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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结论：正在烦恼的名誉，大多无足轻重；真正重大的名誉，自己无能为力；一旦名誉受诬，基本不要在意；更高一层修炼，排除“名执”、“我执”；面对他人受诬，应该仗义执言
——余秋雨《君子之道》
一个人，究竟是“成人之美”还是“成人之恶”，这种极端性的是非选择，显现在日常生活中，很可能是非常细微的。例如，这边在中伤一个无辜者，你知道真相而沉默，那就是成人之恶；那边在举行一个婚礼，你素昧平生却投去一个祝贺目光，那就是成人之美这么说来，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有选择做君子的机会，那是一种“水滴石穿”的修炼。不必等待，不必积累，君子之道就在一切人的脚下。而且，就在当下。
——余秋雨《君子之道》
更重要的是,荣格指出,“集体人格”并不是形成于当人们的有生之年。最早的种子,可能在“神话”中就播下了。每个古老的民族都有很多“大神话”,后面还会引发出很多“小神话”,这就是荣格所说的“梦”。神话和梦,都会“原型”( archetype)、“原始意象( primordial images)的方式成为一个民族的“自画像”(self-portrait),反复出现在集体心理活动中。这一来,“集体人格”就具有了长期稳定的象征意义。照荣轻的一个漂亮说法,成了“有故乡的灵魂”。
——余秋雨《君子之道》
比如批评她们说话太夸张，过于频繁地使用 “like”（好像；嗯）和“literally”（字面上；确实；简直）这样的词，还批评她们过度道歉。他们大肆宣杨类似的针对女性声音的批评，声称这些都是“女性主义建议”（但其实是伪女性主义的），旨在帮助女性说话时听起来“更权威”，这样她们就能够“被更认真地对待”。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批评根本没有任何客观的、符合逻辑的道理，他们的出发点仅仅是女人说话听起来不像中年白人男性。他们实际上在迫使女性处于一种自我质疑的状态，好让她们闭嘴。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很多语言中都会有一个短语来形容一个人（通常是一个男人）在街上对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通常是一个女人或具有姓外表的人）大声进行性评论的行为，因为几乎能在每个国家找到这种街头言语性骚扰行为。尽管很多街头流氓(catcaller)声称他们这是在夸赞别人(“宝贝儿你这是去哪儿啊?”“肏，看那尼股!”），但社会科学家和遭遇街头流氓的人都能看出这才不是他们的真正意图。当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会因为别人觉得我性感而激动，不管我穿着什么衣服，从迷你裙和高跟鞋到药妆超市里随手买的万圣节睡衣套装，我总会在街头被这样“搭讪”。我那身万圣节睡衣上写着“Boo!”（嘘声），然后街头有个人就“嘘”了我，还向我求婚。那个男人并不是真想和我结婚，也并不是想让我觉得我自己很棒，他只是希望我听到他的声音，让我明白他能控制我，至少在那几秒钟能控制我。因为街头强扰本质上与性无关，它只关乎权力。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所有这些语法批评家一从单数“they”的反对者，到推特上的语法老师，再到法国的法兰西学术院一有一些共同之处，即无论他们的政治信仰是什么，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去纠正言语或阻止言语的改变。大多数人也是如此。每当语言改变时，像生活中发生任何变化时，人们都会不禁感到有点坐立难安。这是因为语言的变化往往是更大的社会变化的标志，而大变化会让人们焦虑。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在什么时代，40岁以上的人总是讨厌青少年俚语，因为它代表着新一代的崛起和对世界的接管。我妈妈的一个朋友，一个快60岁的男人，最近告诉我他“讨厌”今天流行的很多俚语，比如“shade”（冒犯）、“lit”（炫酷）、“G.0.A.T.”（史上最佳)，因为“它们对改善英语没有任何帮助”。有趣的是，我可以保证40年前他的父母也对他说过同样的话，批评他们瞎用什么“cool”（酷）、“bummer”（烦人）、“freaking out”（吓死了），可是这些短语现在都已经被广泛接受，在英语术语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谁还记得它们一开始都是恼人的青少年俚语呢?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对于那些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快点习惯使用单数代词“they”的人，拉尔·齐曼给了一个非常好用的建议：把代词当作别人的名字一样使用。你不可能看一眼就猜出一个人的名字，你得问才能知道，如果这个人告诉你自已姓甚名谁之后，你争论说对方不该叫这个名字，那就太奇怪，也太粗鲁无礼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可能不好记或者不好发音，但是我们都应该努力记住并说对别人的名字，这是起码的礼貌。一比如这样说就非常无礼：“什么？你的名字是克里斯安瑟默姆？不行，太长了我记不住，我就叫你鲍勃吧。”所以坚持用别人并不认可的代词称呼伊，一样十分无礼。人们当然也可以随时更改他们的名字一如果我们偶尔说错新名字，那也没关系，但其他人最后都要接受并使用这个新名字，否则就会显得奇怪而无礼。我相信20年以后，向别人同时介绍自己的名字和首选代词将会成为常态。“你好，我叫阿曼达，代词she/her。你呢？”“我叫萨姆，代词they/them。很高兴认识你。”这真有那么难以理解吗？ 对一些人来说，这还真有那么难以理解。但是那些完全拒绝学习新代词的人不该把语法作为辩护理由，因为语言学者知道语法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果你不认可非二元性别身份，也不觉得自己需要认同非二元性别，那么你无论如何都有可能找到一个理由拒绝使用去性别化的语言。拉尔·齐曼说：“这是一种预设结论，然后反推论据的行为。”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他的伴侣使用单数代词“they/them”，而伊的母亲无法接受，于是伊和母亲之间总是发生冲突。“伊的妈妈总是说：‘因为对我来说hey是复数。如果你用ze就好接受多了。’所以，最终我的伴侣只能说：“好吧，如果这对你来说真的更容易楼受的话。那就用ze吧。’但这并没有提高她的用词准确性。”这些语言的结构变化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这不仅仅是性别代词的问题，比起非二元性别身份和单数代词“...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部分原因可能是，包括上述单词在内的很多词从理论上说已经去性别化了，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经“女性化”改造后的词。许多女性喜剧演员说，她们讨厌被人们称呼为“comediennes”（女喜剧演员）。“我不喜欢人们这样叫我，”《大城小妞》的主演伊拉纳·格雷泽2016年告诉Ell杂志，“人们会专门说‘doctresses'（女医生）吗？”赵牡丹t对此表示赞同：“我更喜欢被叫作脱口秀演员，不加‘女’。” 心理语言学研究表明，在英语中，过于“女孩化”的后缀，如“-ete”和“-ess”，实际上具有明确的负面或贬低的含义。毕竟，“-ette”最开始并不是一个女性词缀，而是用来指代小尺寸或者低价值的东西，例如“kitchenette'”（小厨房）、“cigarette"（香烟）。像“actress'”和“waitress'”（女服务员）这样的词仍然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但过去这种加女性后缀的名词数量更多：“neighboress'”（女邻居），“singeress”（女歌手人“servantess”"（女仆，女侍者)、“spousess”（女配偶）、“friendess”（女性朋友）、"farmeress”（女农民），甚至的确有“doctoress”，这些都是中世纪英语中真实存在的词，但后来逐渐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有很多女性反对使用这些女性化的后缀，但也有人喜欢它们。就像有的女性非常希望自己的性别在“女作家”或“女科学家”等称呼中被突出一样，也有女性喜欢并认同性别倾向明显的“女孩化的”语法结构。不久前，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聊过，意大利语对雄性大象和雌性大象进行了区分——“elefante”是“雄性大象”，“elefantessa”是“雌性大象”——尽管我收到的评论中有一半表示这样很奇怪也毫无道理，但我也收到了一些女性的留言，她们认为“-essa”后缀具有迷人的女性气质，丝毫没...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莱德克和德威特这样的角色形象助长了一种刻板印象，即受过教育、外形精致的人就是同性恋者，而同性恋者就是邪恶的人。这种观念影响深远，以至于许多迪士尼电影中的反派都被描绘成装腔作势的同性恋者：想想胡克船长和贾方，他们戴着华丽的帽子，举手投足都是贵族的姿态，更不用说深海女巫乌苏拉了，众所周知，她的形象设计受到了著名变装皇后迪万（Divine）的启发。就连迪士尼动画里的反派动物角色，比如谢利·可汗、刀疤t，以及《妙妙探》（The Great Mouse Detective）里的瑞根教授，都被描绘成扭捏作态的同性恋者形象，被赋予同样含糊的英国口音、夸张的辞藻和对愚蠢工人阶级的蔑视（“我周围都是白痴”是刀疤的著名台词之一）。 在这些角色的推波助澜下，一种腔调柔软、言辞博学华丽的语言风格成了男同性恋群体的象征，也是男同性恋群体成员可以相互学习和传授的东西。这可以算作一种方言，只要情况需要，人们就可以随意使用。这样的现象被称为“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撇开性取向不谈，实际上几乎所有讲英语的人都会这么做。我们大多数人会说不止一种英语方言，这些方言可能是我们从自己的种族社区、我们成长的地理区域或我们迁移到的新地区学到的（想象一个住在洛杉矶的土生土长的得克萨斯人，他在加利福尼亚人周围说标准英语，但一到其他得克萨斯人身边就会变成他们家乡的口音）。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我们都会根据谈话的语境来调整自己的语言。这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与谈话对象建立联系。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这并不是说，男人在着手解决整个问题的时候，女人都去坐嘉年华大邮轮，从阴道形状的鸭嘴杯里咂咂地喝着椰林飘香鸡尾酒，什么都不用操心，坐等母系革命胜利就行了。尽管这听上去十分令人振奋，但现实地说，我们也必须在这一过程中自己站出来抗争。当受到委屈和被误解时要大声疾呼，要相信彼此，要主动申请有权势的职位，要多聘用女性。罗宾·拉科夫在1992年写道：“假如我们自己顺从地不发出声音，那么人们就不会感到恐惧或羞愧，从而会失去任何做出改变的动力。” 取得话语权、得到人们的倾听和尊重这一过程着实不易，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令人沮丧。毕竞语言非常有趣，而且除了不允许在电影院大喊“着火了”之外，很少有法律会管控我们可以说什么。对那些喜欢用并非人人觉得“合适”的方式说话的人来说，这尤其是个好消息。而在我看来，采用某些人认为“不合适”的说话方式和词汇，是你在语言方面可以做的最女性主义的事情。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3%这个数字非常有趣，尤其是考虑到大多数被指控性骚扰的男性都说他们只是为了表达欣赏赞美。“我没那个意思”“我是在夸你啊”“我们只是普通人，就是想跟你打个招呼而已”，这些是语言学家从街头骚扰者那里收集到的一些回答。撇开统计数据不谈，这些强词夺理的说辞最大的逻辑漏洞是，对从身边经过的陌生人吹流氓哨，主动评价他们的穿着或行为举止，对大众一般不会关注的特殊身体部位发表性评论，这一系列行为完全不符合专家们观察到的任何一种称赞行为的标准。一2008年的一项研究通过观察分析这类行为得出了最中肯的结论，即男性对女性的称赞大多与外表无关，而是为了在向女性提出可能有损面子的要求或批评时缓和语气，而且总是发生在彼此认识的人之间，例如：“凯特，你知道你是我的最爱，但你能不能明天尽量准时出现？”2009年，语言学家内莎·沃尔夫森（Nessa Wolfson）和琼·马内斯（Joan Manes）在一篇名为《称赞作为一种社交策略》（“The compliment as a social strategy'”）的论文中表示，无论其直接功能是什么，“称赞都有一种潜在的社交功能，可以创造或加强称赞者和被称赞者之间的团结”。如果有一个不熟悉人类社会互动模式的外星人，我们要用一种善意的方式与其建立联系，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微笑”是个不错的办法，而“让我拍拍你的美臀”绝对不合适。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堵嘴噤声永远是一种政治策略，”罗宾·拉科夫在 1992年的论文中写道，“失去了声音就意味着失去对事情的‘发言权’，失去讲述自己遭遇和经历的‘发言权’，失去能代表自己的一切……不论是在被剩夺者眼中，还是在其他人眼中，被剥夺话语就等于被剥夺了人性。”当一个人的人性被剥夺时，平等对待他们的义务也同时被取消了。“因此，以任何形式让女人噤声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让男人更享受交谈，”拉科夫说，“它是制造、强化政治不平等，并使其看似合理且不可避免的基本工具。”令人充满希望的事实是，不平等实际上不是在所难免的。要纠正这个错误，我们需要做的是说服那些目前霸占着麦克风的人——也就是垄断社会和政治控制权的人——听从幼儿园老师当初给我们的教导：轮流来，让别人也有机会拿麦克风。另外需要做的是，让那些一直以为自己不配获得麦克风的人有机会直接拿到它。但棘手的是，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为什么这些语言支配行为会以这种方式发生——我们必须理解街头言语骚扰、打断女人发言，和其他形式的基于性别的语言骚扰的社会功能——否则以上种种都是空谈。理解上述行为将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现有的处理话语权力行为的策略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太好，然后我们怎样可以做得更好。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不停地打断女性发言也是一种类似的控制策略。许多研究表明，女性在工作和社交场合比男性更容易被打断(1975 年的一项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的调查发现，记录在案的男女对话中.几乎98%的打断都是男性造成的)。更糟糕的是，男人还有完全不做回应的行为。罗宾·拉科夫曾指出，打断别人发言所传达的食义是说语人在此没有发言权，或者他们说的话不重要，但是%全不间应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受害者发言的存在。这就像是在说，女人根本不可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所以对听者来说，女人的发言前能只是一阵噪声有点大的风，根本不值得回应。记得有一次.我向一群富有创造力的高层人物推销一个项目，他们的老板是个60多岁的英国人，他在整个会议中一句话也没说，当我发言结束时，他立刻开始和同事继续谈论我来之前他们在聊的话题。仿佛我刚刚45分钟的讲话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男人还有一种行为是，当一个女人指出他们的不妥行为冒犯了自己时，他们会反驳并否认女人的指控。男人经常随意地用语言来支配女人并不是什么新闻。我们很难忘记，不久以前女人甚至在法律或政治意义上还不被认为是“人”（美国女性直到 19世纪末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财产，半个世纪后才拥有投票权，而这还仅限于白人女性）。尽管女性在商界和政界的优秀代表越来越多，但整体而言，女性的境况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好转。相反，事实往往是，随着女性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控制权，男性借助话语凸显权力的行为也在相应增多。因为男人们早已习惯了自己作为全人类的代言人，这真要感谢几千年来的“传统”；所以当女人开始进人他们的领地时，男人们觉得必须做些什么来巩固自己合法享有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街头言语骚扰、打断女人发言、无视女人并说她疯了，以及其他的噤声手段，都是在回应女人对他们权威的渐进挑战，都是让女人的想法和言论变得无关紧要的方式，都是阻止女人夺回权力的诡计。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该研究中更常见的现象是，研究对象会反其道而行之，用男性性征俚语来指代通常被视为女性性征的身体部位，用女性体征俚语指代男性体征部位。在亚马逊电视剧《我爱迪克》（1LoeD沁k）的第一季中，一个名叫托比的女性角色为一个名叫德文的双性人角色口交，德文有一个会被医生称为“阴道”的部位，但托比进行口交时把德文的阴部叫作“cock”。YouTube跨性别主亚斯・伯蒂（Alex Bertie），把两腿之间的部位称为“dick”，尽管他还没做过手术。 对跨性别者来说，用俚语认同自己的生殖器是一种惯用方法。齐曼说：“现在的很多跨性别者认为男性身体属于任何一个自我性别认同是男性的人。”女性身体亦如此。在某些案例中，跨性别者也会把不同单词混合起来创造新的单词一“boycunt'”（男孩屄入“manpussy'”（男人戾）和“dicklit'”（鸡巴阴蒂）就是齐曼接触到的其中几个词。齐曼说，使用这些词语是一种“收复身体部位并重新定义”的行为。“这是对身体部位进行重构的一部分，这些身体部位经常是不适感、不安感和自我排斥感的源头。这样做是将这些部位以新的方式与情爱关联起来…跨性别者无须真正消除与自我性别认同不符的身体特征。” 由此可知，如果一个人觉得“vagina'”、“box”、“snatch'”（捕捉器）“boning'”、“screwing”这些说法不能准确地描述自己的身体或性别，同时让自己感到不适的话，他们当然可以把现有的性爱词汇扔出窗外，然后想出一套全新的表达方式。2015年，我问过我的一群顺性别女性朋友，如果她们可以给自己的身体部位重新命名，她们会起什么新名称。她们的回答有的蠢萌、有的骚气，比如“galaxy”（银河，星系).“pooka”（妖怪）、“freya”（弗蕾亚)、“V”、“vashina”("vagina”的变体)和“peach”。我听到过的另一个女性发明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乔纳森·格林（Jonathon Green）领导了一组研究人员，他们的研究无疑是有史以来最“NSFW”的语言项目之一。格林是一位英国俚语词典编纂者，他仔细梳理了数千本13世纪以来的书籍、报纸、剧本、词典和其他书面文件，整理出了有史以来内容最全面、涉及面最广泛的生殖器词汇目录之一。该目录完成于2013年，共包含2600个词语，有现代的也有古代的，词义全都指阴茎、阴道、睾丸或人类下体的其他部位。作为对比，这部目录中的词条比第一部英语词典中的总词条量还要多。 关于生殖器的别称有2600个，真是太多了，你能想象给你的胳膊肘取这么多绰号吗？但在英语俚语的历史中，与生殖器有关的词汇一直是最灵活多变的词类之一。考虑到这些身体部位附带的禁忌属性，我们为它们想出这么多绰号、隐喻和委婉语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大概率在格林发现并总结这些词汇很久之前，人们就已经在这样做了。甚至我们小时候学的第一个关于“隐私部位”的词也是一种委婉的理语形式：“pee pee”（尿尿）、“hoo hoo”（呼呼）、“thingy”（那东西），等等。使用委婉别称无论是出于羞愧、幽默，还是为了显得性感，抑或是三者兼而有之，总之我们似乎无法坚持使用阴基和阴道的本名“penis”和“vagina”。格林收集这些数据并不仅仅是为了好玩，他是在寻找规律。他发现的最显著的一点或许是，不管时间如何变换推移，生殖器词汇所反映出的主题都那么一致，那么令人不安。正如格林在他的研究发表后不久告诉记者的那样：“阴茎通常被形容为某种武器，阴道被形容为某种狭窄的通道，性行为被描述为某种‘男人打女人’的方式。”这些恼人的比喻能存在如此之久绝非偶然。专门研究英语“下流话”的语言学家认为，如果你想了解我们文化中对性的主流态度——即“性行为是插入式的”，“性行为结束的标志是男人完成射精”，“男人是好色的追求者，而女人是温顺的、无性欲的性对...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科茨说，这些策略性的短语“说明女性会在谈话中敏锐地做出最小反应…这是一种成就，体现了谈话参与者在预测谈话如何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非裔美国人语言学者索尼娅·莱恩哈特曾告诉我，说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许多黑人社区中流行的一种系统化的方言——的女性尤其擅长做出最小反应。“你坐在一群黑人女性中间时，会发现她们的对话中有很多闲谈，很多的‘mm-hmm’、‘girl, you're right’（姐们儿，你说得对)，”她说，“黑人女性之间的谈话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建立共识和团结。”女性在谈话中用来建立联系的另一种策略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提问，这也被误解为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按照拉科夫和大多数讲英语的人的标准，如果一个女人问“太多”问题—其中包括具有陈述功能的问题，例如“现在该去吃晚饭了吧?”，以及句尾附加问句’，例如“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那是因为她胆小怯懦。但珍妮弗·科茨的研究表明，在女性专属空间里，提问——包括陈述式问题和句尾附加问句——是非常方便的增进合作的手段，由提问可以引人新话题、确认其他说话者的观点，或者开始一段叙述。具体操作例如：一群女性朋友就一个话题——比如她们去过的音乐会——开始谈论她们的不同经历，她们可能都在分享自己曾见过某音乐人的故事，这时一个人问另一个人：“嘿，姐们儿，你去年不是见过蕾哈娜吗?”或者：“你去看的那场带有狂舞区的精彩演出叫什么?”科茨发现，当男性互相提问时——他们和女性一样频繁地这样做，但他们从来没有因此被指责缺乏安全感——他们通常是在询问信息和寻求答案，但就女性来说，提问具有不同的作用。女性提问的用意是欢迎每一位参与者加入对话，并保持整体对话的顺畅进行。全女性对话之所以具有精妙的水平结构，是因为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将自己定位为当前话题的主导者，而且她们提出的问题都要符合这一要求。“女性不提出寻求信息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她们...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记者安，弗里德曼（Ann Friedman）与她最好的月及、企业家阿米纳托·索乌（Aminatou Sow）共同主持过一档播客节目《给你的女朋友打电话》（Call Your Girlfriend）。后来她写文详尽讲述自己收到了大量的仇根邮件，批评她在节目中使用了过多的模糊限制语。“像用指甲划黑板”是iTunes。上的评论者用来谴责她们的描述之一。2015年，弗里德曼在The Cut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为自己的语言习惯辩护，这篇文章触及了语言学家对模糊限制语的核心理解，但批评弗里德曼的那些人似乎忽略了这一点：“语言表达并不总是必须用最精练简洁的方式亮出观点或传达信息。语言表达往往也是为了建立联系，是为了让你自己被人理解，同时试着理解别人。” 女性高超的交际技巧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不仅限于使用模糊限制语这一个方面。另一个被忽视的技巧被语言学家称作“最小反应”（minimal responses），指的是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听者所说的诸如“yeah”（是的、入“right”（对）、“mm-hmm”（嗯嗯）等小短语，来表示科茨所说的“积极的倾听”。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语言学家所谓的模棱两可，指的是人们讲话时对填充短语（filler phrases）的使用，例如，“ust”（就，只是人"you know”（你知道）“well”（嗯，好“so”（哪么；所以；嗯人“I mean"”（我是说）以及“I feel like”（我觉得）等。这些短小的口头禅备受争议，最早正式谴责它们的现代语言专家之一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罗宾·拉科夫。早在20世纪70年代，拉科夫就指出使用模糊限制语是犹豫和缺乏自信的表现。她认为，正如社会训导女人怀疑自己身体的吸引力，“长久以来，这种文化氛围中的女人要通过表现出对自己话语正确性的不确定，才能获得安全感”。拉科夫说，女性相信，自己说话时犹豫不决才能被听者接受，因此她们会用“just”和“you know”这样恭顺的短语来削弱她们话语的说服力，例如："I just feel like maybe we should push the deadline to Friday，you know？”（“你知道，我只是感觉也许我们应该把截止时间延长到周五？”）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跟叶斯柏森一样，洛克的这个论断也完全没有数据支持。然而，有大量数据支持的事实是，闲聊八卦是一种有用的、目标驱动的行为。我们的语言学家德博拉·卡梅伦曾解释道，仔细分析就能发现，闲聊八卦能达到三个主要目标：（1）交换个人信息，让一个社交圈内的人相互熟悉；（2）使参与闲聊的人形成一个小团体，加深彼此之间的联结；（3）加强该团体对某些价值观或规范的认同和遵守。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茨和她的同事们仔细研究了许多不同的全女性群体和全男性群体的语言风格，也就是“性别语言”（genderlect）。他们研究了不同的年龄、种族、文化、性别和社会经济阶层，虽然这些因素千差万别，更不用提这些会话的语境有多少差异（从早午餐桌到会议室，会话当然不总是一样的），但有一个观察结果是不变的：男人的语言风格可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 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建立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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