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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语言诞生之初，我们用来指代人的名称就象征着其指称对象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我说的不仅仅是侮辱性指称，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个人的法定姓名。70%的美国女性仍然认为她们应该在婚后改随夫姓，而这意味着自己的人身所有权从她们的父亲转移到了她们的丈夫手中——她们或许没能意识到其中深意，或许是不愿意承认。我们并不是随机偶然地把一个女人等同于农场里的动物或者水果糕点，这其实显示出说话人相信（或者想要相信）事实就是如此。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但其实她们只是为了缓和语气，而且有研究显示，填充短语的使用有助于在会话中建立信任和产生共情。科茨解释说，类似的填充短语“被用来维护所有参与者的面子讨论敏感话题，并鼓励其他人参与进来”。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不期望“vagina”“penis'”这两个词，以及那些欠妥的俚语代称完全消失。但我喜欢鼓励女性和性别酷儿以他们喜欢的方式描述性和他们自己的身体，不用在意医疗专业人士、电影或色情片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说。我们不如从第一步，对性伴侣使用我们选择的词语开始，接着在生活中对我们的朋友使用它们，然后把它们带到互联网上，看看结果如何呢？也许这些词背后的含义会逐渐渗入文化意识当中，终有一天，把阴道叫作“VCVC”和“sex sheathing'”（性爱鞘）会跟“snatch”和“screw”一样普遍。也许用自己造的词给自己的身体部位重新命名的想法终究会流行起来。也许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随之而来的最终会是性权力天平的重新平衡。VCVC：我听到过的另一个女性发明的短语是朗朗上口的复合短语“vaginal-cliteral-vulval complex”（阴道-阴蒂-外阴复合体），或简称“VCVC”。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将性描述为一种快乐体险，并将快乐体验与生育分开，承认女性有积极主动的性欲、是自信的性主体，而且性过程不必以勃起的阴茎为中心，这类话语将挑战并对抗现有的权力结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神话，一个讲述相互探索、交流、发现和被此满足的神话，在其中，插入阴茎不再是最终目的，而是享受情爱的多种可能方式之一。”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所以，如果有人因为不喜欢你在句子结尾压紧声带发出气泡音、经常说“对不起”或是其他语言特征，就批评你愚蠢可笑、想让你感到难堪，请记住：就算那些“正常人”不理解你，语言学家也会懂你、支持你的。毕竟，那些讨厌你的人可能只是在为你用他们无法控制或理解的方式改变了世界而感到痛苦。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年轻女性能推进语言的创新是因为她们把语言视为一种维护自己权利的工具，而在现有的文化环境中，除此以外她们并没有很多其他选择。对于那些希望提升社会地位的女性来说，语言是一种赋权的资源，世世代代都是如此。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母语》中描述的反乌托邦式父权未来，努力使我们的文化一点一点地朝与之相反的方向发展。“总体来说我是乐观的。”拉尔·齐曼在电话里满怀渴望地欢呼着告诉我，“我认为文化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将为那些需要好东西的人带来更多好东西。”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们普通人每天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就是：学习知识，了解我们言语中每一个受迫害的元素——模糊限制语、句尾升调、咬舌发音、气泡音——背后都有一个合理的、强有力的、可证明的存在理由，然后怀揣着这些知识自信地生活。当有人试图质疑你的声音，或对你使用性别歧视语言时，要清楚地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他们会被误导，这样可以帮助你与他们展开对话。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mansplain”。这个流行词的发明要感谢多产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她在文章中讲述了一件事：她在一次聚会上被迫忍受一个陌生男人居高临下地向她解释一本历史书里的内容，她想让那个男人知道这本书其实就是她写的，却一点插话的机会都没有。然而，如果你在“城市词典”上查阅“mansplain”排在前列的词条解释，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准确反映了其本义——至少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在“城市词典”上创建词条，该网站的所有内容全都来自用户，最热门的词条解释也是由用户投票选出的。从理论上讲，这样可以使我们记录和定义词语的方式更加民主化，但有时事情会出差错。mansplain'”被点赞最多的三个定义如下： 1.基本上指的是男人向女人解释某件事，却因此受到责备。说真的，就算你想，也编不出来。 2.即女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向男人解释事情。 3.女性主义者[原文如此]用高人一等的口气跟男人说话，只因为他们生而为男。我敢打赌，这些“定义”是那些受到女性的新能力一她们竟然找到了描述听男人说教时的感受的方法一强烈冲击，以及更喜欢诋毁女性，而不是倾听她们声音的男人们写的。在我看来，他们创建的词条完美证明了一件事：女性，以及所有受压迫群体，是有能力想出新词来表达曾经无法明言的经历的，但有时反对的声音往往大得盖过了进步的声音。虽然“城市词典”对“mansplain”的释义是错误的，但几个月后，我在线上《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com）找到了这个词，它的词条令人宽慰地写道：“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向女性解释某件事，假定她对这个话题一无所知。”这更准确地反映了该词的原意。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就连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一块田园诗般的自由飞地，里面随处可遇见18岁的原声吉他天才）的女性主义学者亚当·塞特拉（Adam Szetela）也认为，我们将面临一段艰难的道路。塞特拉告诉我：“我认为女性主义语言这一进步性的变化会遭到——其实已经遭到了——某些强烈反对和抵制。”他的理由是保守右翼及其“极右翼继兄弟”将继续坚定地阻止女性主义价值观在英语中的主流化。塞特拉认为，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尤其造成了倒退效应，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扭转过来。“虽然在某些领域，些过去可接受的说法现在因变得不妥而被淘汰掉了，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却在日常生活中塑造着性别歧视…而且无须承担任何后果，”他在2017年12月给我的信中说道，“因此，特朗普时代那些即将成年的年轻男性所接收到的信息是，性别歧视言语是一种社会可接受的与女性联系、互动及谈论女性的方式。”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戴莉和卡普蒂是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死硬派，她们真诚地相信女性性别在智力和道德上都是更优越的，一个由女性领导的世界应该是我们的现实目标（大部分政治右翼人士觉得所有女性主义者都是她们这样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男人，以及任何人，当他们希望显得更有权威时，通常都会降低自己的音高，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是下意识的。相比之下，高音是体形小（比如吉娃娃）、不成熟（像孩子的声音）和过度情绪化（出于欢乐、兴奋、恐惧的尖叫）的关键标志。就像卡梅伦所说：“说一个女人的声音‘刺耳’也是在暗示‘她无法控制自己’。”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对现实生活中拒绝案例的分析表明，讲英语的人往往会遵循一套明确的模式，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拒绝事物，这其中并不包含大声说“不”。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豫+使用模糊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这项作业”，或者“哦，对不起，我得回家喂猫了”。作为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别人话里的意思，不管对方是委婉含蓄还是直截了当。——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有直接说＇不’啊。我又不会读心术。”然后我们的社会文化会说：“有道理。还是她的错。”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学者贝丝·A.奎因（Beth A. Quinn）曾指出，根据对性侵犯事件的研究，关注女性的性特征可能会“抹杀对她的能力、理性、可信赖性，乃至人性的认可”。换句话说，一个女人可以是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智商180，或者一个在法庭上论辩的检察官，但一旦男性被告律师称她为“亲爱的”，以上一切就全被剥夺否定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2017年，喜剧演员彼得·怀特（Peter White）对街头骚扰者的荒唐辩解进行了精辟的纠正：“我认为男人应该遵守这条黄金法则：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不要在街上对一个女人说任何你不想在监狱里听到其他男人对你说的话。”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茨和她的同事们研究了许多不同的全女性群体和全男性群体的语言风格，也就是“性别语言”（genderlect）。他们研究了不同的年龄、种族、文化、性别和社会经济阶层，虽然这些因素千差万别，更不用提这些会话的语境有多少差异（从早午餐桌到会议室，会话当然不总是一样的），但有一个观察结果是不变的：男人的语言风格可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 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建立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然，我们可以选择尽最大努力参与其中，也可以选择置身事外、作壁上观。但无论我们做出什么选择，都要明白语言无论如何都会沿着它自己的道路快乐前进。顽固偏执的保守派和自命清高的迂腐学院派将被留在车站，而在语言上灵活多变、包容各种性别的一代人将乘车远去，融入落日余晖。 我希望能在远方见到你，听说那里会有一场盛大的聚会。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对位于双重束缚两端的女性进行批评是利用语言物化女性的一种手段。只要女性担任权威职位仍然是一件奇怪的事情，那么她们的衣着、身体、声音以及性别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遭受不怀好意的打量评判。她们将被迫在两难的境地中走钢丝，小心翼翼地避免落入标有“可爱的花瓶”或者“粗鲁的泼妇”的盒子里。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她们的声音轻柔温软，从不聒噪；音高略低，从不刺耳；经常夹杂着撩拨人心的咬舌发音和带外国口音的长元音。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们属于那类不想成为总统，也不想成为首席执行官，而只是为了娱乐我们而存在的女人。如果这些女性要竞选公职，我敢保证，她们会因为听起来不够权威而受到抨击。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无论你分析多少份剪报，你也找不到任何一家媒体在描述男性权威人物的演讲时使用性隐喻，然而与此同时，你会发现对女强人进行性类比的大量例子。卡梅伦分析了2016年英国大选时的媒体评论，惊讶地发现女性政治家，甚至包括女性辩论主持人，经常被比喻为几个典型的女悍妇形象，比如不苟言笑的女校校长，或者《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中恶毒的护士。卡梅伦说，这些人物形象的共同点是，她们都“上了年纪，通常都样貌丑陋，要么性冷淡要么性饥渴，她们永不满足的欲望让男人感到恐惧”。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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