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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军事隐喻的滥用,可能在所难免,这个社会越来越限制着道德原则诉求的广度和可信度,在这个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服从于对自我利益和赢利的计算,则会被认为愚不可及。而战争是硕果仅存的少数几种被认为不应该以“现实”眼光加以看待的行为;(……)在那种倾其所有的全面战争中,付出也是倾其所有的,毫不犹豫的——战争被定义为一种紧急状态,牺牲再大,也不过分。不过,对疾病的战争(……)还提供了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 (by the inexorable logic that governs all relational terms),意味着犯罪。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几百年来流行的那种欧洲作为优越文化体的观念,包含着这幺一种看法,即欧洲是一个被来自其他地区的致命疾病所殖民化的地区。欧洲自身被想当然地认为是理当免于疾病的(欧洲对自己——以侵略者或殖民者的身份——带给异邦的、“原始的”世界的致命疾病所导致的程度 (p.124) 大得多的毁灭,令人惊讶地不当一回事:想一想天花、流感和霍乱对美洲和澳洲原住民造成的灾难吧。)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不论是有关肺结核的神话,还是当今有关癌症的神话,全都认定患者自己对患上疾病富有责任,不过癌症意象更具惩罚性。考虑到存在着借以判断人格和疾病的那些带有罗曼蒂克意味的价值,那幺,换上一种据认为是因激情太多而导致的疾病,还有一些荣耀可言。然而,对一种据认为源自情感压抑的疾病而言,通常就只剩下耻辱了。那种把癌症当作是因表达无能而患上的一种疾病的观点,把罪归咎与癌症患者;它聊表同情之心,却也同时传达出轻蔑之意。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人们引述调查结果——多数文章参照了这些调查结果——说在被调查的数百名癌症患者中,据悉有三分之二或五分之三的患者感到压抑或是对他们的生活感到不满,并因父母亲、情人、配偶或至交的去世、分手或离别引起的失落感而遭受痛苦。然而,同样可能的是,在同等数目的未患癌症的人群中,大部分人也会称自己情绪低落,曾遭受过精神创伤:这被称为“人类状况”。对这些个案史的描述,采用的是一种特别直率的语言,充满了绝望的意味,充满了对孤独自我及其老是不甚满意的那些“关系”的不满之词和困惑之语,分明打上了我们这个消费社会的烙印。这正是众多美国人现在用来描绘自身的语言。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不管结核病如何被归因于贫穷和不健康的环境,人们仍然认为,要感染结核病,某种内在的脾性是不可或缺的。医生 (p. 37) 们和门外汉们都深信存在着一种结核病性格类型的人——正如当今人们深信存在着一种易患癌症的性格类型,这种看法远非局限于民间迷信,它以最先进的医学思想的面目出现。与当代那种据认为易患癌症的性格类型的怪物——那些不动感情、克制和压抑的人——比起来,十九世纪的想象力所挥之不去的那种易患结核病的性格类型,是一种由两种不同的幻象混合而成的混合体:这种类型的人既充满激情,又感到压抑。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不是结核病,而是精神错乱,成了当今我们有关自我超越的那种世俗神话的表达。(⋯⋯)把疯狂浪漫化,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当代对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谓率性而为的)行为(发泄)的崇拜,对激情的膜拜,而对激情的压抑,当初被认为是结核病的诱因,现在又被认为是癌症的诱因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正是通过把众多或许是倒错的欲念加以合理化,并把它们转化为文化方面的虔信,有关结核病的那种神话才能在将近两百多年的世间里面对无可辩驳的人类体验和日积月累的医学知识而留存下来。如果读者仍觉得难以想象,说这样一种令人恐惧的疾病 (p. 34) 的现实怎幺会如此荒谬地被歪曲,那不妨考虑一下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与之不相上下的一种扭曲行为,那种感到有压力、需要去表现自我的罗曼蒂克姿态导致的扭曲行为。(⋯⋯)在二十世纪,被当作高超感受力的标志、能够显示“超凡脱俗的”情感和“愤世嫉俗的”不满情绪的那种讨厌的、折磨人的疾病,是精神错乱。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十八世纪发生的新的社会流动和地理流动,使财富和地位不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必须有待确认的东西。确认的方式,是凭借有关服装的新观念(“时髦”)和对待疾病的新态度。服装(身体的内部装饰)和疾病(身体的一种内部装饰)双双变成比喻,来喻示对待自我的新态度。结核病影响下的关于身体的观念,赋予贵族的外貌一种新的模式——恰逢贵族已不再是一种力量,而主要以一种形象开始出现之时(“富无尽头。瘦无止境。”温莎公爵夫人曾如是说)。的确,把结 (p. 28) 核病浪漫化,是把自我提升到形象高度的那种颇有现代特色的做法的第一个广为流传的范例。⋯⋯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早期所形成的那些与结核病浪漫化息息相关的隐喻,在二十世纪妇女的那种时髦(对瘦的崇拜)中,找到了得以栖身的最后堡垒。渐渐地,作为楚楚动人的柔弱和非同寻常的敏感的象征,痨病相越来越成为女性的理想外貌——而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大男子们却变得体态肥胖,他们建立了工业帝国,创作了成百上千的小说,发动战争,劫掠于各大洲。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结核病既带来“精神麻痹”(罗伯特 • 路易斯 • 斯蒂文斯语),又带来更高尚情感的充盈,既是一种描绘感官享受、张扬情欲的方式,同时又是一种描绘压抑、宣扬升华的方式。尤其是,它肯定了下列做法的重要性,即意识上更敏感,心理上更复杂。健康反倒变得平庸,甚至粗俗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浪漫派以一种新的方式通过结核病导致的死亡来赋予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变得空灵,使人大彻大悟。通过有关结核病的幻象,同样也可以美化死亡。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在结核病获得被赋予这个部位的那些品质时,癌症却在攻击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结肠、膀胱、直肠、乳房、子宫颈、前列腺、睾丸)。身体里有一个肿瘤,这通常会唤起一种羞愧感,然而就身体器官的等级而言,肺癌比起直肠癌来就不那幺让人感到羞愧了。(⋯⋯) (p. 18) 从隐喻的角度说,肺病是一种灵魂病。作为一种袭击身体任何部位的疾病,癌症是一种身体病。它根本显示不出任何精神性,而是令人痛惜地显示身体不过就是身体罢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做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植到了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就变成了形容词。说某事像疾病一样,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以团体的形式支持诸如苦杏仁苷之类有危害性的秘方的主要社会组织,是一些极右团体,对这些团体的充满偏执狂色彩的政治来说,一种有关癌症奇迹治疗法的幻象,以及一种对不明飞行物之存在的信念,是不无用处的补充。(……)(p.64) 当今广为流传的把癌症视为工业文明的一种疾病的观点,与那些极右团体的“无癌的世界”(如同一个没有破坏分子的世界)的幻觉一样,在科学上都站不住脚。两者都建立在一种错误感觉上,即癌症分明是一种“现代”疾病。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正如结核病被表现为意识的精神化,癌症被理解为是对意识的沉压或消弭(被一个无知的“它”所沉压或消弭)。就结核病的情形而言,患者是在消弭自己,使自己变得优雅,回归到核心,即那个真实的自我。就癌症的情形而言,那些非智性的(即“原始的”、“幼稚的”、“隔代遗传的”)细胞大量增生,患者于是被那个非我所取代。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随着细菌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被确定为疾病的载体,军事隐喻在医学中第一次获得了广泛使用。(……)然而,这种以包围、战争等词汇来描述疾病的言谈方式,因癌症而在今天获得了一种令人吃惊的明确性和权威性。不仅该疾病的临床过程及其医学治疗被如此描述,而且该疾病本身也被视为敌人,整个社会将对其发起进攻。(……)美国癌症机构的庸人们不知疲倦地欢呼即将到来的对癌症的胜利,而众多癌症专家却持一种职业悲观主义态度,他们说起话来,倒像是那些陷入漫长的殖民战争泥潭中的充满延展情绪 (p.61) 的军官们——在有关癌症的这种军事修辞中,此乃两种孪生的变体。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对癌症的治疗也具有一种军事风格。(……)(p.60) 只要能拯救患者的生命,对身体的几乎任何损害都被认为是在正当的。当然,这种疗法经常不见效(正如以下这句话里包含的那种意思:“为拯救本苏克,我们不得不摧毁它。”)。除了身体,一切都考虑到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当今有关癌症多种成因的观点,与以前那种长期流行不过现已失信的有关结核病的观点,有相似之处,这就暗含着这幺一种可能性,即癌症终究只有一种,而且正如结核病一样,它将被发现只存在一个主要病因,可由同样的一套治疗方案来控制。(……)一种疾病只有通过种种不同的病因才能够作出解释,这种观点正好体现了看待那些尚不清楚病因的疾病的思考方式的特征。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这就是说,神秘的)疾病,具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说某事像疾病一样,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对邪恶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被赋予了如此之多的意义)则被影射到世界上。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对那些活着时既不接受宗教赋予死亡的那种慰藉、又不接受死亡(或其他东西)是一个自然过程的人来说,死亡是令人厌恶的神秘之事,是最终的羞辱,是不能控制之事。它只能被否弃掉。心理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大部分来自它是一种升华的唯灵论这一事实:以一种世俗的、貌似科学的方式肯定“精神”对物质的优先性。疾病这种无法避免的物质现实可以被赋予一种心理解释。死亡本身也最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心理现象。至少,有人已作出了这样的许诺,即疾病能够被战胜。只要“生理”疾病被看作“心理”疾病,那它就变得不那幺真实了——不过,作为补偿,它变得更有趣了。在整个现代历史中,有关疾病的思考都倾向于不断扩大心理疾病的范畴。疾病范畴的扩展,依靠两种假说。第一种假说认为,每一种对社会常规的偏离都可被看作一种疾病。这样,如果犯罪行为可被看作是一种疾病的话,那幺,罪犯就不应该遭谴责或 (p. 52) 受惩罚,而是被理解(像医生理解病人那样)、被诊治、被治疗。第二种假说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可从心理上予以看待。大致说来,疾病被解释成一个心理事件,好让患者相信他们之所以患病,是因为他们(无意识地)想患病,而他们可以通过动员自己的意志力量来治病;他们可以选择不死于疾病。这两种假说互为补充。第一种假说似乎在消除内疚感,而第二种假说却又恢复了内疚感。有关疾病的诸种心理学理论全都成了一种把责任置于患者身上的有力手段。患者被告知是他们自己在不经意间造成了自己的疾病,这样好让他们感到自己活该得病。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远在浪漫派运动出现前,由结核病生发出来的那些描绘爱情的隐喻——“病态”之爱的意向,“耗人”的热情的意向——就已经被使用。从浪漫派开始,该意向被倒转过来了,结核病被想象成爱情病的一种变体。与范尼 布劳恩彻底分手后,济慈在一八二零年十一月一日寄自那不勒斯的一封伤心欲绝的信中写道:“即使万一我有望[从结核病]康复,这种激情也会致我于死地。”正如《魔山》中的一个人物解释的那样;“疾病的症状不是别的,而是爱的力量变相的显现;所有的疾病只不过是变相的爱。”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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