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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并非出于政治正确或害怕冒犯他人。恰恰相反，这是对既定规则的反叛。拒绝使用“slut”和“pussy这样的词辱骂别人，你就是在拒绝针对女性性欲和男性气概的不平等标准，就是在抗议社会对女性性独立的谴责，男性借此是在拒绝成为粗暴的男权沙文主义者。只要反抗的人足够多，那么每个人都会是赢家，因为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也是一个总体上更放松、更富有同情心、更少人会被冒犯的社会。如果我们学习酷儿和女同的做法，把侮辱我们的词收复回来并进行重新定义，那么“冒犯”这个词本身就会被废弃淘汰。提高我们对性别侮辱的意识，可以让我们在描述别人的外表和行为时更慎重、更包容，从而表达得更准确。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假如你发现你的确需要用到脏话来解决性别问题和性别歧视问题，可以试试想一些中性的词来表达，比如别用“cunt”骂女人，也别用“motherfucker”骂男人。更具体和有效的办法是，骂人只针对一个人的不妥行为，而不是针对其性别。比如说，任何性别的人做了什么恶心阴险的事情，我们可以骂他们“sitfilled，two-faced sneak”（满嘴喷粪、两面三刀的告密者），或者“goddamn villainous crook”（天杀的恶棍无赖），这样更有创意、更尖刻，而且直击要害一别再说没创意的“bitch”和“dick”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街头采访的这几天，我一直相信人们是想要变得更好的，相信所谓街头骚扰的出发点一定是好的.相信男人真的只是想找乐子和夸赞别人。但是现在我的信念崩塌了，因为当我告诉人们街头骚扰让我们多么愤怒、多么难过，当我告诉人们性暴力的统计数据时，男人们的反应并不是‘我觉得这些很重要,我不应该再这么做了‘，而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男性用这些方式说话时，人们似乎毫不在意，甚至都注意不到。只有当它们从女性嘴里冒出来，才会让人大惊小怪、烦躁厌恶。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化对气泡音、句尾升调和“1ike”的排斥实际上与这些言语特征本身无关，人们排斥的是最失把它们用在现代英语中的女性罢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然而，无论我们最终做了多少研究，汇编了多少语料库，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女性最纯粹的谈话是什么样子的。即使在女性感觉最放松的时候，社会期待仍然盘旋在她们的头顶上，导致她们总是下意识地检查自己和其他女性的说话方式是否过于“后台”。科茨回忆起她录音中的一个例子，一个十几岁的女孩透露说，她幻想她班上的一个男孩“把发胶涂在他的阴毛上，然后杭毛”，此时她的一个朋友以不赞成的口气惊呼道：“劳拉！”不论谈话对象是谁，女性总有保持“正常”和“友善 ”的压力，这也是一直阴魂不散的桎格。“我们当中设有任何一个人能彻底摆脱保持某种前台姿态的需要。”科茨说。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这个故事与路易丝·0。沃什瓦里的理论是吻合的，即生活在贫穷地区或群体中的年轻女性，以及年轻的移民女性，更有可能需要借助语言来实现社会流动。这是为什么？一般来说，男性更容易获得蓝领工作，而且蓝领工作的薪水比许多工人阶级女性的工资要高。“从历史上看，在煤矿地区，一个矿工一周赚的钱比他当服务员的女朋友一个月赚的钱还多。”沃什瓦里解释道。理论上来说，女性是可以找到一份煤矿工作的，很多人也的确找到了，但这份工作很残酷，社会环境对女矿工也不友好。因此，如果一个女性想以社会文化可以接受的方式赚更多的钱，她就必须从事所谓的“粉领”工作，比如当接待员或银行出纳员。而这类工作需要新的语言技能，比如学习一种更“受尊敬”的方言或者一门全新的语言。沃什瓦里回忆说：“在西班牙有一项研究表明，女性学习加泰罗尼亚语以便出去找一份秘书工作，而男性会因为她们会说两种语言而取笑她们。”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看不起女性使用语言的方式，就像奥托·叶斯柏森和鲍勃·加菲尔德一样，他们经常认为女性的交流方式愚蠢而恼人。但是研究性别和外语的观察者注意到，男性和女性说话的方式之所以会产生显著差异，通常是因为女性被禁止使用某些词语、语音或文字系统，因此被迫进行创新。例如，在非洲南部班图语系的一些语言中有一项严格的规定，禁止已婚妇女说她们公公的名字，也不允许说任何听起来与之类似的或有相同词根的词，因此班图妇女经常通过借用其他当地语言的同义词来绕过这一规则。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这就是吸气辅音（clickcomsomants）进入班图语的原因一女人们从西非的科伊桑语中借用了它们，最终使其进人了广泛使用的主流班图语。类似的数事也发生在中国，有一种叫“女书”的字体，通常被认为是与标准汉字迥异的文字系统。但实际上，女书只是一种非常规的、更语音化的书写汉语的方式，这是当地女性在不被允许学习读写的时代自己创造并发展起来的。 ...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性为何会以这种方式推进语言演化，我们尚且无从得知。一种假设认为，这是因为女性在现代社会中被赋予了更多畅所铁言、展现才华的自由。对网络俚语的研究表明，女性使用的网络语言更具表现力，比如有创意的标点符号、措述性强的活题标签、表情符号，以及OMG和AF等有趣的缩写“。另-种理论认为，原因在于女性更善于社交，因此更容易捕捉到微妙的语言线索。但在我看来，最令人信服的理论是，年轻女性能推进语言的创新是因为她们把语言视为一种维护自己权利的工具，而在现有的文化环境中，除此以外她们并没有很多其他选择。 对于那些希望提升社会地位的女性来说，语言是一种赋权的资源，世世代代都是如此。例……但对于那些还有机会的人来说，语言是一种逃离现属群体、获得更好生活的途径。114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男性用这些方式说话时，人们似乎毫不在意，甚至都注意不到。只有当它们从女性嘴里冒出来，才会让人大惊小怪、烦躁厌恶。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化对气泡音、句尾升调和“1ik”的排斥实际上与这些言语特征本身无关，人们排斥的是最先把它们用在现代英语中的女性罢了。 几十年来，语言学家一致认为，年轻的都市女性往往是我们语言的创新者。就像韩国之于美容产品、硅谷之于应用程序一样，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女性创造着，抑或孕育着未来的语言趋势一尽管不是有意为之，也不是为了钱。利伯曼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发现世界上正切实发生着某种变化，那么轻人将会引领老年人适应变化，而女性的步伐往往可能比男性氨无半个世代。”一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语言学家还发现，最不愿意创新的语言使用者是那些不爱运动的、年长的乡村男性《nonmobile，older，rural males），正t好组成一个首字母缩写词："NORMs”（规范，准则；正常人）。 113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一万年前，当智人过着游牧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流浪时，男人和女人都有多个性伴侣，女性性行为被认为是完全正常和美好的。但当人类停止了迁徙，独立而性生活自由的女人才开始为男人所不齿，因为一旦拥有士地变得令人向往，人们就希望能够把土地传给自己的孩子，而男人为了明确知道谁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就必须让女人只忠诚于一个性伴侣。于是为了建立一种传承体系，社会变成了父权社会，任何女神式的性自由观念也就不复存在。伴随着女性性自由的终结，人们普遍开始对女性的性行为感到厌恶，把像“cunt”这样的词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一可能直到父权制消亡情况才会有所改变。 读到这些词的词义转贬过程不免让人有点心灰意冷，但通过观察研究其中的语义演变模式，可以看到在我们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有关性别标准的重要问题。当讲英语的人想侮辱一个女人时，他们会把她比作以下事物之一：食物（如“tart”），动物（如“bitch'”），或者性工作者（如“slut”）。这些正是劳蕾尔·A。萨顿在20世纪9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中注意到的主题。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用语言系统性地将女性贬低为可食用的东西、非人类的生物和性客体，这一切并非巧合。相反，这样做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期待、希望和恐惧的公开声明。028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你能想象如果我们用这类词来形容性，那生活将会多么不同吗？如果在任何特定的性场景中，语言都把女人定性为主导者（主体），这是否意味着女性的性高潮会取代男性的性高潮，成为性生活公认的终极目标？这类问题让我震惊。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他们让自己看起来更下流，只是为子拉近彼此的距离。 而这里有个更大的问题：他们说的话是真是假暂且不提但是他们闲聊时轻佻随意地交流性侵女性的经历——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是“好男人”——是在强化“侵犯女性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一错误想法。正如卡梅伦所言，“当你物化一类人，并将其非人化”——无论是女性还是少数族裔，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任何人——“虐待他们就会更容易，不会产生任何罪恶感”。对于这种通过兄弟情谊来建立权力，同时排斥兄弟情谊之外的人并将其非人化的社会结构，学者们找到了一个精准的词来形容，即“兄弟权制”（frariarchy）。许多人认为这个词可以更准确地描述我们的后封建的社会文化结构，这种结构不是由父家长统治的，而是由男性之间建立的兄弟网络统治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英语中，我们不断想出新的名称来描述性别光谱中的不同部分。我们正身处这样的文化时刻：齐曼所说的“自我定义”正驱动并影响着我们看待性别和整个人类社会的方式。多亏了互联网、个人品牌和其他关于个人主义的现代观念，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谁，而且可以在一生中不断调整这些定义。我们毕竟不是环节动物，也不是类人猿；我们是有着复杂思想和经历、不断演化着的人类。我们身份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几乎都不能用死板僵化的术语来定义，包括社会性别。不论你的身体、言行习惯、穿衣风格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女人，那么你就是自我认同为“女人”的人。“这实际上抛弃了传统偏见，即女人把自己看作女人，因为她们小时候都喜欢玩洋娃娃；男人把自己看作男人，因为他们都喜欢体育运动。”齐曼说。这些外在特质不再是能定义我们性别的要素。“与此相反，”他说、“你的性别认同只与非常个人化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我是谁'的直觉感受紧密想关。”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将女人的性别贴在她们的成就之前，对此最严历的批评可能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罗宾·拉科夫。拉科夫常常被认为是性别和语言研究的莫基人，她在1975年写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名为《语言与女性地位》，这本书引发了关于语言在创造性别刻板印象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激烈辩论。拉科夫曾经告诉《纽约时报），称呼“女科学家”“女校长”“女总统”“女医生”是在暗示女人做这些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正常的”。这些性别限定词代表着女人拥有受人尊敬的职业只是例外，而这种潜在信息很可能渗透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过程。拉科夫还说：“每次我们说‘女总统'，都是在强化只有男人才能担任三军统帅、成为美国的等征一毕竟美国的绰号是山姆大叔，而不是萨曼莎阿姨这一观点。而这会导致人们更难想象总统是一位女性的情形，也因此更不会投票支持女性竞选总统。”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这个项目必须在明天下午三点之前完成。谢谢。”（“冷酷婊子”cold bitch）“The project needs to be done by tomorrow at 3 p.m. Thanks.”“如果你能在明天下午三点之前完成这个项目的话，那就太！棒！了！非常感谢！！”（“可爱的花瓶”adorable eye candy）“If you could possibly have the project finished by tomorrow at 3 p.m., that’d be AMAZING. Thank you so much!!)”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她认为，正如社会训导女人怀疑自己身体的吸引力，“长久以来，这种文化氛围中的女人要通过表现出对自已话语正确性的不确定，才能获得安全感”。拉科夫说，女性相信，自己说话时犹豫不决才能被听者接受，因此她们会用“just”和“you know'”这样恭顺的短语来削弱她们话语的说服力，例如："I just feel like maybe we should push the deadline to Friday，yok如ow？”（“你知道，我只是感觉也许我们应该把截止时间延长到周五？”）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拉科夫曾经告诉《纽约时报》，称呼“女科学家”“女校长”“女总统”“女医生”是在暗示女人做这些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正常的”。这些性别限定词代表着女人拥有受人尊敬的职业只是例外，而这种潜在信息很可能渗透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过程。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或许，也可能只是因为如果你对一句脏话进行足够多的分析思考，它带的刺最终会被消除，就好像当你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一个词，它慢慢会变得没有意义而且听起来很奇怪。所以我愿意相信，终有一天，女性的性行为会永远不再受到谴责。到那个时候，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被称为“slut”，他们也知道其中几乎没什么冒犯的意思。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向国王请愿是没用的…有意义的斗争向来源自草根运动。”但我很欣赏罗斯的想法，我也同意，如果一种社会文化不再如此强烈地厌恶女性的性主权，“slut”的概念以及这个词本身就不会再引起共鸣，随后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萨顿这样分析道：“也许当我们用‘ho’称呼彼此时，我们是在认可一个事实，即我们都是女人，我们都有性生活，我们都自己挣钱，不依靠别人。而当我们称呼对方为‘bich'时，我们是在直面这个男人世界的现实，并肯定我们在其中生存下来的能力。只有抵抗，我们才能重新定义。”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一个如此重视男性的强硬和进取好斗、女性的优雅和恭顺的文化中，如果有人指责你不具备你所属的性别该有的样子，通常会让人感觉遭到了最严重的羞辱，因为这是在告诉你，你连自己最根本的东西都没做好，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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