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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大量的普通平民是善良的，在看到社会上出现犯罪现象的时候，总希望法律对于犯罪的惩治是行之有效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希望“从重，从快，从严”，使得这个社会能够迅速安定下来。同时，也有一些善良的平民，他们觉得刑事案件永远是一件“打击坏人”，只有“坏人”才会卷进去的事情，而自己属于“好人”之列，严刑峻法，快速判案，即使产生误差，造成的也是坏人倒霉，和自己是没有什幺关系的，自己永远不会需要一个保护被告的法律。但是，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法律是针对它的整体人民的，只有当它对所有的人是公正的时候，任何一个“个人”才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拥有安全感。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纵容对一部分大家认为是“坏人”的人草率处理，表面上看起来有可能是维护了“好人”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隐含了对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的威胁。在一定的气候下，无视公民权，践踏公民权的“细菌” ， 就会以人们意料不到的速度突然迅速生长，危及每一个“个人”， “好人”“坏人”通通无法幸免。美国的权利法案以及司法制度对于被告的保护，至今还不能完全防止冤假错案。比如说，假设佛曼的录音带是完全真实的话，里面就提到不止一个品质恶劣的警察制造伪证，陷害被告的案例。辛普森案一结束，司法部长就下令对洛杉矶警察局进行调查。但是，权利法案和司法制度的设计，正是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现象，更是为了使美国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杜绝发生大批人死于冤狱或者困于冤狱的可能。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以社会安全为借口，非法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牺牲任何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家庭幸福，以此作为换取社会利益的代价，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是不被美国的宪法精神所承认的。它不承认任何一种社会要求可以高于一个公民对于自由幸福和合法权利的要求。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这样的司法精神是建立在权利法案的基础上的。它的出发点就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我已经介绍过，权利法案的制定，它的目标是针对政府的，尤其是针对联邦政府。它主要是防止美国政府和政府的执法人员侵犯公民权，甚至滥用职权，陷害平民。一个被告，当他面临审判的时候，他立即面对着一个极大的强势。这里我想谈一谈有关辛普森“金钱买正义”的指责。在该案结辩之前，洛杉矶政府宣布，到当时为止，属于政府的检察部门，已经用了八百零五万一千七百三十九美元，这些钱当然来自当地的税收。这笔费用还不包括洛杉矶警察局的调查开支。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我所说的一个平民被告面临强势，实在不是一个什幺轻松话题。警察和检察部门可以动用以千百万计的金钱来对一个平民进行调查和诉讼，他们有可能是象达顿律师那样看上去正直的理想主义者，至少有章有法;也有可能是象佛曼那样甚至比佛曼更糟，既有某种偏见又没有职业道德的执法犯法者，陷害栽赃都有可能。即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可能在某种信念的引导下，打击一个和他信念不同的平民。而当一个政府，或是政府的某一个部门，当他们出于某种原因，对某一个体或者某一群体的平民看不顺眼，想要“治治”的话，他们手里可以运用的，有的是巨大的财力和这种财力所可能调动的力量，尽管这些钱本身是来自人民。“因此，你可以看到，一个平民如果沦为被告，在政府这样的强势面前，如果出现品质低劣执法人员，有法不依，而且利用这个强势“仗势欺人”的话，那幺这个被告被诬告，被陷害，被夸大罪行，被非法凌辱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如果宪法和司法制度还不明确地宣布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并且坚决执行“公平审判”的话，这个社会还会有什幺“正义和公道”可言呢?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由于宪法第六修正案的存在，使得美国保护证人的问题变得特别严重。在现代技术发展的情况下，不仅可以录音，甚至还可以做到录像，这一切是否可以取代证人呢?录音和录像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一部分的，但是，如果这些证据是牵涉到一个证人的话，被告仍然有权利根据宪法第六修正案要求与证人当面对质。如果证人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出庭的话，那幺，被告虽然还是有可能被判下来，但是，在上诉的时候，他多半就可以逃掉了。因为美国的上诉法庭并不是把案子再重审一遍，而是审查这个案子有没有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地方。如果被告在上诉的时候提出，他的宪法权利在审理过程中没有得到保护，那幺，上诉法院是有充足的理由驳回地方法院的判决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美国，检方和辩方是完全平等对抗的两个梯队。美国的法庭和运动场没有什幺区别，检方和辩方就象两支均势力敌的运动队。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不论嫌疑犯被控的罪行有多幺严重，不论检方手中掌握的证据看上去是多幺的有力，在他被宣判有罪之前，都必须假设他是无罪的。“无罪假定”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是极为重要的一条。正是这一条，决定了检方和辩方从道义上的平等地位。正因为在宣判之前，假定被告是无罪的，律师也就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如果没有这一条，被告律师一出场就矮三分，就根本谈不上“公平”二字，被告也就很有可能轻易沦为“待宰的羔羊”了。所以，在被告不认罪的情况下，检方的责任是陈列证据，证明控告可以站得住脚，以期找出真正的罪犯。而作为辩方，是竭力对检方的证据提出疑点，甚至推翻检方的证据，以期维护有可能被冤枉的被告的清白。因此，在道义上，双方丝毫没有贵贱高下之分。检方即使手中掌握确凿证据，你所能做的，只是让证据说话，而不能有哪怕是些微的表示，以暗示双方有道义上的差异。如果检察官有任何擡高自己在道义上地位的迹象，比如说，宣称自己是伸张正义，而暗示辩护律师是为罪犯开脱等等，都是违反了“公平游戏”的原则，是严重犯规的行为。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这是一篇提倡女权的文章。它谈到，女性待人处事的态度和她们的语言都与男性有很大的不同，作者列举了许多女性的习惯用语，分析了其语言特征，主要是它的柔性的一面。作者指出，这说明了女性长期以来，在社会上的不平等地位，使得她们逐步地习惯于谦和、柔性和没有自信心。但是，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女性不但与男性有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不同，显然还有她因生理不同而产生的心理不同，这些因素同样也影响了她的态度和语言特征。最后，大家争论的结果就是，事实上，你根本已经无法完全辨别出，在女性的语言特征中到底哪些是生理和心理的因素造成的，而哪一些是由长期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因素造成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律师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角色呢？我想律师界是类似于咨询加上服务的机构，他只是向客户提供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信息和服务。他和顾客之间只是一个平等的交易过程，顾客付费、律师提供服务，任何一方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解除契约。由于律师咨询内容比较特殊，使这一行业比其他技术咨询行业增添了更多的感情色彩和社会内容，但是实际上，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压在这个角色头上，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还有可能使这个职业产生畸变。所以说，直接地寻求和追求社会正义，本来就根本不是一个律师的职责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言论自由是一个人说的权利，但是有一条，就是你不能强迫别人听，也就是说，你不能侵犯别人。因此，在美国的电影里在电视播放的录像带里，是可以有脏话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尊重个人和社会公德，这种极其深厚，极其悠久，极其普遍的社会意识产生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人都要遵守公平的“游戏规则”。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 “犯规”是最要不得，最不可原谅的。这种共识是美国这样一个法制社会得以正常运作的社会基础。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系统化了的法律就是“游戏规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是这些规则的最高准则。但是，就像在任何游戏里一样，犯规而不给当场捉住的可能性，或者自以为可以犯规而不给捉住，仍然诱使着一些人犯规。美国人认为，最有可能这样做，而且最有可能犯规成功的总是有权力，有势力，有组织的力量，因此，最可能犯规的这就是美国政府。他们认为，个人的犯规，甚至如集团犯罪这样的犯规，都还是在能够控制的范围，而如果出现政府一级从根本点上犯规成功的话，就可能出现真正的失控。为了约束联邦政府的犯规冲动，美国的立国者们才写下了这短短十条修正案。它成了美国人民自由和幸福的基石。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对于宪法修正案最重要的第一修正案，几乎从一开始，最高法院就挣扎在两难之间：既要维护言论自由的承诺，又惧怕言论引起的非法行为以及煽动的暴力，甚至担心危及国家安全。因此产生了最著名的，对所有宪法条款都有效的“清楚与现实的危险”测定原则。在此原则之下，如果政府无法证明某一言论是造成了清楚与现实的危险，它就不能对该言论的发表者进行惩罚。这条原则产生在本世纪初。但是，新的判断困难随之而来。什幺样的程度的危险算是危险了呢?危险的可能性到什幺地步算是“清楚”了呢?离危险相距多远就算是“现实”了呢?到了美国以后，我们发现美国人对于这一类问题非常顶真，已经到了咬文嚼字，辎铢必究的地步。大概对于他们来说，人命关天，马虎不得。或者更确切地说，个人的自由事关重大，不得马虎。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而且，这并不是一锤定音的终极选择。自由除了质的定义，还有量的测度。在不同的时代，自由所经受的冲击和支付的代价是不同的，人们的认识程度和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当必须支付的代价超过了承受能力，人们往往会选择放弃一部分自由。自由和代价是两个分不开的话题。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不情愿的接触”是性骚扰罪名中很重要的一条，为了避免这一点，干脆“不接触”是最简单的。不仅异性之间有这样的问题，同性之间都是如此，因为社会上还有同性恋者。实际上，美国人对于“接触”，是远比中国人敏感的，概念也不一样。时间长了，我们也习惯了和美国朋友在见面和分手的时候拥抱，不论男女，一切感觉都很自然。但是，在不太熟悉的人之间，美国人的个人空间要求相当高。我第一天到美国，就发现他们从我身边走过，常常还在两尺距离之外的时候，已经在对我说“对不起”了。因为，他感觉已经侵犯了我的空间。在邮局排队，人们之间的距离也会拉得很开。当然在地铁里，尤其是大城市的地铁里，无法做到拉开距离，但是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距离会十分自然地马上拉开，更不要说互相“接触”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工作场所说脏话也属于“性骚扰”范围，哪怕是顺口溜出来的也不行。对于开玩笑也有明确的界限，规章制度认定，不同的性别对于一个玩笑是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的，对于一个“玩笑”是否属于“性骚扰”，它的确定，以听这个“玩笑”一方的感受为标准。也就是说，你在开一个玩笑的时候，不论你自己认为是多幺“无所谓”，只要听这个玩笑的人认为听了不舒服，认为你是在“性骚扰”，就可以确认你是“性骚扰”。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们中国人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牺牲、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接受了三K党法律委托的斯蒂芬・潘弗所说的一段话， 颇能代表今天一般美国人的看法：“自由言论就是自由言论，对于流行观点和非流行观点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一边宣称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边又把言论划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部分。 如果有一种检查制度可以把三K党从电视里剔出去，那幺，同样的制度也许早就把马丁・路德・金的讲话从阿拉巴马州剔出去了。”必须听那些听不下去的话，“这正是我们必须为自由支付的代价”。你也许会问：有一些人，他们一旦掌权了就会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对于这种人， 也要给他们言论自由吗?比如那个三K党的马昂，他就宣称要成立一个纯白人的国家，并且公然表示：在他理想中的这个白人国家里，只有和政府一致的言论才是被允许的。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斯蒂芬・潘弗回答得很聪明，他说，如果你因为害怕一个不自由的时代，因此就不给他们言论自由的话，那幺，这个不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是你自己给它开了头。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什幺是“公众论坛” 呢? 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里，除了演讲这样的 “言论”之外，还有包括新闻，写作，示威，游行，传单和一定形式的象征性表达，例如在学校里戴个有象征和平图案的黑袖章，表示抗议战争。但是有一条，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原则：美国的地方政府可以制定一些合理的规定，规定这种表达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但是，一是必须合理，比如不妨碍交通是一条合理的规定;二是 “内容中性”。什幺是“内容中性”呢?就是我前面说过的，言论自由与表达的是真理还是谬误无关，与表达的内容无关。所以，有一点是很明确的：美国的地方政府对于言论的方式，地点等等的规定，其目的不能是为了限制某一言论的内容。因此，对所有的言论必须一视同仁。比如说，地方政府在某一广场举行过庆祝国庆的集会，那幺，它就无法再拒绝其它任何内容的集会在同一地点举行。否则，就有违背“内容中性”的嫌疑，打起官司来的话，法院就可以判定该地方政府为违宪。同时，在美国，在一些特定地点的言论表达是特别受到保护的，比如说，街道，公园，广场和公共场所。这些地方历来被认为是属于人民的，这就是所谓的“公众论坛”。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这种历史的巨大进步，和最高法院在解释宪法对于言论自由的条款时，所作出的“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测定”，以及规定这种“危险”以“迫在眉睫”为标准，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一条，只要是对美国政府不满，或是呼吁大家起来反对联邦政府的某项政策的言论，都很难逃脱“颠覆政府”的罪名，更不要说象美国共产党这样公然主张“武装斗争”的政党，也赢得一席合法地位了。有了以上的原则和标准之后，美国几乎杜绝了以言论获罪。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到了1969年，在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布朗登堡案的时候，重新规则了“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测定” 原则。 它规定，只有当一个言论所宣传的暴力，有可能直接煽起 “迫在眉睫”的非法行动时，政府才有权干预。在这时，整个美国社会也已经变得非常宽容。在我刚刚提到的尤金・德布斯被判刑的50年后，人们再回顾这个案子，已经觉得完全不可思议。在60年代，煽动反越战和宣传不论什幺主义，都已被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言论自由”了。这也是六十年代黑人能够取得民权运动胜利的基础。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最高法院一致通过推翻了初级法院的判决。并且，针对公职人员提出的诽谤案，第一次宣布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当公职人员遇到不实的批评而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不能以诽谤罪要求赔偿金，除非他能够提出证据，证明这是出于“真实的恶意”。你也一定注意到了，当事人要拿出这样的证据，证明新闻媒体事先就有污陷的企图，是非常困难的。这样，公职人员几乎不可能打赢这样的官司。法庭同时指出：在自由辩论中，发生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必须保护新闻界有“喘气的空间”，使他们有可能生存下去。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实际上，这就是美国人今天对待任何一个民权案件的基本态度。发生的任何一件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他们的态度就是，它如果可能发生在一个美国公民身上，那幺，它也就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在美国，对于这一类问题，会有很多人挺身而出。尽管他们和这一个公民并不相识，甚至，也许他们并不喜欢这个人。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但是，自由和安全，自由和代价，这是一个没有终极的选择。即使在美国，自由也不断在让步。尽管美国人对有可能产生一个沙俄式的秘密警察机构怀有极大的恐惧，但是，在犯罪的攻击下，国会在1907年终于让步，同意成立一个20人编制的针对国内犯罪问题的调查局。现在看来，国会当初的顾虑并不是毫无道理的，美国老百姓始终对联邦调查局忧心忡忡也不能说是过虑。 因为，美国的建国者在200年前就已经知道，国家机器是有它自己的运转机制的，一旦你把它建立起来，就由不得你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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