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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语法性中的性别歧视能把人气死。 在有语法性的语言中，有很多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概念是无法按照规定标准用“语法正确”的方式进行交流的。例如在法语中，最受人尊敬的工作称谓都是阳性的，比如警官、医生、教授、工程师、政治家、律师、外科医生以及其他几十种工作称谓（而“护士”“看护人”“仆人”这些词恰好都是阴性的）。所以，如果你想用法语说“医生很勇敢”，但这位医生恰好是女性并且你想指出这一点，那你就倒霉了，这句话没法说对，因为从语法上讲，法语名词“le docteur”（医生）和形容词“courageux”（勇敢）都必须是阳性的。 法国女性主义者试图想出几个替代词，比如“la docteur”“la docteure”“la doctoresse”。但在法国有一个真实存在的语法警察，即一个叫作法兰西学术院（Academie Francaise）的官方语言委员会，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些词，也拒绝将它们收人词典。一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法兰西学术院目前的36名成员中只有4名是女性；也不知道为何其中有6名男性成员的名字都是“让”（Jean）。 在意大利语中，阳性名词“segretario”指的是受人尊敬的政要秘书职位，比如传统上由男人担任的国务卿，而阴性名词“segretaria”指的是收入较低的接待员，传统上由女人担任。今天，如果一名女性从政府部门的“segretaris。起步一步步晋升为政要秘书，她就必须把头衔的后缀改为阳性的。对她来说事业的上升就意味着她头衔的“男性化阳性化”。 这些语法性的指定究竟能对人们看待现实世界的方式产生多大影响？有研究证明，其影响是巨大的。1962年，学者们进行了一项实验，向讲意大利语的人展示了一系列编造的莫名其妙的名词，这些名词有的以o结尾，有的以a结尾一在意大利语中，通常o是阳性后缀，a是阴性后缀。这些人被要求想象...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想想那些针对女性声音的监管行为——批评她们的语调、她们的句法、她们的用词——与社会监管女性外貌的行为逻辑是何等相似。针对女性的杂志文章和广告不但告诉她们必须变得更漂亮，也告诉她们需要改变说话方式。我曾听过这样一种讽刺的说法：让女人包包不离手、高跟鞋不离脚，这样就能使她们行动不便。虽然我并不真的认可这种观点，但我认为你可以将这种逻辑与对女性语音和用词的批评进行比较一后者把人们的关注点从女性话语的实质内容转移到无关紧要的语言习惯上，同时给女性制造焦虑，使她们过度关注听者的感受。担心自己使用气泡音的次数过多、忧心自己是不是道歉过于频繁，不过是“担心额头是不是泛油光了”，或者“肥肉是不是从塑身裤挤出来了”等烦恼的语言对应物罢了。 女人应该停止使用话语标记语和气泡音，这样她们的话语听起来就会更“清晰”一一这种温和的建议不论本意多好，终究是毫无助益的。2016年，我得到了用来测试某个新款语音识别应用程序的促销码，该应用程序旨在帮助年轻人练习说话时不用任何填充短语，以便使他们听起来更加“权威”。这种冠冕堂皇的所谓“赋权”建议，与告诉一个女人穿裙摆较长的裙子会显得更像成功人士一样，都是居心不良。这是在女性所遭受的压迫的基础上对她们的进一步惩罚。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最没有帮助的建议之一就是，女性需要改变她们的说话方式，好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女人”一或者告诫酷儿需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异性恋，或者告诚有色人种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白人。不同群体当中各异的说话方式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孰优孰劣之分。人们对不同群体说话方式的差别对待只反映出一个潜在预设，即谁在社会文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 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那样：“训导年轻女性适应那些管控着律师事务所和工程公司的男人们的语言偏好一或者说，偏见一就是在为父权制工作。”这种做法本质上接受的观点是，出问题的是“女性化”的语言，而不是批...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无论你的性取向或性别表现是什么，一个人只要曾经是女性——出生时被指定或是自我认同为女性——都不可避免地要被迫遵守父权制度为女性设立的一系列言语标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性在谈话中用来创建联系的另一种策略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提问，这也被误解为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按照拉科夫和大多数讲英语的人的标准，如果一个女人问“太多”问题——其中包括具有陈述功能的问题，例如“现在该去吃晚饭了吧？”，以及句尾附加问句”，例如“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那是因为她胆小怯懦。但珍妮弗·科茨的研究表明，在女性专属空间里，提问——包括陈述式问题和句尾附加问句——是非常方便的增进合作的手段，由提问可以引入新话题、确认其他说话者的观点，或者开始一段叙述。具体操作例如：一群女性朋友就一个话题——比如她们去过的音乐会——开始谈论她们的不同经历，她们可能都在分享自己曾见过某音乐人的故事，这时一个人问另一个人：“嘿，姐们儿，你去年不是见过蕾哈娜吗？”或者：“你去看的那场带有狂舞区的精彩演出叫什么？”科茨发现，当男性互相提问时——他们和女性一样频繁地这样做，但他们从来没有因此被指责缺乏安全感——他们通常是在询问信息和寻求答案，但就女性来说，提问具有不同的作用。女性提问的用意是欢迎每一位参与者加入对话，并保持整体对话的顺畅进行。全女性对话之所以具有精妙的水平结构，是因为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将自己定位为当前话题的主导者，而且她们提出的问题都要符合这一要求。“女性不提出寻求信息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她们愿意相信说话者‘知道答案’，是一个内行。”科茨解释道，“在友好的交谈中，女性会避免把自己当作了解一切的专家，因此也会避免导致谈话失衡的言行。”女性的谈话也有独特的轮转结构，科茨把这种谈话风格比作即兴演奏会。“一场即兴演奏会的决定性特征，”她说，“是整个会话同时对所有参与者开放。”在这类会话中，你可能会听到几个人同时在说话，相互重复或者复述对方的话。谈话中的所有人都在共同构建交谈的意义，所以“每次只能一个人说话”的规则在这里不适用。“几个人同时说话并不会影响理解，”科茨解释说，“相反，这会促进...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造成这种困惑不是词典编纂者的错，他们的工作不是彻底解决最令人困惑的语言难题。相反，他们的工作是反映一个词的“一般用法”，也就是在某词典编纂期间，大多数讲英语的人如何使用和理解一个单词，即使其所指含煳不清或政治上不正确。然而，在涉及性别的问题上，词典的定义骨子里就带有政治色彩，并且能在立法层面产生实际影响。以2002年的一个案件为例，堪萨斯州最高法院宣布一名跨性别女性和她刚去世的丈夫的婚姻无效，并坚持根据词典定义声称：“在日常理解中，‘sex’‘male’‘female’这些词的定义并不包括变性人（transsexual）。”法院以此为依据，将这位失去丈夫的妻子裁定为参与（当时）非法同性婚姻的男性，并禁止她继承丈夫的财产。这类事件是一批抗议者疾呼求变的部分原因：2017年，他们在推特上请愿要求《柯林斯词典》更改对“woman”一词的定义，使其不局限于身体部位，从而更具有包容性。向一群书呆子、收入过低的词典编纂者表达抗议并不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最有效的方式，但是如果社会把词典的定义视为固定的、客观的事实，就犯了一个错误。词语的含义和文化信仰密切相关，它们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抗议《柯林斯词典》词条定义的人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一个女人是“female”，而“female”指的是有卵子和能生育的人，那么一个出生时就没有卵子，或者由于某种医疗原因而不得不摘除卵巢的女人，还是“女人”吗？那么可能同时拥有阴道和XY染色体，甚至是睾丸的间性人（intersex）“算不算是“女人”？2002年，法院裁定那个跨性别的寡妇不能被划归为“女人”，真的是公正的吗？因为他们的判决依据是词典上的一条定义，而词条定义只能反映当时普通民众的普遍认知，根本不是真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语料库数据还显示，“female”作为名词，几乎从来不用于褒义语境，你不会听到有人说：“My best friend is the kindest，most generous female I have ever met.”（我最好的朋友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慷慨的女性。）为什么在故意贬低女性的时候，说话者经常选择使用“female”这个词呢？卡梅伦推测，这可能是出于想攻击女性在生理结构上有缺陷的心理。这句话的意思是，“female”是一个用来描述动物躯体的科学术语，指的是一种生理性别，包括外生殖器、染色体、性腺和其他生殖器官这些性征。与此同时，“woman”是一个只用于描述人类的术语，指的是一种社会性别，这是一个由文化创造的、更复杂的概念，下文会试着解释一下。通过给一个人贴上“stupid，crazy female”的标签，就可以表示这个人的智力缺陷与她的外阴、XX染色体、子宫等有关联，仿佛她身体所属的生理性别类别导致了那些负面特征。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问题是“woman”和“female”语义辩论中最关键的方面之一。我们应该用“woman”这个词来描述社会性别（与文化和概念相关的东西）吗？应该用“female”来描述生理性别（与身体相关的东西）吗？为什么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是必须首先阐明区分的重要概念？此外，为什么我们现有的描述它们的词都那么模煳不清？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然，词语的收复再定义是一个道阻且长的缓慢过程，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旧词用在新语境中才会发生。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系统化的方法可以加速这个进程，行动主义”就是其中之一。看看“suffragette”这个词发生过什么变化吧：如今我们不再认为这个词是羞辱人的脏话，但它最初被发明的时候是“suffragist”（一个拉丁语派生词，表示意图扩大投票权范围的任何性别的人）一词的贬损版本，本意是对20世纪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者的贬低和诽谤：胆敢要求投票权的都是没人要的丑老太婆：。显而易见的是，女性解放运动还远远没有取得成功，目前从中获益的基本上只有富裕的白人女性，但从语言学意义上讲，这些女性做了一件很酷的事：“suffragette”这个词一经发明，她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抢了过来，把它放到海报上张贴出来，在街上大声喊着“suffragette”，还用它来命名她们的政治杂志，于是现在大多数讲英语的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它曾经是一个蔑称。最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活动家试图复制这种成功。比如一年一度的抗议强奸文化⁵的“艾波·罗斯荡妇游行”（Amber Rose Slu t Walk）.或者一年一度的女同性恋者骄傲月活动：女同游行（Dyke March）⁺。当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女同游行之前，女同性恋者群体就已经用“dyke”来形容自己了，但是1.5万名女性将“D-Y-K-E”骄傲地写在标语、运动衫和裸露的乳房上. 在街道上昂首游行的景象，无疑非常有助于这个词的词义发生演变。在互联网时代，模因（memes）——病毒式传播的网络符号——也推动了将一个词的所有权从施暴者转移到受压迫者手中的过程，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nasty woman”（恶毒女人）。在2016年的第三轮总统辩论中，全世界都听到唐纳德·特朗普称希拉里·克林顿是“nasty woman”。不到24小时，这个短语就迅速被制成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尽管“bitch”“ho”“dyke”“cunt”等词语仍然被用作骂人的脏话，但它们也已然演变成了女性群体内部的爱称，这往往也是一个词语经历收复再定义的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可以这么叫自己，但你不能”的规则会变得越来越宽松。还记得劳蕾尔·A.萨顿1992年的俚语研究吗？萨顿也发现，参与调研的许多年轻女性会称自己的朋友为“bitch”和“ho”，但并不是作为一种侮辱，而是为了表达喜爱和幽默。我的体验也是这样. 我自己就总是说“hey，hos”（嘿，婊子们）、“love you，bitch”（爱你哟，贱人）之类的话。这类收复再定义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非裔美国女性，是她们改造了“bitch”和“ho”。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AAVE）⁺为美国年轻人提供了丰富的俚语来源。它创造了许多宝贵的俚语. 如最新的“squad”（小队）、“fleek”（正点）和“woke”（对歧视敏感），以及古早的“bling- bling”（闪亮，光彩照人）、用“bad”（坏）表示“好”，以及短语“24-7”（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得克萨斯大学的语言学家索尼娅·莱恩哈特（Sonja Lanehart）曾经告诉我，当她第一次听到一个白人新闻主播在电视上使用“24-7”这个短语时，她差点把饮料吐出来。一些女性使用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的特定方式，对于性别侮辱类俚语的重新定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使用者都是语言游戏大师，特别擅长“signifyin’”，也就是用言语幽默地把对方撂倒的辱骂艺术。多年来，这项精妙的技能已经在黑人群体之外流行开来。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实际上，语言学家已经确认，大部分针对男性的侮辱都来自对女性气质的描述，要么影射女人本身，要么影射男人身上的（刻板印象式的）女性化特质：“wimp”（软弱窝囊废）、“candy- ass”（胆小鬼）、“motherfucker”（杂种）。甚至“woman”（女人）这个词本身就有嘲笑效果，我就常听人说：“Dude，don't be such a woman.”（哥们儿，别跟个女人似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另一种更为复杂的理论认为，女性的会话风格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应对策略，能反映出她们在我们的文化中的地位。这个观点受到珍妮特·霍姆斯的启发，她认为我们的社会要求女性成为情感劳动者，也就是成为可以伏在上面哭泣的肩膀并承担同情他人的任务。所以当女人们聚在一起，以水平的方式相互交谈时，基本上你就会看到她们非常出色地同时完成着上述社会期待，并且享受着情感回馈。我想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感受过另一个女人的真挚共情和支持的女人都知道，这个过程让人非常有满足感。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以心脏病为例，它是2015年美国女性的头号死亡原因，比癌症致死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心脏病致死人数中有超过一半是女性，而男性患者却更有可能被诊断出来。为什么？这是由于医学教科书和论文大多不把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包括在内，而女性患有心脏病时的症状通常与男性患者不同，比如女性患者会感到恶心和颈部不适，而男患者感到的是胸痛。这导致许多医生根本不知道如何识别、诊治女性心脏病患者。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一个词的再定义不必完全“去贬义”。收复一个词并将其重新定义的道路向来不那么顺畅。“queer”和“dyke”仍然会被用作辱骂同性恋者的脏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收复再定义”结果是失败的。语义的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相反，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的一个意思会慢慢地与另一个意思重合，然后完全盖过后者。只要一个词的正面含义稳定地趋于普遍、变得更主流，到下一代开始学习这门语言的时候，他们就会首先掌握这些新赋予的含义。 当然，词语的收复再定义是一个道阻且长的缓慢过程，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旧词用在新语境中才会发生。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系统化的方法可以加速这个进程，行动主义就是其中之一。看看“suffragette”这个词发生过什么变化吧：如今我们不再认为这个词是羞辱人的脏话，但它最初被发明的时候是“suffragist”（一个拉丁语派生词，表示意图扩大投票权范围的任何性别的人）一词的贬损版本，本意是对20世纪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者的贬低和诽谤：胆敢要求投票权的都是没人要的丑老太婆。显而易见的是，女性解放运动还远远没有取得成功，目前从中获益的基本上只有富裕的白人女性，但从语言学意义上讲，这些女性做了一件很酷的事：“suffragette”这个词一经发明，她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抢了过来，把它放到海报上张贴出来，在街上大声喊着“suffragette”，还用它来命名她们的政治杂志，于是现在大多数讲英语的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它曾经是一个蔑称。 最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活动家试图复制这种成功。比如一年一度的抗议强奸文化的“艾波·罗斯荡妇游行”（Amber Rose Slut Walk），或者一年一度的女同性恋者骄傲月活动：女同游行（Dyke March）。当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女同游行之前，女同性恋者群体就已经用“dyke”来形容自己了，但是1.5万名女性将“D...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penetration（插入）这个词是如何暗示并强化“性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以男性为主体的”，性被定义为男人对女人所做的事。如果在任何特定的性场景中，语言都把女人定性为主导者（主体），这是否意味着女性的性高潮会取代男性的性高潮，成为性生活公认的终极目标？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音系学入门课上我最喜欢的关于脏话的个事实是：脏话是唯一可以用作中缀的英语单词类型。中缀是插入单词中间的语法意义单位，类似于出现在单词开头的前缀，如“unusual” （不寻常）中的“un”或出现在单词末尾的后缀，如“grateful”“感激）中的“ful”。很多语言会频繁使用中缀，但英语中只有两个中缀：“fucking”和“damn”。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讲英语的人往往会遵循一套明确的模式，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拒绝事物，这其中并不包含大声说“不”。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豫+使用模煳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意大利语中，阳性名词“segretario” 指的是受人尊敬的政要秘书职位，比如传统上由男人担任的国务卿，而阴性名词“segretaria”指的是收入较低的接待员，传统上由女人担任。今天，如果一名女性从政府部门的“segretaria'”起步，一步步晋升为政要秘书，她就必须把头衔的后缀改为阳性的。对她来说，事业的上升就意味着她头衔的“男性化/阳性化”。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德国语法学家雅各布·格林（JakobGrimm）将语法性的指定视为生理性别的直接延伸，他认为这一概念对理解世界是非常必要的。“他说语法性的概念是‘自然’秩序在每一个物体上的延伸，”罗曼解释道，“在格林看来，用阳性名词命名的东西出现得更早、形体更大、更坚固、速度更快、更刚硬、更活跃积极、更灵活敏捷、更有创造力；而那些阴性名词命名的东西则出现得更晚、形体更小、更柔和、更安静、更隐忍/被动、更愿意倾听和接受。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罗曼在牛津大学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理论：在世界各地的语言中，语法性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人类性别的认知之间，存在着一些毋庸置疑的“渗透”。罗曼的主要观点是，在有阴阳性名词分类的语言一一从西班牙语到梵语中，一个词的性很有可能，有时甚至是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说话人对这个词的理解中去。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计算语言学家和语言专栏作家陆弛（ChiLuu，音译）曾经指出，辱骂是为了指责一个人的言行不符合说话人的标准，其最终目的是规训受辱者的行为以使之符合说话者对该群体的期望形象。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你将某些特定的性别相关词语对照审视，就能发现针对女性的语义贬损化趋势。比如“sir”（先生）和Madam （女士），300年前这两个词都是比较正式礼貌的称呼。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madam”变成了描述自负傲慢或性早熟的女孩的词，后来又用来指代秘密情妇或妓女，最终成了妓院老鸨的代称。与此同“sir”的含义从未发生变化。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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