维持一座超级城市的”干净工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说，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我当即想到了我的母亲正在做的工作，想到了保洁员群体。想象一下，如果深圳没有人来打扫卫生，处理那些遗弃的垃圾，会怎样？我进入一个崇尚自由的氛围但我的精神世界仍在少年时代。因为曾经的记者工作，我接触到一些在深圳有名望、有权威、有见解的人。相比这些影响深圳的人，我更愿意去关注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丢了孩子的父亲，罕见病患者，自杀的母亲，写诗的打工妹。我很不喜欢有人用鄙夷的、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去讽刺和批评那些来自农村的城儿子，再雇佣一个老家的人来帮忙。她还要去韩国雇主家里做保姆，直到觉得钱赚够了的那一天。到了可以实现”自由”那一天，雨虹真正想去的地方是大理。她说她要一个人去，不跟任何人一起。不带老公，也不带晚辈。做保姆的时候，雨虹很少浪费假日。她常常一个人出游，香港、澳门、北京、上海、西安、西双版纳、九寨沟…去得最多的是大理。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姑姑是母亲同性好友间最信任的人，每次出门远行，母亲都是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姑姑，让她照看花草。母亲和姑姑是以“换亲”的形式，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姑姑用她一辈子的幸福赌上我父亲的幸福，我母亲则是赌我六舅舅的。她们都是为了哥哥。三十二年前的秋天，她们同一天结婚，送亲的队伍相遇在村里的古树下，姑姑和我母亲彼此交换手中的花手帕，也许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她们此后的惺惺相惜与信任。她们彼此都称呼对方为“姐”。两年时间，姑姑从确诊到离去，母亲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来得太快了。姑姑最后一次从医院化疗回来，在视频里跟母亲说，她走不了远路，托她照看的县城阳台上的花估计全部渴死了，城郊租种的那片地也已荒芜。从深圳返乡的那天深夜，母亲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县城大医院看完姑姑回家，开门的时候却发现，花草竟然全活着。那些吊兰像是烟花般炸开，爬满了阳台。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并不希望引发过度的同情心，而是希望，通过保洁员群体的故事，我们也能关照自身的处境，对自身的生活有所自省。希望我们能多关心这个世界上的“他者”，理解一个人在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做选择，理解一个人的命运并不仅仅由他“是否足够努力”而决定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深圳，母亲形容一棵树花开得好看，常常脱口而出的赞叹是：“开得花嘭嘭的啊！”“嘭”是爆米花炸裂时的声音，是夏天拧开可口可乐瓶盖时的声音，是拆面粉时塑料袋爆破的声音，是放学后发现父母在家时开心的心跳声。开得“花嘭嘭”的那些花，在母亲眼里，仿佛是在搞舞会，那么喧闹，那么轻盈。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很不喜欢有人用鄙夷的、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去讽刺和批评那些来自农村的城市“失败者”。我会在心里默默远离这种人。我做了很多练习，从学会不再贬低自己的童年，到能自如地回答“你从哪里来”“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到将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坦诚地用文字讲述出来，我走了很远的路。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想母亲一定是感受到了自己到来后的不方便，也感受到了我的不方便。她的上班时间比我们更早，怕每天喊她起床的例仲吵醒我们，她便从不拉上窗帘睡觉，靠天光判断时间。同样醒我。她起床后几乎不开灯，摸黑穿衣服。有软：她把打底的短袖穿反了，下班回家时才发现。晚，我们都在家里时，地总是待在自己的房间，我喊她出来时她才出来。更多时候，她会上顶楼的天台，在那里给老家的亲戚打视频电话，跟人聊天，坐着发呆。她洗完澡会把用过的毛巾收到自己房间，洗发水用得很少；洗干净的衣服放在晾衣架的边角；我们买的菜她吃得很少一切都给人一种她不是在跟我们过生活，而是在“寄人篱下”。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老董的时间被压榨到极致。“商场不让坐一直干。”老董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一天要走三万多步，他的脚后跟很痛，起了水泡，走起路一瘸一瘸的。他每天6点钟起床，凌晨才回到位于城中村的宿舍，还要煮第二天的饭菜、洗衣服，一天只能睡5个小时。2020年初，老董和弟弟及一位同姓叔伯一起来商场做保洁，保洁员们把他们三个称为老董、小董和董师傅。他们三人都上连班，互相关照，替对方热饭、带饭。有时，餐馆打烊前剩下的饭菜，好心的店员会送给老董，这样他深夜回家就不用再做饭了。算上加班，老董一个月可以挣6000块，这些钱大部分都拿来补贴大儿子。老董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做上门女婿，不用怎么操心。令他操心的是患有糖尿病的大儿子，没法打工赚钱，要靠胰岛素和降血糖的药维持基本健康。儿媳妇在老家带孩子。“我没有办法。”老董说。在老董瘸着腿，一遍遍上楼下楼，往返于两个卫生间。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了解得越多，尤其是2021年，因为姑姑离世，我们重新回到故乡回望自己的成长，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有很多看似努力的行为，看似接触到的圈子，其实不堪一击。我跟保洁员们有一样的来处，都是“无法豁出去”的人。只有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出身，我的地基才能足够踏实。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令她难过的是，她觉得自己的儿女们在读了不少书，获得了所谓的好工作之后，也不过是工作的奴役，并没有所谓的“岸”可上，随时可能会被抛至主流生活之外。……母亲的恐惧是德国社会学家罗萨《加速》一书中“滑溜溜的斜坡”现象的现实印证：似乎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有一种站在“滑动的斜坡”上或“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的感觉。…… 我们舞蹈得越来越快只是为了停留在原地，但是保持跑动着却越来越难了。日常生活变成了浸泡着需求的海洋，在那里看不见岸边。”在一个“加速”社会中，我和母亲的恐惧相同，像黑夜一样的恐惧让我们难以真正闲下来，在休息中获得愉悦与平静。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她是那么传统，愤怒，激烈，控制。……我想如果我在生活中遇到像她这样的陌生人，我不会想跟她做朋友。但她是我的母亲。她又是那么软弱，她的眼泪总是比我先流出来。她表达强硬的唯一方式是：“你给我买票，我要回商南！要不是为了挣几毛钱，我才不待在你这里”。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母亲常跟我说，女的是菜籽命，撒到肥地里就长成卷心菜，撒到贫地里就长成黄菜苗。在母亲看来，彩菊这样的命运，就跟一粒菜籽撒在了贫瘠的石缝里一样-落到贫处苦一生。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母亲说,她以前总想着,人生完成了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好了。养孩子的时候想着把孩子养大就好了。孩子养大想着把孩子供出大学就好了。孩子上了大学想着孩子有份好工作就好了。······然而事实上,母亲没有停止“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她的儿子还没结婚,女儿还没生小孩,“活儿不做有活儿在,有了娃娃有世界”,她对圆满生活的期待还远未实现。这种越来越难按“算计”进展,“八字没一撇、九字没一勾”,悬浮在生活中的恐惧,让她无法放松。她很难让自己闲下来。她跟我抱怨:“别人问我,你有几个孙子,几个外孙?我都没法答复”她总是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置于永无止境的劳动中,她迫切感觉到时间在身后穷追不舍。她仿佛心里怀着刀子,在努力抓住六十岁之前还能打工的时光,以免将来无法自食其力。令她难过的是,她觉得自己的儿女们在读了不少书,获得了所谓的好工作之后,也不过是工作的奴役,并没有所谓的“岸”可上,随时可能会被抛至主流生活之外。她在我对职场萌生退意时,坚决阻止我:“只有工作,你才能想买什么买什么,你走了,就再也找不到像现在这么好的工作。”母亲的恐惧是德国社会学家罗萨《加速》一书中“滑溜溜的斜坡”现象的现实印证:似乎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有一种站在“滑动的斜坡”上或“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的感觉。行为者在永远充满着多维度的变化的条件下进行活动,而通过“不采取行动”或“不做决定”而实现的静止状态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一直不能重新适应持续变化的行为条件,他就会失去连接未来的条件和选择。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他们有一样的精神困境,似乎不看到儿子结婚、女儿嫁人,确认儿女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作为父母的他们就无法真正获得“自由”。而我的母亲,即使她的女儿已经结婚,也还是会担心那无法验证的猜测。她旁观我的生活,从一些细枝末节中判断我过得幸不幸福。如果我在婚姻中表现出悲伤或逃避,她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对女婿表达失望:“她什么都不图你的。”我的母亲用一种“道德绑架”式的语气跟我的丈夫说。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漫长的劳作和家庭生活的消磨中,母亲已经把小学三年学的汉字忘得差不多了,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几十年来,她几乎不看书,很少写字,认路靠记标志。但母亲也有她自己的生存智慧和逻辑,她用乡土社会那一套熟人关系运转自己的世界。她聪明,敏感,记忆力极好,善于捕捉细节,说故事像唱歌一样。她也争强气傲,不甘人后。也许正是因为母亲没有受过多少正统教育,语言与行为方式都遵从本能,我常在一些时刻觉得,母亲的思想比我自由,行为更不受拘束,活得更真……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阿姨得出一个自已的真理：“管你做什么，专心一项，做得又快又好就是有价值的，一定把它做好。一个人无论在哪里工作，如果你做到让别人舍不得你走就是成功。每在一个地方就留下一个品牌，留下一个能干的印象。”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入职的时候，母亲的合同里写，一个月有四天休息时间。但现实中，她总是休不到假，经理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比如，你看别人都没休息，你再多做一天，明天给你假…性格不够强硬的话，在这个群体里面会吃亏，最脏最累的活儿会被分配给最不会表达自己诉求的人，他们更不会利用相关法律手段维护权益。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但对于在入职时便条件不对等没有法定节假日的保洁员而言，年底时，辞职就成了那些决心要回家的人的选择。回家本身对他们就是一件要下很大决心的事情，他们离家太久。为了能在汹涌的春运浪潮中买到车票，他们一般会比普通白领提前一到两周返乡。然而，环境公司最长只允许保洁员请一周的假，再长就很难批准，一旦招到新的人，岗位被替代请的假便不算数了。既然两头都不稳妥，不如就安心回家，来年返回深圳，再重新找工作。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咏秋穿着大街上常见的典型环卫工服，黄色长袖、长裤和反光衣，右胳膊上还别着一个类似红绿灯的发光体，提示车辆和行人。她还随身携带一个长方形的黑色定位器，这是为了防止环卫工偷懒。“长时间不动会发出提醒，看看你有没有移动。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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