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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顿晚餐，我见到一对来鹤岗的年轻情侣。他们做留学中介，正在尝试「数字游民」的生活，有时在海南，有时在西安，现在来到鹤岗。我们聊到对来鹤岗生活的看法。男生说，他能察觉出这里的人们在反对什么，但是，他并不知道，人们究竟在支持什么，提倡什么。
——李颖迪《逃走的人》
在鹤岗，我见到的这些人似乎生长出某个新的自我，它决定脱离我们大多数人身处的那个社会——要求房子、教育、工作、自我都要增值，利用每分每秒产生价值，好像时刻在填写一张绩效考核表的社会。遍布生活的焦虑感，弥散的不安，人们不敢停歇，自我鞭答，自我厌倦，有时还会服用阿普唑仑片。这些选择来到鹤岗的人停了下来，像是进入一种生活实验，实验品则是他们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危险，但也许，这首先是她（他）自由的选择。
——李颖迪《逃走的人》
但将自己真正封在家里的日子并不好过。我的作息开始紊乱。到第四个月，我开始易怒、烦躁，在网络上四处搜索：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那年年底，我已无法忍受这种生活。当屏蔽一切外在的事物，我像是失去航标的船，不知道去哪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重新开始找工作，重新适应按部就班的生活。别去想其他的，最好什么都别想。（当然，我重新找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存款花光了。）
——李颖迪《逃走的人》
聊完，林雯开始刷短视须。我们每次见面，林雯大约都要刷几个小时的短视频，“鱼头豆腐汤的做法”，三分钟看完的电影，有关奥密克戎的笑话。我在一边听她刷短视频的声音，想到它呈现了一个浩渺无边的世界，但它也离破碎，我不清楚什么样的情感、记忆或经验能从这些碎片里留下来。
——李颖迪《逃走的人》
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不管你身处什么社会阶层，不管你是什么生存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都共享着一整套生活逻辑。富人也好，穷人也好，城市人也好，农村人也好，虽然你对自己未来的期待不一样，但你总是有所期待：一个人就应该好好劳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积蓄，或让你的后代实现阶层跃升。这是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给我们在心理层面上留下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几乎是全 民无条件接受了这套生活逻辑。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从生活逻辑和生活哲学的多样性上来说，这比较单一。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如果你恰好生在这个时代，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所受到的影响，你见到的很多东西，这一切会让你产生一种感觉一好像只有过上这样的生活才正常，这是世上唯一正常的出路。当你没有见过有人停下来，你会以为停下来是种让人恐惧的事情，可能会失去生计。但真正有人在你身边这样生活，你发现好像暂时这样一下也没有太大问题…我觉得这背后跟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渐放缓有关系。当身边有些人开始过非常规生活，我们开始思考，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活观念是不是可以更多样化？ 同时，在针对工作，针对年轻人的这些情绪里，父母一辈与子女一辈出现了严重的冲突。
——李颖迪《逃走的人》
我已在鹤岗见到这些人，听见一些声音，写下她和他的故事、经验、记忆。人们来到鹤岗，就像是追寻着那些旧话题：到某地去，到远方去，在路上，“真正的生活总是在别处”。在这里生活越久，我仍然不清楚，鹤岗，这座城市是否真的能让人们摆脱生活的重复、苦闷、倦怠、绝望感——进而来到精神上的自由？我想到人们交谈时的犹疑、沉默，面对经济压力时的回避，谈到未来时的顾左右而言他，也想到了另一句话——“当对时间的感知仅限于期待一个无法控制的未来时，勇气就会消失。”（西蒙娜•薇依）
——李颖迪《逃走的人》
这些在鹤岗生活的人们的共性，也许更重要的并不在于他们的身份、社会位置，而是精神上的那部分东西。也许这些人正试图拒绝那种单调、聒噪的声音——某种单一主流的价值观，或是可以称得上老旧的、散发着幽幽陈腐气息的那种生活——工作，赚钱，成功，买房子，买大房子，结婚，生孩子，养孩子，然后自己也垂垂老去。
——李颖迪《逃走的人》
在鹤岗的房子，重新想起这些话，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些帖子和我自身的感受。我们这些人，明明处在——用更年长的一些人的说法——人生中最好的阶段。但为什么我们感受到的是如此强烈的疲惫，以至于我们试图逃避，逃离，或者干脆躲起来？
——李颖迪《逃走的人》
他坐在地上拆开纸箱，随后将它们放回原来的位置。对物体的迷恋和封闭自我几乎是同一时刻发生的。在工厂工作和拍纪录片失败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人的行动随机且深不可测：下一秒去哪，午饭吃什么，晚上听哪首歌，明天见到谁，信任，依赖，或是欺骗，背叛，隐瞒，它们随时会打乱生活的步调。而太阳照射世间的角度，天空蓝色的密度，宇宙射线抵达地表的时间，动物迁徙的规律，这些节律永恒不变。因此他宁愿和物品生活在一起。
——李颖迪《逃走的人》
如果说这群人，来鹤岗的人，试图逃走的人，每个人都是一台能接收微弱信号的收音机，我们是否能真正接收、明白、理解另一个人所发出的讯号？还是说，那些讯号终将会被忽视，误解，或最终将会消散？
——李颖迪《逃走的人》
它提供的是故事，也是寄托。在眼前这个如地铁般快速、如晚高峰车厢般拥挤、人人都要费力找到一块立足之地的时代，谁不会被那种将自己抛向无人之地的幻想吸引呢——原野，山峰，河流，还有一间自己一个人独占的房子。
——李颖迪《逃走的人》
在北京，我和朋友吃着饭，聊到房子。朋友在南三环跟人合租，室友之间的了解就是租房软件上的介绍：性别/职业/星座。房子是两居，各自有密码锁。公共空间各享一半：冰箱三层，从第二层的中间隔开，上下一人一半。厕所里，牙刷、牙膏、手纸也保持距离。输密码，回房间，两个合租的人像两个影子进入各自的洞穴里。他们离得如此之近而又毫无联系。隔着墙，互相听见对方拿快递、上厕所，偶尔在厨房看见对方来不及收拾的碗筷。两年里，他们几乎没说过话。 “有时候真想离开北京啊。”朋友说。那天我们吃饭排队接近一小时。坐在街边等位时，天光变暗，梧桐快落叶了。身后的餐馆人声鼎沸。看着大众点评上的套餐、优惠券、秒杀，我们接着聊起乏善可陈的工作，兴致寥寥。谈论工作的意义似乎早就过时了，太热情了甚至显得傻。“工作就是工作。”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我们说起工作，说的是绩效和KPI，不是它的乐趣、意义和自我实现。当时仍在新冠流行期间，它更加剧了某种困顿感和停滞感。但我们其实也害怕真的停下一离开既定轨道，比如辞职了，之后还能找到下一份工作吗？就这样迟疑着，踌躇着，不满意想走，想走又不敢走。明明还“年轻”，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这不应该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吗？我聊起了隐居吧
——李颖迪《逃走的人》
在鹤岗，我见到的这些人似乎生长出某个新的自我，它决定脱离我们大多数人身处的那个社会——要求房子、教育、工作、自我都要增值，利用每分每秒产生价值，好像时刻在填写一张绩效考核表的社会。遍布生活的焦虑感，弥散的不安，人们不敢停歇，自我鞭笞，自我厌倦，有时还会服用阿普唑仑片。这些选择来到鹤岗的人停了下来，像是进入一种生活实验，实验品则是他们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危险，但也许，这首先是她（他）自由的选择。
——李颖迪《逃走的人》
当年我总体上是个很温驯的人，在别人面前很少坚持自己的意见，多数时候都是服从别人的主张。我发现在很多事情上，大多数人都比我更成熟和清醒。在处世这方面，我的家教几乎完全空白。我父母从没教我和人相处和沟通的技巧，以及怎么避免吃亏等。相反，他们对我的教育是假设了这个社会上所有人都和他们一样克制、自觉、服从和无私（这种无私是指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看待自身的利益和得失）。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后来我才认识到，很多人连换位思考的基本意识都没有。而我当然不喜欢吃亏，我可没有高尚到即使吃亏也还心无怨念。那么要摆脱这种困境，要不我就学会怎么拒绝人，要不就索性疏远所有人。显然对我来说，后一种方法更容易。。。。。。我还很不习惯和人讨价还价，我不喜欢和人讲利益、谈条件。和人谈判给我的感觉近似于有意识地得罪人，而我不喜欢得罪人。可是我也不是真的无所谓个人得失。我的讨好型人格令我不堪与人交往的重负。早年的我在和人交往时经常吃亏，有时确实是由于我蠢笨，还有些时候则因为性格上的弱势。我会故意去吃亏，以证明自己的无私和表里如一。可我实际上不喜欢吃亏，而且吃了亏还要让人觉得我傻或软弱这点令我尤其懊恼和气愤。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我的性格非常被动，习惯服从而不是去说服别人。我不是那种锲而不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我很容易放弃，尤其害怕被人拒绝，所以根本不敢勉强别人；当我面对别人的难堪和尴尬时，我会比对方更难堪更尴尬。我向顾客推销产品时，总是小心翼翼地揣摩他们的想法。假如我感觉顾客稍有抵触或抗拒，我就会立即放弃，甚至都不用顾客说出来。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可是我还想在写作上再进一步，我知道重要的从来就不是表象。当然，我没有能力分析这个社会的本质，这也不是我想做的事情。但我相信一个道理：只要我在某个方面足够深入，万事万物的共性都会从中呈现，因此重要的是深入。而这次我决定深入的对象是自己。毕竟我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我必然部分地是某个时代和社会、某些文化和观念的产物。当我追究我怎么变成了今天的我，以及为什么会有那些经历时，追究的过程必然会发掘出远比我锚定的目标更丰富的内容。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是我与人发生龃龉时，内心会非常焦躁不安，对此我难以克服。我特别害怕得罪人，受不了别人的非议。 当年我会这么糊涂，除了因为年轻，还由于我父母从不和我谈论这些事情。他们在家里只教我与人为善，教我遵守和服从，却从没提醒我还要捍卫自己的权益一连一次都没有。实际上他们也没有捍卫过自己的权益，甚至都没有“个人权利”的意识。他们都是事业单位的基层职工，一辈子没接触过私营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其实我讨厌自己的孤僻性格，也为伤害过别人感到内疚，但我无力压制自己过剩的自我意识。尽管我比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都适应孤独，但这不代表我喜欢孤独。只是和人交往带来的精神负担太重，对我的生活妨碍很大，令我难以承受，我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如果我是个外向和开朗的人，后来很可能就不会写作了，否则我不会直到三十岁才真正动笔一我不清楚哪种情况对我来说更幸运一些。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我开始意识到，个人不能适应和融入社会，不见得就是世界末日，因为还有人故意不去适应和融人社会，而且重要的是他们都过得比我快乐。我是个文静、内向、压抑、自卑的人，而他们大多激动、开朗、外向、自信。不难想象，我有多么羡慕他们。我在这里交到了一些要好的朋友，在他们的带动下，我开始听起了摇滚乐。实际上，我的性情和摇滚恰好相反一摇滚要反抗一切，而我是个驯顺的人。因此我从来都不能像朋友那样沉浸进去，但是和他们保持趣味一致令我高兴。我愿意附庸风雅地和他们一起沉迷和激动，哪怕只是装出来的沉迷和激动。他们的年龄其实都比我小，但在旁人看来我才是最小的那个。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不过我不会把这种想法说出来，我怕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和迟钝。我不是一个感性的人，我习惯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因此欣赏不了片里那种青春期的忧伤。或许我这辈子从没在生活中经历过青春期，而只是在文艺作品里补了个课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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