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对俄罗斯人民及其价值可以寄予什么样的信念呢？普希金喊道：“谦卑吧，傲慢的人，先战胜你的骄傲吧！在众人面前谦卑吧，向着生养你的土地弯下腰来！”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政治问题在他看来不比社会问题重要，而社会问题又不比、远远地不比道德问题和个人问题来得重要。我们能从他那里得到的最深刻、最稀罕的真理，是心理范畴的真理。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的思想，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既是心理学家，又是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当然，他首先是个小说家。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造的奇迹是，他的每一个人物——他创造了整整一大批人物——首先是依据自己才存在的，这些富有内涵的人物的每一个，都带着各自特殊的秘密，为我们展现了他们复杂的内心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奇迹还在于，他的每一个人物所体验、所经历的，恰恰正是这些问题，我或许应该说，这些问题恰恰是依靠了每一个人物才得以存在的——这些问题互相碰撞，互相斗争，形成了人的模样，然后在我们的眼前走向死亡，或者走向胜利。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尼采：不要到处兜售心理学！绝不为了观察而观察！那只会产生一种错误的看法，产生某些“造作的”、故意夸大的东西。只为了想去经历某些事情而去经历，这是不会成功的。在事件发生过程中不能允许向自己看，要那样的话，任何一瞥都将成为“毒眼”。一个天生的心理学家出于本能，不会为了看见什么而去看的。同样道理，一个天生的画家也是一样。他从不模仿大自然作画，他依赖他的本能，依赖他的暗房，来筛选，来表达“情况”“自然”“经历之事”。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对沙龙人士的智力来说，很难乍一眼就能把握或者深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不能让人消除疲劳，而只是让人感觉疲劳……”三十年前，社交界中许多人也是这样谈论贝多芬的最后几部四重奏的。“过快地被人理解的东西维持不了多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相当特殊的精英阶层中慢慢地赢得了读者，如果说，他使那些教养不够、不太严肃、略有善意的公众颇为反感——这些人同样也不大欣赏易卜生的戏剧，却会欣赏《安娜·卡列尼娜》，甚至《战争与和平》——或者使另外一些不那么与人为善、而赞赏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公众也颇为反感。人们期望找到一个神，但触及的只是一个人——疾病缠身，贫困交加，终日劳累，而且完全缺少他极不喜欢的法国人身上有的那种伪品质——能言善辩。如果有人想在其中找到艺术、文学或者精神上的某种娱乐，那我劝他们最好还是别读。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当他的第一个妻子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相继去世时，他这样写道：“于是，突然间，我又变得孤独一人，我感到恐惧。真是太可怕了！我的生活被折成两段，一段是过去，以及我生活的一切理由，另一段是未知数，没有一颗心能代替两位死者。严格地说来，我已经没有生存的理由了。建立新的联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仅仅是这样想一想，就让我觉得恶心。于是，生平中第一次，我感到我没有任何什么可以替代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我爱的只有他们，而一种新的爱不仅不会有，而且也不应该有。”但是，就在半个月之后，他却写道：“在我勇气和精力的所有储备中，在我的心灵深处，仍然存在着某种纷乱的、模糊的东西，某种近乎绝望的东西。纷乱，苦涩，对我来说最为反常的状态...而且，我孤独一人! .... 然而，我似乎始终准备着生活下去。这很可笑，不是吗？真是猫的生命力！”他那时候四十四岁；不到一年之后，他又结了婚。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拥有的智力和意志，仿佛在逼迫他们走向地狱，智力扮演了魔鬼般的角色。当它们试图向善时，它们所施的德行只是一种骄傲的德行，这种德行导致堕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只有舍弃智力，放弃个人意志，只有通过自我拒绝，才能进入上帝之国。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我知道，即使面对着今日的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会继续充满希望。兴许，他还会想（这一思想，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了他的小说和他的书信中），俄罗斯在以基里洛夫的方式作自我牺牲，而这一牺牲，兴许还有助于拯救欧洲的其他国家，拯救人类的其他民族。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尽管在这里基里洛夫显得极端蔑视宗教，但是请你们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想象这一形象时，始终在幻想为拯救人类而不得不上十字架的基督。如果说基督必须受难，那不正是为了使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而不必以同样的方式去死吗？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如果说，尼采的超人——它与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基里洛夫所认为的超人是有区别的——的格言是“变得无情”，这一格言常常被人引用，却也常常被人歪曲，那么，他要表现的这一无情，不是针对别人的，而是针对自己的。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思想不行动，但它促使行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几部小说中，我们看到这一奇怪的角色分工，这一令人不安的关系，这一隐秘的默契，一方面，是一个思想着的人，另一方面，是在前者的启迪下代替他行动的人。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对艺术家和行动家来说，超人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立即就解决了的。他们的生活本身，他们的作品，就是一种直接的答案。当问题提出之后找不到答案时，或者说，问题提出后迟迟没有等到答案时，焦虑便开始了。会思考、会想象却不行动的人，是在毒害自己。我愿意在此再一次为你们援引威廉·布莱克的话：“有欲望却不行动的人生出恶臭。”尼采正是被这种恶臭毒害死的。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我想在此提一提长久以来一直表达出了人类持久焦虑的问题，我想这并没有怎么偏离我的话题吧。有这样一些问题：“人到底是什么？他是从哪里来的？他要到哪里去？他在诞生之前是什么？他在死亡之后又成为了什么？他要达到什么样的真理？”或者，说得更精确一些：“真理是什么？”但是，自尼采起，从尼采之后，一个新的问题提了出来，那是一个与其他问题迥然不同的问题……与其说，它嫁接在那些问题之上，还不如说，它扰乱了并取代了那些问题；这个问题也包含了他的焦虑，它令尼采焦虑得发狂。这个问题，就是：“人能做什么？一个人能做什么？”这一问题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忧虑，即人原本可能是别的东西，原本可能更强，现在也还可以更强，但人可耻地停歇在了第一阶段，丝毫没有考虑到臻于完美。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我很愿意感叹一番：“假如我不能时刻意识到永生，那么这种永生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永生可以从现在起就存在于我们的身上。一旦我们同意自我死亡，同意自我放弃，我们就经历了它，我们就立即在永恒中得到复活。”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与爱相对立的，倒不是恨，而更是深思熟虑，这一点他并未明说，但有所暗示。对他来说，智力恰恰是使人个性化的东西，是与上帝的王国、与永恒的生命、与那种超乎时间之外的真福相对立的东西，因为要得到永福，就只有放弃个体，投入到某种笼统的团结的情感中去。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不会嫉妒吗？——这么说我也许走得太远了——至少应在这儿再做一些修改。可以说，他们在嫉妒中只认识到痛苦，一种未伴随着憎恨情敌（这一点至关重要）的痛苦。如果说在《永恒的丈夫》中有什么仇恨的话（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个），这种仇恨也被某种神秘而奇特的对情敌的爱所抵消、所制约。然而更经常的是，根本就没有什么仇恨，甚至没有痛苦。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首先让我们一起证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乎全部人物都是多情种子。也就是说，他们满足于天性的复杂性，几乎都能同时经历多种爱情。另一个结果，或者说，从这一设定中引出的另一个结果，则是嫉妒的几无可能性。他们都不懂得嫉妒，都不可能变得嫉妒。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我们发现，在每一个人物身上，尤其在女性人物的性格中，有一种焦躁不安，对自身不稳定的预感。害怕自己不能长时间地保持同一种脾性，保持同一种决心，使得她们常常做出一些令人张皇失措的突然之举。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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