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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经是一种肉体或心理失序。每个月的流血标记着重要的事件,为我们的生活打节拍且有一定的规律……文化刻板印象与个人经验,都刻意将月经与情绪化相联结。”
——张小满《大厂小民》
她说:“惩罚只是一种权力视角。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逼到了角落,灵魂被剥削得太厉害,稍微有一点缝隙就要爆炸,让被剥削的自我反弹出来。蜷缩着,一个人待着,是一种补偿心理,需要获得对自己的掌控,一种自我完整和安全感。”
——张小满《大厂小民》
许冲时常也会有一丝悲哀:“在大部分社会里,衡量精英的标准偏向于精英所掌握的话语空间、影响力,而不仅仅是财富。当下,体制内的绝对权力和体制外的财富成为时髦追求,而不是文化涵养、智识和思想。我们接受不了‘滑落’,好像走错一步,人生就毁了。我每隔几个月就会经历一次低潮,陷入内省,越内省越怕,越内省越空虚。”
——张小满《大厂小民》
几天后,我所在的岗位公开招人,招聘要求里有几个词语,我看了一眼便无法忘记:聪明、灵活、韧劲好、逻辑思维强、推导缜密、对人有兴趣。它们像一股云团一样撞向我。我先感受到的是强烈的否定,因为看起来每一个词语都像我的反面。随之而来的是奇异的理性,什么样的人能真正集这些特点于一身,而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螺丝钉?每个词语都是主观用词,无法佐证。在一个场景下,它们可以是褒义词,在另一个场景下,也可以是贬义词。
——张小满《大厂小民》
也许是刻意营造抑或群体心理暗示,在大厂,汇报,有超越这个词本身的更多含义。谁获得了汇报机会,至少能够说明他是那段时间被重视的人,而一直丧失机会的人会有危机感。因此,似乎每个人都在争取汇报、学习汇报,在每次汇报前都自带神秘的紧张感与汹涌的力量感。—— 在职场,很多人能通过机敏的方式向各层级leader展示自己的能力。适时在群聊中抛出一个新颖问题,引发讨论;在leader提出问题时,给出中肯建议,引起注意。他们总是不过分张扬又游刃有余,在恰当时机完成一次工作小汇报。
——张小满《大厂小民》
我把自己定位成了“辅助者”。我后来知道,下位者心态在职场上很致命。我有一种现在看起来很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能做擅长的事,默默无闻也没关系。因此,工作过程中,与更上级leader的沟通几乎都由江小渔完成。大部分关于工作方向与成效的信息由他来向我传递。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我所做工作的具体细节,只有江小渔清楚。
——张小满《大厂小民》
有时,为了方便做笔记,我会把方案用A4纸打出来。leader有节奏地翻阅,不说话,脸上看不出表情,我回忆起几次面对面修改方案时的对话,发现在大厂里,一个基层管理者能专注的时间很有限。在听我说话时,他总是被手机弹出的信息、电话打断,一边跟我聊天一边回复别人的信息,时间被一片片分割和争夺。我经常处在被动等待中。等思绪拉回来,我又将之前的话重复一遍。这种感受会让我觉得不平等,但只要有耐心,我们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些共识,但这种共识很脆弱,变动随时可能发生。
——张小满《大厂小民》
一些更年轻的同事会在中断后选择跳槽,每次都能成功并且涨薪。这其实打破了刻板印象:HR不喜欢频繁跳槽的人,显得不稳定。 一位跳槽过三家大厂的朋友告诉我,她的经验是:大厂在招人时,更在乎一个人身上是否拥有某种特质,或者刚好需要同行的最新经验。用完了,能继续适应就留下,不适应就淘汰,招更新的人。在供远大于求的求职环境下,这种“用后即弃”的高效用人方式,让人成为项目传送带上的燃料。
——张小满《大厂小民》
这些同事会很自然地把他人当作实现目的的工具。大环境鼓励把人工具化,我们称其为“借力打力。” 随着编辑部运转越来越成熟,我也遇到越来越多这样“娴熟”的同事。我在很多时候都意识到,自己变成了别人的“工具”和“资源”,我做的事变成了别人可以汇报的“成果”。我宽慰自己,这才是职场现实,对别人有用,是一种存在价值。
——张小满《大厂小民》
工作中大部分时候要靠猜老板的心思生存,这大概是文科生的普遍职场困境——没有统一的考核标准去判断一项工作做得好不好。一旦标准变得主观,就意味着老板的心情很重要。
——张小满《大厂小民》
“赛道”流行,足以说明把职场当竞技场的观念深入人心。赛道上挤满了人,漫步会被绊倒或出局,只有跑得更快才能有一席之地。有时人太多,就得换一条新赛道。
——张小满《大厂小民》
我想,如果我的目标不是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不是为了能在体系里获得更多物质,那我在心态上其实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保持更多自主性。事实上,我还是感到溃败,无法毫不在意。我被利用了吗?我在嫉妒工作伙伴吗?我感受到不公吗?
——张小满《大厂小民》
尤其是八卦,它在职场中有神奇魔力,总能立刻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挑起兴趣。闪闪发光的眼睛,闪闪发光的脸,带着极其吸引人的热忱。如果有人不听,将是极大的损失。
——张小满《大厂小民》
在大厂这些年,我总是去捕捉他人的反应,来佐证自己的判断。这让我一直处于担忧之中,担心完这个又担心那个。一种无形的力量营造出的极度不安全感和对未发生之事的焦虑紧随着我——这正是这份工作的残酷之处。
——张小满《大厂小民》
之前止住的眼泪又要流出来了,干涩的喉咙像卡了药粉一样苦涩。跟很多遭遇类似情况的打工人一样,我第一时间拐向了走廊旁边的卫生间。四个隔间都有人使用,那一刻,我很想用脚踢门,再也无心等待。
——张小满《大厂小民》
她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方便,但也形明显地感受到,她不在团体之内。她能准时下班,几乎不和大家一起吃饭,也很少和我们产生私人交流。后来,她生了二胎,工作便交接给另一个新来的外包女孩。 郑游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大大方方介绍自己是外包的人。他总是早早地到工位。闲聊时,丝毫不掩饰自己和我们不一样,同时对我们的工作表现出极强的好奇心,也热衷分享他在做的事。我每次在电梯间碰到郑游,他总会微笑着打招呼。我们在工作中偶有交集,他偶尔会利用空闲时间走到我们的工位区聊聊天。当我问及他为什么会主动问领导“如何拿高绩效”,他坦率地回答:“老板也是人,没有人是无欲无求的…
——张小满《大厂小民》
进入大学之前,在塞耶斯的观念中,女子接受教育是寻常事。然而此时在牛津这所古老的大学校园内,女性地位却正面临着激烈的争论。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运动人士一直向大学呼吁允许女性在中学毕业后以与男性同等的资格继续接受教育。这一呼吁一旦推行,将极大改变社会现状,因而激起一些社会评论家的极力反对:一部分人以医学为借口,称教育会打乱女性的月事,引起生育系统紊乱;一部分人称女子一旦接受教育,在古典文学的耳濡目染下,将变得行为不检点、放荡不羁;校园里的大龄单身女老师也会潜移默化地向她们灌输一些“关于感情观念的歪理谬论”;甚至有人称一旦社会大范围雇佣女性员工,可能会引起性别对立的严重浩劫,最终导致种族灭亡。1873年,牛津大学的两所学院承诺为在“剑桥大学地方考试”中取得最高成绩的中学生提供奖学金。但当考试成绩发布,一名叫“安妮罗杰斯”的女学生名列榜首时,学院却尴尬地收回这一承诺,只以几本书作为安慰奖。罗杰斯后来成为女性争取受教育权利的代表性人物,尤其是在牛津大学。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朦胧的幻影,为这则被轻蔑的讥笑和紧闭的大门充塞的故事带来了第一缕希望。社会将女性困囿于家室,训诲她们娴静端庄。倘若她们背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则必须自行承担一切后果。这样的束缚制约着女性的想象力。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第六章 弗吉尼亚·伍尔夫 P303 伍尔夫认为,女性承担工作必须在满足一系列“与艺术毫无瓜葛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些条件包含种种现实因素,如金钱、个人空间、愿意提供支持的丈夫、考虑是否养育孩子,以及帮忙做家务、照顾孩子的佣人。女性史断续不全,英格兰历史更是“完全以男性而非女性为主线”对这些事实,伍尔夫坚持主张必须先衡量女性获得条件的障碍,才能解释清楚女性是不是一位成功的作家。伍尔夫沉浸于阅读关于巫师、修女、诗人、女表演者、仆人、家庭女教师等人的故事,希望能在社会的另一种描绘方式中将这些“身影模糊的人的生活”放在一起,从而能像她的回忆录那样,将“环境和建议对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纳入考量,允许女性能够光明正大、不需要承担任何指摘地站在历史舞台正中央。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我最盼望的莫过于你能一如往昔,予我最大的自由去摸索自己的路,这样你我将携手踏上未知而风险不定的旅途。当然,你已经赠予我许多欢乐。你我所期盼的婚姻,应当是热烈而生机勃勃的,它会永远鲜活、永远炽热,绝不会像这世上多数婚姻那样僵滞淤塞,从不需费心经营。对于生命,我们真是贪心的攫取者,不是吗?但假若我们能够如愿以偿,那将多么美好!”伍尔夫深知要想在婚姻中脱离传统束缚将面临多少挑战,但她仍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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