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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消费主义的关系模式,会让我们过度沉溺在粗糙的感官欲望世界里,遗忘了思考、审美,乃至信仰的丰富内涵,那是与宇宙、自然及他人精神世界产生内在的紧密连接所生发出的深度体验。因此在现代社会里,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消费的对象,而非一种深度、多元和平等的交互关系。甚至这种单一的关系模式,不只局限在经济领域,还反向侵入了家庭、社区、宗教组织当中,因此当恋爱、婚姻沦为纯粹利益的考量,当子女教育异化为稳固和提升阶层的投资,当安抚人心的寺庙、道观被打造为与神明交易的场所时,我们变得无处可逃。 在日本茶道文化中,有一句流传颇广的用语,也就是“一期一会”。其内涵来自禅宗,描述的是在茶会上人们彼此相遇而且相互珍惜的情感。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每一次相遇都由不可思议的因缘促成,而且因缘往往转瞬即逝,既留不住,也无法重复。所以在当下,我们既了解世间无常的事实,也深知背后缘起的作用,自然会产生一种“相见如此不易”的珍重之情,便会在这一刻全身心地投人到彼此的交流中,绝不草草将这份因缘打发掉。因此,佛教所理解的连接,是在不断变动的关系中的因缘聚散,如浮萍,如落花,如流水,如清风,既不粘着,也不轻率。既然我们在此刻介入到对方的生命中,一方面要
——成庆《人生解忧》
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
——梁启超《李鸿章传》
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
——梁启超《李鸿章传》
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
——梁启超《李鸿章传》
臣惟中外交涉,每举一事,动关全局,是以谋划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挫败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岂可望风震慑,仓卒撤防,使法窥我内怯,要挟多端,增环海各国狎侮之渐哉?夫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知兵,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诓儒言和,浮议喧嚣,终至覆灭。…不以一隅之失撤重防,不以一将之疏挠定见,不以一前一却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胜一败卜庙算之是非,与敌久持以待机会,斯则筹边致胜之要道矣。
——梁启超《李鸿章传》
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若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
——梁启超《李鸿章传》
中俄密约以前为一局面,中俄密约以后为一局面。盖近年以来,列国之所以取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而其端皆自此密约启之。其第九条借租胶州湾,即后此胶、威、广、旅、大之嚆矢也。其第十条旅顺、大连不许让于他人,即各国势力范围之滥觞也。而铁路—端,断送祖宗发祥之地。速西伯利亚大路之成,开各国觊觎纷争之渐者,固无论矣。呜呼!牵一发,动全身,合九州,铸大错。吾于此举,不能为李鸿章恕焉矣。
——梁启超《李鸿章传》
鸿章剿捻方略,以为捻贼已成流寇,逼之不流,然后会师合剿,乃为上策。明孙传庭谓剿流寇当驱之于必困之途,取之于垂死之日,如但一彼一此,争胜负于矢石之间,即胜亦无关于荡平。鸿章即师此意。故四年十一月,曾奏称须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合各省之兵力,三四面围困之。…今欲绝贼粮,断贼马,惟有苦劝严谕河北绅民,赶紧坚筑墟寨,一有警信,收粮草牲畜于内,既自固其身家,兼以制贼死命…使淮军与直、东民团,沿黄河运河,筑长墙浚壕以蹙敌。拣派各军,轮替出击,更番休息,其久追疲乏须暂休息之军,即在运河东岸择要屯驻,俟敌窜近,立起迎击,以剿为防。
——梁启超《李鸿章传》
曾国藩,君子人也,常兢兢以持盈保泰急流勇退自策厉。金陵已复,素志已偿,便汲汲欲自引退。及僧王之亡,捻氛迫近京畿,情形危急,国藩受命于败军之际,义不容辞,遂强起就任。然以为湘军暮气渐深,恐不可用,故渐次遣撤,而惟用淮军以赴前敌。盖国藩初拜大命之始,其意欲虚此席以待李鸿章之成功,盖已久矣。及同治五年十二月,遂以疾辞,而李鸿章代为钦差大臣。国藩回江督本任,筹后路粮饷。
——梁启超《李鸿章传》
常胜军统领华尔奋战先登,中弹贯胸卒,遗命以中国衣冠殓。…白齐文以资格继其任。…时见官军之窘蹙,乃窃通款于李秀成,十月,谋据松江城为内应,至上海胁迫道台杨坊,要索军资巨万,不能得,遂殴打杨道,掠银四万两而去。事闻,李鸿章大怒。立与英领事交涉。黜白齐文,使偿所攫金,而以英国将官戈登代之…此实为李鸿章与外国办交涉第一事,其决断强硬之概,论者韪之。
——梁启超《李鸿章传》
当时曾国藩既以独力拜讨贼之大命,任重责专,无所旁贷,无所掣肘。于是以李鸿章图苏,左宗棠图浙,曾国荃图金陵。…湘军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立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淮军之能平全吴奏肤功,亦非李鸿章一人之功,实由曾国荃等捣其巢穴,使其雄帅骁卒有狼顾之忧,而军锋不得不坐顿。
——梁启超《李鸿章传》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有旨询苏帅于国藩,国藩以李鸿章对。且请酌拨数千军,使驰赴下游,以资援剿。于是鸿章归庐州募淮勇。既到安庆,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左宗棠)营规以训练之。先是淮南迭为发捻所蹂躏,居民大困,惟合肥县志士张树声、树珊兄弟,周盛波、盛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等,自咸丰初年,即练民团以卫乡里,筑堡垒以防寇警,故安徽全省糜烂,而合肥独完。李鸿章之始募淮军也,因旧团而加以精练,二张、二周、潘、刘咸从焉。淮人程学启者,向在曾国荃部下,官至参将,智勇绝伦,国藩特选之使从鸿章。国藩以湘军若干营为之附援,而特于湘将中选一健者统之,受指挥于鸿章麾下,即郭松林是也。以故淮军名将,数程、郭、刘、潘、二张、二周。及鸿章之抵上海也,华尔所部属焉,更募华人壮勇附益之,使加训练,其各兵勇俸给,比诸湘、淮各军加厚。
——梁启超《李鸿章传》
当时李秀成智勇绝伦,军中多用西式枪炮,程、刘、郭、周、张、潘诸将虽善战,不过徒恃天禀之勇谋,而未晓新法之作用,故淮军初期,与敌相遇,屡为所苦。李鸿章有鉴于是,故诸将之取法常胜军利用其器械者亦不少焉。
——梁启超《李鸿章传》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军需缺乏,司农仰屋,惟恃各省自筹饷项,支支节节,弥东补西,以救一日之急…于是乎出万不得已之策,而采用欧美军人助剿之议起。…欧美诸邦,是时新通商于中国,其必不欲中国之扰乱固也。故当两军相持,历年不决之际,彼等必欲有所助以冀速定。朝廷依议,谢绝助剿,而命国藩任聘请洋弁训练新兵之事…请于美领事,赦其(华尔)旧罪,使募欧美人愿为兵者数十人,益以中国应募者数百,使训练之以防卫苏、沪。其后屡与敌战,常能以少击众,所向披靡,故官军敌军,皆号之曰常胜军。常胜军之立,实在李鸿章未到上海以前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李鸿章每自解曰:“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夫真英雄,恒不假他之势力,而常能自造势力…若李鸿章则安富尊荣于一政府之下而已,苛其以强国利民为志也,岂有以四十年之勋臣耆宿,而不能结民望以战胜旧党者?…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曰未尝掌文衡。戊戌会试时在京师,谓必得之,卒不获。虽朝殿阅卷大臣,亦未尝一次派及,李颇怏怏云。以盖代勋名,而恋恋于此物,可见科举之毒入人深矣。
——梁启超《李鸿章传》
李鸿章之在欧洲也,屡问人之年及其家产几何。随员或请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尔。”鸿章不恤。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尝游英国某大工厂,观毕后,忽发一奇问,问于其工头曰:“君统领如许大之工场,一年所入几何?”工头曰:“薪水之外无他入。”李徐指其钻石指环曰:“然则此钻石从何来?”欧人传为奇谈。
——梁启超《李鸿章传》
以兵事论,俾士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士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士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
——梁启超《李鸿章传》
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之洞于交涉事件,着着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尝语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尽其平生矣。
——梁启超《李鸿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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