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
超长句子
▼
首页
搜索
短句子
长句子
超长句子
“我能告诉你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切真的很令人沮丧吗？”在节目最后，戈登-史密斯这样说，“在街头采访的这几天，我一直相信人们是想要变得更好的，相信所谓街头骚扰的出发点一定是好的，相信男人真的只是想找乐子和夸赞别人。但是现在我的信念崩塌了，因为当我告诉人们街头骚扰让我们多么愤怒、多么难过，当我告诉人们性暴力的统计数据时，男人们的反应并不是‘我觉得这些很重要，我不应该再这么做了’，而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大多数女性没有在最高法院法官席上被打断发言的经历但她们都经历过言语性骚扰。在所有贬低女性的语言策略中，我们经常听到的往往是街头言语骚扰，因为（1）这是一种几乎所有女性，或外在形象被视为女性的人都经历过的性别压迫形式，而且（2）经历过的女性几乎都对此深恶痛绝。根据非营利组织“喊回去！”（Hollaback！）和“停止街头骚扰”（Stop Street Harassment）在2014年进行的两项调查显示，65%到85%的美国女性在17岁之前经历过街头骚扰。有此遭遇的女性涵盖各年龄段、种族、收入水平、性取向、地区，受害者中还包括许多男性，尤其是非异性恋和非顺性别男性。来自“停止街头骚扰”组织的数据显示，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跨性别者的受访者明显比其他人更容易遭受街头骚扰。黑人和西班牙裔也更容易遭遇频繁的街头骚扰。2017年，我自己做了一项小调查，让我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们用一个词来形容街头骚扰带给她们的感受：“渺小”“被贬低”“被物化”是最常见的回答。“喊回去！”组织的调查显示，在美国只有3%的女性认为街头言语性骚扰是一种称赞。 3%这个数字非常有趣，尤其是考虑到大多数被指控性骚扰的男性都说他们只是为了表达欣赏赞美。“我没那个意思”“我是在夸你啊”“我们只是普通人，就是想跟你打个招呼而已”。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过去的20年里，气泡音、句尾升调，以及“like”等已经超越了性别之间和代际之间的隔阂。30多岁的布莱恩·里德（Brian Reed）是2017年轰动全球的播客《狗屎镇》（S-Town）的主持人，和我听过的任何女性主播一样，他说话也用句尾升调。还有对《抢答》（Jeopardy!）参赛选手，以及在坚宝果汁（Jamba Juice）买东西的爸爸们的正式研究，都显示出现代男人绝对会在句尾提升声调，且乐此不疲。我61岁的父亲是一名神经科学家，已经使用了无数次气泡音。而且根据利伯曼2003年对电话谈话录音的分析，男性使用不同类型的“1ike”的频率比女性高。 当男性用这些方式说话时，人们似乎毫不在意，甚至都注意不到。只有当它们从女性嘴里冒出来，才会让人大惊小怪、烦躁厌恶。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化对气泡音、句尾升调和“like”的排斥实际上与这些言语特征本身无关，人们排斥的是最先把它们用在现代英语中的女性罢了。 几十年来，语言学家一致认为，年轻的都市女性往往是我们语言的创新者。就像韩国之于美容产品、硅谷之于应用程序一样，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女性创造着，抑或孕育着未来的语言趋势——尽管不是有意为之，也不是为了钱。利伯曼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发现世界上正切实发生着某种变化，那么年轻人将会引领老年人适应变化，而女性的步伐往往可能比男性领先半个世代。”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教育年轻女性该怎么说话这件事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宾·拉科夫最著名的贡献是列出了一系列她观察到的“女性语言”的特征。这基本上就是奥托·叶斯柏森书中《女性》那一章的准女性主义翻版。拉科夫列举的“女性语言”特征包括：倾向于过度道歉；形容词“含义空洞不明”，比如“Thischocolate mousse is heavenly'”（这巧克力慕斯棒极了)；过分礼貌，比如“不知道你是否介意我”；过分强调，比如“那个演出我爱死了！”；表达请求不直接，比如会说“我感觉包裹还在楼下哎”，而不是直接说“你能去拿一下包裹吗？”；语法过度矫正(hypercorrection),比如说“between you and I”,而不是“between you and me”（你我之间)；使用模糊限制语，比如“kind of”（有点)、“you know”;使用句尾附加问句，比如“那部电影很好看，不是吗？”；回避脏话，比如会说“Goodness gracious”(我的天哪)，而不是“Holy shit”(我靠)。 拉科夫的观点是，女性之所以会比男性更系统性地使用上述语言策略，是因为她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接受了这些文化期待，即女性必须表现得温良恭顺和不自信。拉科夫做出这些论述的积极意义在于，她让人们前所未有地开始关注语言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帮助阐明语言会以何种方式延续现有的性别刻板印象方面，她的方向是正确的。在她之前，从未有语言学家正式提出过一个人使用的语调或问句类型可以透露说话者的性别，并由此帮助他们或阻碍他们获得尊重和权威。但是，拉科夫的错误之处在于，她建议，如果女性希望得到平等对待，就应该适应并模仿男性的说话方式。按照拉科夫的说法，软弱这一特质已经(尽管不公平)与女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不仅是在言语方面，而是与女性有关的所有方面；因此，如果女性想要别人不这么认为，她们就应该抛弃我...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们语言中许多情绪强烈的短语——比如“pussy”和“motherfucker”——都是从顺性别男性的视角描绘了一幅女人、男人和性的画面。这类词把性行为描绘成向内插人式的，把阴茎描绘成暴力而强壮的，把阴道描绘成软弱而被动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1995年，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波音美人》的文章，作者是一位飞行员，他这样描述他的波音727客机：“我的妻子乔安娜今天遇到了她的竞争对手。在我们31年婚姻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知道‘另一个女人’的存在…当然，我说的是一架飞机…但这是一架多么好的飞机啊。”一个爸爸炫耀他刚上过蜡的宝马摩托车，说：“她可真是个美人儿！”一个IT人员在你工作的时候停在你的办公桌前，看了看你出了故障的笔记本电脑，说：“把她打开！”2011年，一群语言学家在《流行文化杂志》（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商家销售的带有性别歧视的纪念T恤其上印着的标语包括“卡特里娜，那个婊子！”“我被卡特里娜骚扰、鄙视，还被她肏了：臭婊子”“让卡特里娜吹我吧：她阻止不了我去2006年的油腻星期二狂欢节”。20世纪20年代，男性语言学家为这种赋予物体人称代词的做法起了个名字，称之为“升级”（upgrading），好像把这些东西叫作“她”，就把它们提升到了人类的地位。他们不明白的是，这样做是同时把女性贬低到玩物和私有财产的位置。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不过，这些女性确实做对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她们成功揭露了无处不在的男性中心主义，这种男性中心主义在正式的语言指南的编制中仍然存在，原因很简单，从古至今词典编纂、创制语法等工作一向只允许男性从事。比如说，你知道“lesbian”这个词直到1976年才被收入《牛津英语大词典》吗？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作家塞西尔·戴-刘易斯（Cecil Day-Lewis）的以下宝句被列为了该词的例句：“I shall never write real poetry. Women never do，unless they're invalids，or Lesbians，or something.”（我永远写不来真正的诗。女人永远写不出诗，除非她们身体残缺，或者是女同性恋，或诸如此类。）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那么，一个更好的问题——也是兹维基似乎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男同性恋者采用了属于女性刻板印象的语言特点，而女同性恋者并没有采纳男性的言语风格呢？为什么男同性恋者会反转自己的性别，而女同性恋者却不会？ 答案很简单：并非女同性恋者不以男性的方式说话，只是女人说话像男人并不似男人说话像女人那样令人厌恶。“谁想做女人啊？”纽约大学的语言学家路易丝·O.沃什瓦里在电话中开玩笑地问我，“一个男人若想成为女人就是自贬等级。” 这种自贬的感觉再次证明了我们文化中的那个观点，即男性化的语言是中性的、无须标记的默认标准，而女性化语言则代表着异类。从默认的标准风格切换到被专门标记的异类风格，比从异类转为标准更能引起注意，所以当一个男人张开嘴吐露“女性化”特征时，我们就会后退。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当一个男同性恋者因为说话方式而感到耻辱，都是因为这种说话方式违背了我们对一个男人应该如何说话的期待。然而与此同时，在泰勒的调查访谈中，没有哪个女同性恋者因为听起来太“坚决果断”而被送到言语病理学家那里。 多年来，一直有语言学家试图像识别男同性恋者声音那样辨别女同性恋者声音的特点，但他们没找到多少线索。我说的“没找到多少”其实是“什么都没找到”。1997年，斯坦福大学的音系学家阿诺德·兹维基（Arnold Zwicky）提出，我们能感觉到并不存在某种“女同性恋语言风格”，可能是因为当男同性恋者使用众所周知的“声音”时——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是在发出渴望脱离常规的异性恋男性气质的信号。而女同性恋者通常更认同，而非反抗自己所属的性别群体，所以她们不需要刻意将自己与异性恋女性区分开来。在兹维基看来，女同性恋者首先是女性，其次才是女同性恋者，而男同性恋者则相反。 女同性恋者有如此强大的性别团结意识（废话，女人是最棒的），我非常喜欢这个想法。然而，“为什么没有与男同性恋声音相对应的女同性恋声音”首先就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把男同性恋者的经验作为标准来衡量女同性恋者的经验，而不是把女同性恋者的经验视为独立存在的东西。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JSTOR Daily的计算语言学家和语言专栏作家陆弛（ChiLuu，音译）曾经指出，辱骂是为了指责一个人的言行不符合说话人的标准，其最终目的是规训受辱者的行为以使之符合说话者对该群体的期望形象。“nasty”和“bossy”就是在批评女性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甜美和温顺——因为她们想要太多的权力。同样，“wimp”和“pansy”（娘娘腔）这样的词指出了一个男人没有达到男子气概的标准——男人应有的样子。在一个如此重视男性的强硬和进取好斗、女性的优雅和恭顺的文化中，如果有人指责你不具备你所属的性别该有的样子，通常会让人感觉遭到了严重的羞辱，因为这是在告诉你，你连自己最根本的东西都没做好，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他只是希望我听到他的声音，让我明白他能控制我，至少在那几秒钟能控制我。因为街头骚扰本质上与性无关，它只关乎权力。自父权制出现以来，语言一直是男性维护其统治地位，确保女性和其他受压迫的性别无法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主要手段。在公共场合猥亵地调戏陌生人可能是他们最浮夸的策略之一，但这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策略。其他剥夺权力的策略还包括，150给女性贴上“overemotional'”（过度情绪化）、“hormonal”（荷尔蒙过剩）人“crazy”（疯狂入“hysterical”（歇斯底里）‘的标签，以此将她们的经历贬低为不可采信的、不值一提的；或者在工作场合称女同事为“sweetheart''（甜心）或“young lady'"（小姑娘），把女同事（通常是潜意识地）贬低到从属于他们的地位。…… 其他基于性别的权力游戏包括以一种高人一等的“教你做事”的口气与女性交谈，也就是“mansplaining”（男性说教）。…151上了 不停地打断女性发言也是一种类似的控制策略。……更糟糕的是，男人还有完金不做回应的行为。罗宾·拉科夫曾指出，打断别人发言所传达的含义是说话人在此没有发言权，或者他们说的话不重要，但是完全不回应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受害者发言的存在。这就像是在说，女人根本不可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所以对听者来说，女人的发言可能只是一阵噪声有点大的风，根本不值得回应。…… 男人还有一种行为是，当一个女人指出他们的不妥行为冒犯了自己时，他们会反驳并否认女人的指控。男人经常随意地用语言来支配女人并不是什么新闻。我们很难忘记，不久以前女人甚至在法律或政治意义上还不被认为是“人”（美国女性直到19世纪末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财产，半个世纪后才拥有投票权，而这还仅限于白人女性）。尽管女性在商界和政界的优秀代表越来越多，但整体而言，女性的境况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好转。相...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现在到了有趣的部分：了解了性别侮辱如何演变以及它们的作用之后，我们必须弄清楚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怎样才能进一步确保像“bitch”“slut”“pussy”这类词彻底去污名化且不再倒退回侮辱性词语呢？我们如何才能以一种既有趣又活泼的方式来使用语言，同时又不会延续有毒的性别刻板印象呢？ 女性主义媒体大亨安迪·蔡斯勒告诉我，为了减少性别羞辱带来的伤害，我们可以采取的第一步是避免用它们来辱骂别人，也就是只在褒义的语境中使用它们：“Wow，impressive，she's a bad bitch！”（哇，太飒了，她可真是拽姐！）而不是“Fuckher，that evil bitch”（肉，臭婊子）。另一个办法是，我们可以完全摒弃它们，毕竟并不是每一个侮辱性词语都能被收复再定义。有些女性主义者就认为“slut”这个词就应该被取缔而不是重新定义，因为用一个词“专门”来形容性经验丰富的女性，本来就是居心不良。 如果一种社会文化不再如此强烈地厌恶女性的性主权，“slut”的概念以及这个词本身就不会再引起共鸣，随后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某种语言表达消失的现象以前就发生过，例如“old maid”和“spinster”（老处女，老姑娘）”这类词早就过时了，因为到了21世纪，人们不会再批评一位女性到了40多岁仍然单身了。简而言之，当侮辱性词语所包含的偏见瓦解，这些词自然也就过时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为什么这么多女性愿意使用这些令人不快的、男性发明的隐喻来互相贬低，却从未问过其中原因？ 我先说个简单的答案。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则被教导要跟随他们的领导、要取悦他们，因此我们会想方设法去适应为我们设置的语义范畴：假正经或者妓女，贱人或者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恋。但是我也有一个略微复杂的答案，即上述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 麦康奈尔-吉内这样解释道：“当一个人说得越多听得越少，他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识一样产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识。”她这样说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对于一件事情是心知肚明的，即男性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存在且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不会也无法选择能代表女性立场的隐喻。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那“sissy”而不是“buddy”就会是称呼好朋友的词，“pussy”也许会代表“骁勇善战的女王”。然而，亦如麦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被压制贬抑的道路。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但将女性比作甜点是我个人最喜欢分析的模式。凯特琳·海因斯（Caitlin Hines）是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一位语言学家，她的大部分研究都致力于探明英语使用者把别人比作食物时的潜规则。1999年她进行了一项分析，发现女人被系统性地类比为甜的、水果味的食物，比如果馅儿饼和纸杯蛋糕，而男人类同的食物更具“男子气概”，如“beefcake”（肌肉猛男）这个词。更明显让人不适的是，像海因斯描述的那样，与女性相关的甜点总是“外硬里软，中间多汁，要么可以切成不止一块——‘cherry pie'（樱桃派；处女的阴道）、‘pound cake'（磅蛋糕；丰美翘臀），要么可被想象为一份易拿取的或外有包裹的甜点一‘crumpet'（烤面饼；性感美女）、‘cupcake’、‘tart’”。你从来不会听到女人被称作冰激凌甜筒或者巧克力慕斯，因为人们认可并熟知“piece of ass”（臀部；性感的女人）的隐喻并一以贯之：女人嘛，是像单人份小糕点一样甜甜的东西，很容易到手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而将女性比作动物和甜点的本质是把女性贬抑到与它们相同的地位，并使女性因为性而受到谴责。把人类比为动物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女性独有的，几个世纪以来，所有性别的人都用野兽和家畜来形容人的习惯和外貌。女性当然也会拿别人——包括其他女人——跟动物做比较，她们之间相互调侃“bitches”和“cows”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她们也把男人比作动物，比如一个男人很邋遢，或者将女性当作“性猎物”，他会被叫作“pig”。但女性用这些词都是对行为的比喻，并不是判断被比喻者多大程度上会为了取悦他人而“委身相许”。相比之下，当男人用动物来比喻女人时，其象征意义往往是这样的：女人注定应该被捕猎（像鸟一样），被驯服（像小猫或奶牛一样），或者让人感到畏惧（像美洲狮一样）。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1975年出版的《语言与女性地位》一书中，拉科夫最著名的贡献是列出了一系列她观察到的“女性语言”的特征。这基本上就是奥托·叶斯柏森书中《女性》那一章的准女性主义翻版。拉科夫列举的“女性语言”特征包括：倾向于过度道歉；形容词“含义空洞不明”，比如“This chocolate mousse is heavenly”（这巧克力慕斯棒极了）；过分礼貌，比如“不知道你是否介意我…”；过分强调，比如“那个演出我爱死了！”；表达请求不直接，比如会说“我感觉包裹还在楼下哎”，而不是直接说“你能去拿一下包裹吗？”；语法过度矫正（hypercorrection），比如说“between you and I”，而不是“between you and me”（你我之间）；使用模糊限制语，比如“kind of”（有点）“you know”；使用句尾附加问句，比如“那部电影很好看，不是吗？”；回避脏话，比如会说“Goodnessgracious'”（我的天哪），而不是“Holy shit'”（我靠）。拉科夫的观点是，女性之所以会比男性更系统性地使用上述语言策略，是因为她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接受了这些文化期待，即女性必须表现得温良恭顺和不自信。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语言学中，reappropriation（重新占有入reclamation（回收、收复）或resignification（重新赋予意义）是指一个群体用新的方式来使用曾经用于贬损该群体的词语或器物的文化过程。语义的reclamation（收复并重新定义、词义矫正）影响了诸多话语领域，尤其是个人赋权和政治赋权方面。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科茨发现，当男性互相提问时——他们和女性一样频繁地这样做，但他们从来没有因此被指责缺乏安全感——他们通常是在询问信息和寻求答案，但就女性来说，提问具有不同的作用。女性提问的用意是欢迎每一位参与者加入对话，并保持整体对话的顺畅进行。全女性对话之所以具有精妙的水平结构，是因为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将自己定位为当前话题的主导者，而且她们提出的问题都要符合这一要求。“女性不提出寻求信息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她们愿意相信说话者‘知道答案'，是一个内行。”科茨解释道，“在友好的交谈中，女性会避免把自己当作了解一切的专家，因此也会避免导致谈话失衡的言行。” 女性的谈话也有独特的轮转结构，科茨把这种谈话风格比作即兴演奏会。“一场即兴演奏会的决定性特征，”她说，“是费个会话同时对所有参与者开放。”在这类会话中，你可能会听到几个人同时在说话，相互重复或者复述对方的话。谈话中的所有人都在共同构建交谈的意义，所以“每次只能一个人说话”的规则在这里不适用。“几个人同时说话并不会影响理解，”科茨解释说，“相反，这会促进话题在多个层面上向前推进。” 这种即兴演奏会式的轮转结构在全男性的会话中非常罕见。事实上，科茨发现男性会话中最显着的特点之一——一个有助于维持其垂直等级结构的特点——就是他们的会话往往是交替的独白，或者是一名发言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发言，其间没有任何打断，葚至连最小反应式的插话都没有。这个特点使说话者“成为专家”，并向别人展示自己关于某个话题的知识储备。科茨解释说：“因为大多数男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每次一个人说’的轮换模式，所以多人同时说话被认为是反常的、企图轮夺主导权的违规行为。”由于这个原因，男人有时候就认为女人之间即兴演奏会式的多人会话是侵略性的，非常粗鲁。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15世纪晚期以前，“gender”这个词只被用来描述语法范畴，比如阳性名次和阴性名词，从未用在人的身上。《牛津英语大词典》记录的第一个用“gender”描述人类的例子要到1474年才出现，但在当时，这个词只是“sex”的同义词——“男性或女性”状态——这也就是在接下来的500年里人们对它的理解。人们可能仍然容易混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中所包含的身体特征（现在被理解为“生理性别”）和其中的文化、身份要素（“社会性别”），因为这两个词半个世纪以来总是可以相互替换使用。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身体和社会行为可能并没有内在的联系，才有人提出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的语义差异。 最先让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差异出现在我们的主流文化视野内的人，是20世纪中期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活动家们——她们的斗争目标包括同工同酬和生育自主权等。她们发现，把自明的生理性别与所有基于生理性别而强加于人的文化期待区分开来，对政治斗争是有帮助的。活动家想借此表明，女人并不是天生就只适合过当时大部分的女人被迫过的那种生活。她们最终想要推翻的流行观点是：女人“天生”倾向做饭、缝纫和行屈膝礼，而不是刻板印象中男性倾向做的事情，比如穿西装和掌管世界。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牛津大学的语言学家德博拉·卡梅伦在英国国家语料库（这是一个综合数据库，包含从各种来源收集的超过一亿个书面语和口语单词，该语料库台在提供20能纪末英国英语的代表性样本）中找到了证据。扫描数据库之后，卡梅伦发现当人们使用“female”而不是“woman”作为名词时，通常是在明显的负面语境中。例如：1.My poor Clemence was as helpless a female as you'd find in a long day's march.(我可怜的克莱门丝是众多历多长途跋涉、绝望无助的弱女子之一。) 2.Stupid,crazy female"was all he said as he set about bandaging it.(“蠢婆娘！疯婆子！”他一边包扎一边说。) 3.A call yesterday involved giving the chatty female at the other end one's address.(昨天在电话里把地址给了听筒那头的长舌妇。) 这些例子都包含说话者对被谈论者的贬损。尽管就算鬼“female”这个词换成 “woman”，他们的表述仍然带有侮辱性，但是会像卡梅伦说的那样“少了几分毫不掩饰的轻蔑”。语料库数据还显示，“female”作为名词，几乎从来不用于褒义语境，你不会听到有人说：“My best friend is the kindest，most generous female I have ever met.”（我最好的朋友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慷慨的女性。） 为什么在故意贬低女性的时候，说话者经常选择使用“female”这个词呢？卡梅伦推测，这可能是出于想攻击女性在生理结构上有缺陷的心理。这句话的意思是，“female”是一个用来措述动物躯体的科学术语，指...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尾页
跳 转
取 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